魯迅談與蔡元培蕭伯納合影
魯迅是人不是神，是人就難免具有人與生俱來的人性的某些弱點。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只會使魯迅形象在國人心目中更為可親可敬！作為魯迅的同鄉和前輩，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對於魯迅可謂有知遇之恩。在魯迅兩次陷入困境時，蔡元培都伸出了援手，並在魯迅逝世後，不顧他人非議，高度評價魯迅併為《魯迅全集》作序。
復旦大學附屬中學語文特級教師黃玉峰則在查證資料後指出，魯迅在與蔡元培的交往中，並沒能顯示“君子之風”。他在追溯往事的同時，期以此文拋磚引玉，與研究魯迅的學人商榷，以求更接近歷史原貌。
“木瓜之役”
第一次幫助是在1912年。1909年“海歸派”魯迅回國後，謀職並不順利。先是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做教員。參與了學潮，反對校長夏震武。結果兩敗俱傷，校長辭職，而魯迅也被炒了魷魚。
這就是有名的“木瓜之役”。
“木瓜之役”後，魯迅的處境相當不順，他在與好友許壽裳的信中說：“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當較善乎？”“僕頗欲在它處得一地位，雖遠無害，有機會時尚希代為圖之。”話說得很辛酸，把故鄉說成“棘地”。有意思的是，信中還一再關照許不要把自己落魄的情形告訴某人，因為此人“善揚人短”，會看他的好戲。由此可見，魯迅當時的狼狽。
暑假過後，魯迅開始了他第二份工作，任紹興府中學堂博物教員。但薪水微薄，“不足自養”。家境更沒有因為魯迅歸國而好轉。1910年，不得不賣地罄資，1911年初，甚至到了“分析公田”的地步。
就在魯迅不知去何方的時候，接到孑民先生的邀請。1934年魯迅在《自傳》提到過這件事，說：“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辦事，由此進北京，做到社會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長。”在“精兵簡政”的當時，“科長”已經是不小的官了——儘管魯迅對這個職務並不太滿意，一再地表示“枯坐終日，極無聊賴”。這個京官，他一做就是十四年，直到“三一八”事件之後丟掉了這個位子。
聘其為“特約撰述員”
第二次提攜是“丟官”一年之後，即1927年年底。
當時魯迅從廈門到廣州，因為不願與顧頡剛共事，離開中山大學。在廣州閒居到9月，便決定到上海暫住。剛到上海，便陷入了困境。就在這時，又是蔡元培幫了他大忙。1927年12月8日，擔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給了魯迅“特約撰述員”的美差，月薪300大洋。這是一筆極其豐厚的固定收入，它成了初到上海的魯迅的救命錢。
這個閒職不需要上下班，不受制約，沒有具體要求。賜予的對象，唯一的條件是要求受聘者埋頭進行獨立的學術研究。從書信中顯示，魯迅的這一職位並非順利獲得，而是通過關係“爭”來的。
章廷謙曾在北大任蔡元培的秘書。他在這中間起了作用。當魯迅通過許壽裳獲知蔡元培已口頭表示要聘其為“特約撰述員”的消息後，曾先後在給江紹原、章廷謙的幾封信中，懷疑天上真的會掉下這麼大的餡餅。
10月21日，他在致同樣有可能被受聘的江紹原的信中問道：“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
10天后的信中又說：許壽裳“所談事迄今無後文，但即有後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對於該方面的感覺，只覺得氣悶之至不可耐”。情緒多變的魯迅，這時懷疑消息的可靠性，表示不想去端這個金飯碗了。
又過了7天，他致信章廷謙說：許壽裳說“南京將聘紹原，而迄今無續來消息，豈蔡公此說所以敷衍季弗（許壽裳）者歟，但其實即來聘，亦無聊”。魯迅真正關心的是南京方面聘不聘“我”的事，這裡卻單說紹原，省略了“我”；而且懷疑蔡公在“敷衍”他們。
又過了一個月，也就是蔡元培的聘書送達前的十幾天，盼聘書盼得六神無主的魯迅，實在無法按捺心中的怨氣，在給章廷謙的信中，盡情發洩了對蔡的不滿：“太史之類，不過傀儡，其實是不在話下的，他們的話聽了與否，不成問題，我以為該太史在中國無可為。”然而，最後的結果是，蔡太史沒有食言，魯迅也沒有拒絕這個“無聊”的飯碗，而且一吃便是4年多，直到因“絕無成績”被裁撤。
蔡元培為《魯迅全集》作序
其實仁厚的蔡元培對魯迅的關照，還不僅在他生前。
魯迅死後，孑民先生列名於治喪委員會，併為他寫了輓聯：“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
《魯迅全集》初版時，蔡先生還為之寫序，稱魯迅為“新文學的開山”。據悉，蔡先生終其一生，只在人前讚揚周樹人，沒有在人前臧否過魯迅，更無一書面文字貶抑。
眾所周知，元培先生是公認的長者。他去世時，毛澤東也發電文，稱他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哲學家馮友蘭寫回憶錄，說當年只是從蔡校長的面前走過，就感受到他那“如沐春風”的氣象而終身難忘。可見先生的人格魅力。
照例，生活中能遇到這樣一位長者，是天大的福分。對於這樣大的恩典應該感恩戴德，敬重有加，沒齒不忘而唯恐不及。但，魯迅沒有。
1926年2月，身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蔡元培從歐洲考察回滬。記者報道了他的談話，“對學生界現象極不滿。謂現實問題，固應解決，尤須有人埋頭研究，以規將來。”
魯迅便在《無花的薔薇》裡刺了他一下：“蔡孑民一到上海，《晨報》就據國聞社電報鄭重地發表他的談話，而且加以按語……我很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國聞社的電碼有些錯誤了。”
1927年6月12日，魯迅在給章廷謙的信中，對蔡先生很不滿意：我很感謝你和介石向孑公去爭，以致此公將必請我們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學乎，胡適之已“革命”了，所餘者，只有“可惡”而已。可惡之研究，必為孑公所大不樂聞者也，其實，我和此公，氣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後，他所賞識者，袁希濤蔣維喬輩，則十六年之頃，其所賞識者，也就可以類推了。1927年10月21日，許壽裳告訴魯迅向蔡元培推薦的事。魯迅在致江紹原的信中表示懷疑，說：許壽裳“有信來，先以奉聞。我想此事與兄相宜，因為（兄）與人鬥爭之事較少”。
魯迅表示：我不是君子
一年以後，研究院這個飯碗在蔣夢麟任部長的教育部裡改名為“教育部編輯費”，魯迅一面罵國民政府，一面還是領取津貼。直到1931年12月，行政院長以魯迅4年多未研究學問為由，予以裁撤。
蔡元培為此事再度出面補救，以失敗告終。
這次魯迅是表示感激的，但同時又託蔡元培設法為自己的弟弟周建人謀職。1932年3月2日，魯迅在致許壽裳信中寫道：“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為之設法，實深感激。惟數年以來，絕無成績……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當，受命之日，沒齒不怨……今所懇望者，惟舍弟喬峰在商務印書館作館員十年，雖無赫赫之勳，而治事甚勤，始終如一，商務館被燹後，與一切人員，俱被停職……可否乞兄轉蔡先生代為設法……”
魯迅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白拿了4年多津貼。不過，信上說“沒齒不怨”，心裡是否有怨，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蔡先生還是幫了他。由於有“蔡先生設法”，周建人終於保住了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職位。
人要懂得感恩。中國人傳統文化講究一個“義”字。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不過，魯迅是不屑的，在魯迅看來，這是“吃人”的封建禮教。魯迅一貫鄙視“正人君子”，並一再表示：我不是君子，我“無君子之風”。魯迅對自己的評價，不知道是否有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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