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一直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
喜歡他的人，說他真性情，活得恣意瀟灑又有樂趣。
不喜歡他的人，說他吃喝嫖賭抽、用情氾濫、學問簡陋、譁眾取寵、千夫所指。
其他的路人，對胡適的印象一般都是“扛著五四新文化運動大旗”“謹肅老成、節制理性”。
胡適每一篇發表的文章都會引起爭議，或褒或貶、或謳歌或批判，眾說紛紜熱熱鬧鬧。
胡適呢？他倒是一直秉持一種“老僧不聽不聞不見”的態度，面對所有的評價。
對那些謾罵他的人，他說的是：“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候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候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凡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捱罵。”
胡適怎麼能做到這麼大度？那是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有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他捱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在他看來，“這代表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周國平有一句話，“真正的精神
強者必是寬容的，因為他足夠富裕。嫉妒是弱者的品質。”如果這樣來說的話，胡適就是個真正的精神強者。
年輕時的胡適，一直自我放縱。1909年，他寄身的中國新公學解散，胡適感到生活無所依靠、精神無處寄託，又逢家庭變故，母親病倒、親人亡故、兄弟分家，十八九歲的胡適窮困潦倒。
那時候的他，“邇來所賴，僅有三事，一曰索，索債也；二曰借，借債也；三曰質，質衣物也”。他感到“前途茫茫，毫無把握”。“在那個憂愁煩悶的時候，又遇到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著他們墮落了。”於是看戲、打牌、逛窯子成為胡適排遣自己的三大方式。
從美國留學回來的胡適，經過“文學革命”後，成為當時的風雲人物。1917年，年僅26歲的胡適，博士文憑都沒拿到手就應蔡元培之邀成為北大教授。
雖然胡適給人們留下“謹肅老成、節制理性”的印象，但他內心一直有著放肆不憚、易於沉溺的一面，他自己也是知道的。他曾自己承認，“我可以過規矩的生活，平時偏向莊重，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我沒有嗜好則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賭。我對於那種比較嚴重的生活，如讀書寫詩，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為我有這個容易沉溺的弱點。”
看一看胡適在留學時寫的日記：
7月4日新開這本日記，也為了督促自己下個學期多下些苦功。先要讀完手邊的莎士比亞的《亨利八世》…… （以下省略）
7月13日打牌。
7月14日打牌。
7月15日打牌。
7月16日胡適啊胡適！你怎麼能如此墮落！先前訂下的學習計劃你都忘了嗎？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7月17日打牌。
7月18日打牌。
打三天牌，然後自省一天，再接下去打……原來大師跟我們也沒有什麼差別嘛！
1919年，知識分子都在談主義，他卻要大家研究問題。
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即將爆發，他卻主張放棄東北。
1949年，文化名人多選擇留大陸，他卻堅決要去臺灣。
他捱過的罵不可謂不多，“喪行文人”、“無恥文人”、“胡說博士”等，還有“作自瀆行為的最下賤的中國人”。謾罵他的人也是什麼人都有，民粹派的也有，文化保守主義者也有，狹隘民族主義者也有……大家都罵他，他始終保持九個字——不害怕、不怨恨、不動怒。
說他用情氾濫，可他卻提出了新的“三從四德”：“新三從：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說錯了要盲從；新四得：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打罵要忍得，太太花錢要捨得。”
他一直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以“不苟同於流俗、不隨波逐流、不人云亦云”自期。對任何事情，他都有自己的觀點，並始終忠誠於自己的觀點，從來不會因為擔心別人的謾罵而隱瞞自己的觀點。
他曾在給友人的一封書信裡寫著：“生平不學時髦，不能跟人亂談亂跑，尤不能諂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罵。但八年的捱罵已使我成了一個不怕罵的人；有時見人罵我，反使我感覺我還保留了一點招罵的骨氣在自己人格里，還不算老朽。”
朱學勤先生對胡適有一個評價，說他沒有“被那個時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
胡適自己說，“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到思想的結果。”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作為一個知識文化分子，他不止在學術上有所建樹，還喜談政治，可偏偏言論又與實際政治格格不入。在當時的那個年代，政治環境並不足以使得胡適的自由主義主張得以實施，以至於他孜孜追求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理想在口誅筆伐中得不到實現，也招來了數不清的罵名。他的自由主義的呼喊雖得到了知識界、思想界的回應，被稱頌“不特文筆縱橫，一往無敵，而威武不屈，膽略過人。”但也因其批判的言論吧國民黨的上上下下都得罪了一遍。
在他看來，“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由來已久的傳統。言論的自由可以鼓勵人人肯說，替代小人們天天歌功頌德、鼓吹昇平的濫調。這才是他認為的自由主義思想。
胡適去世後，世人給他的碑文是這樣寫的——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杜威先生有一句話，用來評價胡適怕是再恰當不過了——“真的個人主義就是個性主義，他的特性有兩種：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只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的利害。”
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才可以塑造出這樣一個不隨波逐流，不人云亦云的胡適之吧！也讓“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這八個字，被後人牢牢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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