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和好朋友合伙开公司。
不仅小买卖如此，大公司也不乏由亲密无间到“撕逼”的案例。
看似平时西装革履、镇定淡然的大佬，动起真格来，分分钟上演真人格斗。
1.第一类是家族企业。
家族式经营企业为众人所诟病众所周知，不同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家族企业一旦“分手”，几乎没有复合的可能。
先来谈快餐连锁企业“真功夫”，其“内斗”戏码堪比八点档。
1994年，潘宇海与姐夫蔡达标搭档创业，各出资4万元将潘宇海的168甜品屋改名为168蒸品餐厅（真功夫前身）。此时，潘宇海占股50%，蔡达标占股25%，蔡妻潘敏峰占股25%。
2006年9月，蔡达标与潘敏峰离婚，潘敏峰将25%的股权让渡给蔡达标，以换取子女抚养权。2007年，真功夫引入今日资本和中山联动两家风投约3亿元人民币注资。
公司股权结构由此发生变化：
蔡达标、潘宇海各占真功夫41.74%股份，东莞双种子饮食有限公司占10.52%股份，今日资本与中山联动各占3%。其中，蔡、潘两人又各持双种子50%的股份并列第一大股东。
成功引进风投后，蔡达标趁机提出“去家族化”。期间，潘宇海认为蔡达标借机把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员工都赶走，认为蔡对企业功臣的处理不人道，至此，点燃了矛盾的星星之火。
但最后燎原的，是蔡达标通过一系列操作，摇身成为第一大股东这一事实。
在此期间，潘宇海认为真功夫主要供应链已经全部由蔡达标的亲戚控制，公司利润严重下滑，财务反映经常有大额异常资金拨付。
此时，蔡达标以运营资金缺乏为由要求董事会通过同意向银行贷款的决议，潘宇海提出要先审计查账。
蔡达标坚决不同意查账，两人不欢而散。
业界疯传，被处处排挤的潘宇海，甚至到了连公司大门、公司内网都进不去的地步。
2010年，潘宇海开始反击，他利用司法审计开始查公司的账。
结果，一查就有问题。
2013年12月，蔡达标因涉嫌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犯罪问题，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判决有期徒刑14年。
在这场“内斗”中，一个“局外人”最为悲情，她就是蔡达标和潘敏峰的女儿蔡慧婷。蔡达标初次出庭受审时，旁听席上的蔡慧婷眼中含泪，不断小声地叫着“爸爸”。
听到女儿的呼唤，蔡达标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蔡慧婷曾发出一条微博：
“妈妈，面对今天这个结果，您得偿所愿了吗？您现在是不是很幸福？我仍然清晰记得你赶我和弟弟出门的那一天，虽然您狠心与我和弟弟断绝关系，这让我和弟弟的心一直在流血！”
因为蔡慧婷的发声，这场真功夫之争愈发扑朔迷离，表面上是蔡潘两人的战争，背后确是蔡、潘俩“亲家”的殊死搏斗。
撇开商业领域，中国人其实最拿手的就是内斗。
历史上，三家分晋，让春秋时最强的国家分崩离析，最终大家都被后起的秦国打趴；
南宋皇帝忌惮岳飞功高盖主，让威震金军的岳家军不战而退，还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纵使千年之后，这场“夫妻离异、前夫入狱、母女反目、妻弟上位”的家族企业内斗，从个人到公司，都没有真正的赢家。
即便是抢回真功夫控制权的潘宇海。
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行说：“很多（家族）企业最大的弊病就在于社会精英进不来。”
引进社会精英，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引进职业经理人。
但有时候，这并不是万能钥匙，甚至，偷鸡不成蚀把米。
2.第二类是职业经理人企业。
提到职业经理人，不得不提陈晓。
2006年陈晓掌舵的永乐电器，在上市9个月后被国美收购。国美创始人黄光裕曾公开表示：“再也找不到比陈晓更合适的国美电器总裁人选。”
但“蜜月期”总是短暂的，随着2009年黄光裕被拘，陈晓以职业经理人身份临危受命，出任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两人的恩怨就此展开。
矛盾的第一个爆发点是“外资进入”。
陈晓接手时的国美债台高筑，他希望拉来贝恩资本注资，交换条件则是国美管理层必须用贝恩的人。
黄光裕获悉后大怒，要求陈晓“坚决不用贝恩的人”。
但陈晓不为所动，黄光裕随即准备“弹劾”已身为国美董事局主席的陈晓。
不但如此，解决资金链问题后，陈晓在管理层进行“期权激励”，这成为两人矛盾的第二个爆发点。
2009年6月，包括陈晓在内，105位国美管理层获得总计3.83亿股的股票期权。这是国美历史上第一次期权激励，在黄光裕时代从未发生。
在黄光裕看来，这是陈晓为巩固自身影响力，颇有计谋地拉拢国美高层的心机之举。
2010年，双方矛盾公开化后，陈晓指责黄光裕“只顾私利不管国美”；黄光裕则称“国美被他（陈晓）弄得如此混乱。
在争夺国美控制权这一点上，两人互不退让。
打工打到能威胁到老板地位的，也只有陈晓了，但最后他还是败了，主要原因很简单：跟黄光裕比，他手上的筹码远远不够。
黄光裕最后放了大招：如果股东大会不让陈晓离开，那么自己全资拥有的400多家非上市门店将从国美电器分拆出来。
400多家非上市门店！
即便是被认定为陈晓坚定“盟友”的贝恩资本，也深知非上市门店对国美电器股价与发展的重要性。
几轮博弈下来，2011年，陈晓无奈离职。
曾经亲密无间的上下级，就此结下难以化解的仇怨。
其实业界对陈晓颇有看法，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合格的经理人应该对标司马懿——有德、有才、有谋、有略，但就是不能反，成为辅佐曹魏四代君主的忠臣，“隐忍”五十年后，燃烧小宇宙，终于执掌大权。
但现实是：大多数人，在成为司马懿之前，已经翘辫子，所以下级想取而代之，成功的案例不是没有，但不是“夺权篡位”，而是另辟一片疆土。
比如牛根生。
1983年，郑俊怀和牛根生同时调入呼市回民食品厂（伊利前身），郑俊怀任厂长，牛根生是其左膀右臂。
在郑俊怀的带领下，伊利成为行业无可争议的头一号，郑俊怀也被称为“中国乳业教父”。
但另一边，牛根生却愈发觉得有力使不出。
在伊利干了16年的牛根生，在资源调动方面开始越来越不顺，最极端时，申请一把扫帚都需打报告审批。
牛根生回忆称：“当时非常难受，一生当中我非常难受的有那么三次、两次，这是其中的一次，几乎到了想死的程度。”
最后，他以“外出学习”的借口离开了伊利。
不得不说，这是牛根生这一辈子做得最正确的决定：与其跟一个权力欲过剩、处处钳制自己的主子打江山，不如为自己打一座江山。
1999年，牛根生带领投奔他的十几名老部下创立了蒙牛。并且，聪明的牛根生决定靠伊利的“势”，出自己的“名”。
同年，呼市主要街道旁边的300块广告牌上写着：向伊利学习，为民族工业争气，争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
一夜间，人们记住了蒙牛。
此后的短短8年时间里，牛根生带领蒙牛成为全球液态奶冠军，被视为中国企业顽强崛起的标杆。
2004年，蒙牛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陆乳制品企业，牛根生以1.35亿美元的身价进入当年度《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
而另一边，由于各种原因，郑怀俊身陷囹圄，一代乳业教父传奇戛然而止。
3.第三类分道扬镳的，称为创始人企业。
一起创业，一起走过初创期艰辛，当企业进入瓶颈期的时候，有人选择防守，有人选择进攻，两人之间关系就微妙了。
联想的第十个年头，倪光南与柳传志渐生不和。
倪光南对标英特尔“芯片”技术，希望全力开展“中国芯”工程，却被柳传志当场泼冷水：“有高科技产品，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只有卖出去，才有钱”。
当时，在柳传志看来，联想的实力无法匹配“中国芯”工程的需求，出于工业基础、技术储备、资本实力等方面的欠缺，中国公司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国际电脑行业格局。
倪柳关系迅速恶化，倪光南开始向中科院控告柳传志，内容从个人作风发展至严重经济问题，两人交恶摆到台面上。
但中科院派出的工作组调查称，“没有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柳传志当然不是吃素的。
1995年6月30日，200名联想干部被召至六层会议室。柳传志和倪光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
时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联想董事长曾茂朝宣布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倪光南被免去联想总工程师的职务。
据说，会议之前就得知倪光南会“出局”的柳传志当众掩面而泣，掏出手绢来擦泪，令所有在场的人目瞪口呆。
倪光南则无动于衷，后他称柳传志“流泪只是表演”。
表演也好，真情流露也罢，如果留下来算胜利的话，柳传志的这点眼泪值了。
从结果看，中科院、联想内部高层均力挺柳传志，侧面说明股东不愿冒险“烧钱”，这种情况，放到今天，恐怕是另一番景象。
如果被踢出局的是柳传志，联想还会是今天的联想吗？
有人说，“两巨头”抵不过“三国鼎立”，两个人分分钟剑拔弩张，三个人可互相制衡，这种思想，放在三国时代还行，在资本流通越来越快的今天，没戏。
俞敏洪、徐小平、王强将新东方做成中国教育第一股，被称为“新东方的三驾马车”。
初创时，三驾马车可谓黄金搭档，每人股份相当，各司其职，但是新东方做大后，矛盾逐渐凸显。
比如北京的新业务还能均等掌控，但是如果到上海、广州去发展，上海和广州算谁的业绩？
图书出版公司算谁的业绩？
远程教育公司算谁的业绩？
其次，新东方早期管理层中有不少裙带关系。外界因此戏称新东方人力资源的特点是“三老”：老同学、老乡、老妈。
这一点令从西方留学回来，视“规则为王”的王强无法容忍。
为此，俞敏洪制订出一套统一战略，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他花了4年时间周旋在管理层、地方、部门之间，总算把松散合伙制变成真正股份制，但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大家对于分完股份后的权力分配仍存在分歧。
比如：到底谁是第一副总裁？
因为俞敏洪是创始人，大家认为他当总裁都没问题，但是谁当第一副总裁、谁当第二副总裁就有了疑问，徐小平和王强都会问：“凭什么让我当第二副总裁？”
最后，核心团队辞职的辞职、跳槽的跳槽、另起炉灶的另起炉灶。
透露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情节：
一次，俞敏洪得知徐小平带员工进行“革命”，反对他的改革，便直接让人把徐小平的办公室占了。徐小平上班一看，见到自己办公室里坐着别人，整个人相当无语。
分歧的最后，徐小平、王强离开新东方，“战争”宣告结束。离开后的两人创立真格基金，成为业界著名的天使投资人。
未来，三人会不会再合作？
“三个人一起玩是好，但是要和不同的人玩，才会玩出不同的意思。”俞敏洪的回答，显而易见。
新东方散伙，首先漏洞在于公司没事先设定具体管理制度；
其次，“规则大于人情”，用兄弟情义来追求共同利益，无法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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