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單親、家暴、自殺後,一個十二歲少年他選擇了流浪

經歷了單親、家暴、自殺後,一個十二歲少年他選擇了流浪

本文作者經歷了一次毛姆式的奇遇。

遠洋郵輪上,一個叫廖子安的少年講述他無所憑恃的過往,

他父親,消失的媽媽,以及一觸即潰的愛情。

廖子安是這樣一種人:

你以為小說中才有,

但讀過故事,

又相信像他一樣的人世間還有千千萬萬。


經歷了單親、家暴、自殺後,一個十二歲少年他選擇了流浪


• “十二歲那年我自殺過,我覺我這麼小就死了太不划算了,所以一直掉眼淚,但是繩子斷了,我沒死成。”

•在車間裡,穿著一身白色的防塵服,廖子安走到孟彩虹身旁,我喜歡你,他靠近她的耳朵輕聲說。

•你媽媽已經有新的生活了。電話那邊說。你也加油吧,就不要見面了。老太太說。

•他開始了旅行,兩年時間,他從宜昌走到了拉薩,走去緬甸,走完了東南亞的國家。


經歷了單親、家暴、自殺後,一個十二歲少年他選擇了流浪


攝影 陳瑋曦 葉開

撰文 王琛




我會不好意思,慚愧,臉紅,當我高估了自己,當我成了一個狡猾的逃兵,躲在星巴克,倒扣手機,不敢接組長電話的時候。我是《時尚先生》雜誌的編輯,北京,7月,為了寫點什麼,應聘去做美團外賣的送餐員。中旬到月底,送餐兩個多星期,熱,累,中間至少有十天我遲到、早退,最後乾脆把租來的電動車鎖在工體北路一棵樹下,摘下黃色頭盔,脫下送餐制服,換上休閒T恤,鑽進咖啡館。電動車餐箱裡還有一本《薩哈林旅行記》,那是契訶夫30歲時去俄國流放地薩哈林島的隨筆。

去我的薩哈林島,去記錄那些被生活奴役的人,起初我真這樣對同事說。

我加入的是美團外賣工體站第五組。宿舍在姚家園路北一塊工地旁邊,一棟感覺明天就要拆掉的小樓上,450塊一個月,兩張床,一大一小,睡三個人。只有木板和涼蓆,一張窗戶,一個風扇。

你可以睡小床,組長說。

我找了個理由走掉了。幾天後,在朝陽大悅城的單向空間,喝著咖啡,我向同事展示胳膊上的溼疹,我說它真的很癢,所以暫時不能住那個宿舍。

在這樣的時候接到一個坐上度假郵輪出海五天的機會我當然不會放過。它是個太完美的藉口了。那是西瓜視頻組織的活動,郵輪從上海出發,停靠日本再兜回來。他們請了幾百個短視頻作者上船,問我要不要去看看。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然後才告訴我的同事,我要去一趟,順便為雜誌帶回一篇遊記。

我開心地把電動車退了回去——四惠橋下,一家租車公司——拿回押金。我把《薩哈林旅行記》塞回書架,換下一本《重遊緬湖》。我翻到那篇文章,《非凡歲月》,E.B.懷特記錄了 1920 年代的一次出海航行。

我要求自己沉醉在對遠航的想象中,計算日子,乘坐高鐵復興號抵達了上海。8月22日上午,吳淞港口,地中海詩芬達號(Splendida)通體白色,早被馴服的巨獸一般,乖巧地趴在岸邊。

長度是泰坦尼克號的1.5倍。安檢時我用手機檢索它的信息,愉快地計算著。安檢隊伍很長,幾乎兩個小時,走進船艙大廳已過中午。我在咖啡廳坐下,放下揹包,看了一會兒窗外灰藍色的海面,乘客散了,才捏著房卡進了客房。

八樓,房號8200,室內配置與一般的酒店無二,當然,最重要的區別就是窗外連接天地的海水和海水上縹緲遊弋的船隻。心曠神怡,我想此刻就是這個詞所表達的感覺。

腳下的木地板輕輕顫動了一下,8月22日下午4點半,航行開始了。“船在海上,馬在山中。”這時候,是的,我喝了一口咖啡,看著移動的海面,心裡開始適時地默唸洛爾迦的詩。以前我喜歡它,現在更喜歡了。

我翻動著客房手冊,仔細辨認餐廳、酒吧、咖啡廳的位置,在手冊上,郵輪就像一個剝去皮肉的鯨魚骨架。我走出客房,吃了不算好吃也不算難吃的自助午餐,不坐電梯,每一層都看了一眼,電動遊戲廳,圖書館,商店,不暇停留。

黃昏的霞光使海面閃光的時候,船上響起了警報。例行的救生演習。按照廣播指揮,乘客們回到房間,脖子掛上橙色的救生衣,集中到了甲板。我摸著肚子上晃動的氣墊,站在人群裡。身在人群之中而不屬於人群。這種臨時感往往使人焦慮,現在我卻開始享受它。

鹹溼的海風裡飄蕩著某種矇昧的新奇。天色暗了。

第一天的情況就是這樣。我走來走去,適應某種新的生活規則,直到躺回房間才覺得累,第一天晚上我沒有去酒吧,閉上眼就睡著了——在海上,人很容易入睡——如果你可以忘掉地面上所有事情的話。


我最怕過年,廖子安說,過年的時候我爸爸回家,早晨我去幫他打散酒,打回來給他燒火,他拿一次性塑料杯喝酒,喝到中午又開始打我。他抓著我頭髮拎著我,來回晃。他每天都打我,我們睡在一張床上,他躺在另一頭抽菸,我躺在這一頭,一動也不敢動。我不敢翻身。如果吵到他,他就坐起來拿拳頭往我身上砸。

廖子安揚起手臂,做出一個錘頭下落的動作。他看著我們,似乎在期待應有的共鳴。我們當然沒有。我們其他人只是互相看了一眼,沒人說話。他就繼續講了起來。

12歲那年我自殺過,用的是家裡捆米袋的繩子,繩子拴在床頭,把脖子套進去。廖子安說著,往後仰了一下,兩手在下巴那裡比畫著。

我覺得我這麼小就死了太不划算了,所以一直掉眼淚,但是繩子斷了,我沒死成,他說。

他的講述就像你在半夢半醒中聽見身邊的手機震了起來。那動靜不強,只是輕微的震顫,嗡嗡嗡嗡,但它使你睡意全無。

你不會知道接下來你遇到的是誰,這正是旅行的好處之一。廖子安的出現印證了這一點。我是在西瓜視頻的創作者名單裡找到他的。他拍了幾個月的短視頻,記錄他的徒步生活,因此被請上了船。那個列表的介紹是這樣的:

800多天前,他是上海城中最不起眼的一個工人。16歲時,他高一,輟學了,來到這座城市,豔羨過大城市的繁華,也自知這些不屬於他。為了討生活,他兩年裡什麼髒活都幹過——服務員、建築工、電子廠工人、外賣送餐員、快遞員等等。

宜昌市太平溪鎮,山上,村子叫黃家衝,廖子安說,他爸爸廖文金就像後來打他那樣打他媽媽,因此他們在他1歲時候離婚。離婚證上的照片泡了雨水,他對改嫁的媽媽毫無記憶。么爺爺廖呈祥收留了他。上學要坐一個小時的校車,悶熱,又擠又晃,他經常吐出來。

廖子安只記得廖文金給他買過一次衣服,初二那年,因為親戚指責,廖文金帶他去了鎮上的旺達商場,買了一套七波輝牌的運動服。兩百多塊。看兒子換上衣服,廖文金很滿意。

稍息,立正,齊步走。他指揮著。

廖子安漲紅了臉,按照父親的要求走了起來。

立定,他說,向後轉!

廖子安漲紅了臉,立定,向後轉。商場裡的人聚攏起來,看著他來來回回地走。後來是跑圈。在商場裡他跑了幾圈,直到父親滿意。

我猜當天聽故事的幾個人都有恍惚,甚至某種微微的抗拒。一個女孩推開門,去陽臺上透氣了。

廖子安一米七的身高,皮膚很黑,頭髮沒洗。他坐在地上,兩手抱腿。他的童年故事迴旋在我的腦子裡。他是班上最膽小最自卑的小孩,別人敢拿針管給青蛙注水,一直等青蛙膨脹起來直到爆掉,他就只敢去水邊抓蝌蚪。蝌蚪是一片黏稠的黑色網狀物,他撈起來,帶回家門前的水坑養著,但蝌蚪總會死掉。山路上遇到蛇,別人敢打,他就站住不動,讓路,蛇走了他再繼續走。讀到高一,他的功課跟不上了,只好坐在那裡編故事。他寫了一篇沒寫完的穿越小說,項羽打敗了劉邦,統一了地球。外星人入侵,他準備讓項羽帶地球人去一個新的星球,但沒來得及寫。高一學費漲了,廖文金不願付錢,消失了。廖子安輟學去上海打工,這時廖文金打來電話要錢。他轉給他五百塊。這是父子最後一次聯繫,到現在,三年了。廖文金沒有動靜。

我們在廖子安的房間裡聊了兩個小時,中間我們打開了陽臺,海風灌了進來,屋裡的氣氛似乎輕鬆了一點。

你爸爸,他為什麼打你?我想了想,問。廖子安沒說話。

原因是有的,不過要在五天以後下了船,在上海,只有我和他兩個人的時候,廖子安才說了出來。當然,即使說不出原因,我們也能理解。一個無緣無故打老婆打孩子的酒鬼父親,在我們這裡,在新聞裡,並不稀奇。


經歷了單親、家暴、自殺後,一個十二歲少年他選擇了流浪



第二天早晨,地中海詩芬達號在日本福岡口岸登陸。日本下了小雨,我們坐上旅行社的中轉大巴。為了繼續聽廖子安的故事,我特意坐在了他的旁邊,但是大巴走起來沒多久他就睡著了。窗外的雨水從玻璃上滑下來。

雨中的福岡交通擁堵,下車時已經過了下午2點,車上的人在喧譁裡下車,匯入商場的人潮,我沒找到廖子安,回大巴車上換了短褲,走出停車場,往福岡的鄉間跑了起來。越過幾條馬路以後就是農田,我跑在水稻旁一條石子路上,腳下發出咯吱咯吱的摩擦聲。

我心裡想著廖子安。他的童年。只用了一個小時,那故事裡的悽苦風浪輕而易舉地推翻了我心裡那條浮蕩在海面上的小船,使我的旅行不再是某種愜意且抒情的逃離,使我盯著大海的眼睛不得不收了回來,重新想著北京的工作。好吧,我的薩哈林旅行記。

我的組長張海飛有一米七的個頭,黑,瘦,在電話裡總是喘著粗氣,似乎24小時都在搶單。我們工體五組每天早晨9點在工體北路的亞洲大酒店門口開早會,電動車在樹下歪歪斜斜停滿了,站長訓話以後,組長就要總結頭一天的工作。我們有一個制度是罰做俯臥撐。有天早晨,我遲到了,混進隊伍一角,看見張海飛趴在地上很迅猛地做了幾十個俯臥撐,做到最後騰地一下站起來,喊了一聲“:我做齊了。”

我還想到在一箇中午,在工體南路一個路口,我們一個同事的餐車剮了路邊一個老頭,老頭追上去,攔住了他,右臉,左臉,右臉,連抽了他三個嘴巴。他報了警,組長帶我趕過去的時候,警察正站在兩個人中間調解。他摩挲著自己的一邊臉。

在雨裡我跑了幾公里,走到一個便利店,買了一杯咖啡。待了一會兒,接到攝影師的電話,他說車要回港口了。

我跑回去,廖子安已經坐在座位上。

你去哪兒了,我吃了拉麵,子安說,太貴了。

傍晚,雨停了,大巴在溼漉漉的空氣裡開回福岡口岸,下了車,乘客們排隊回船。先上船的人已經回了客艙,地中海詩芬達號像一座高樓聳立在灰色的天空裡。岸邊是一群日本小孩的表演團,邊跳舞邊打鼓,幾位日本老婦和著鼓聲唱歌。我聽不懂,那個旋律不算悅耳,給我的感覺正是白居易“嘔啞嘲哳難為聽”裡的“嘔啞嘲哳”。

廖子安沒有排隊,他從人群出來,拿著手機在口岸拍照。他越走越遠,我只好跟過去。

空曠的港口罡風凜冽,他的身形和影子在巨大的集裝箱之間若隱若現。

海風吹得我打了噴嚏。我聽著那歌聲,想到的是那些沒有答案的事情。好吧,比如,什麼是真實?什麼又是藝術?到底是什麼記錄了我們的全部往日?是我的錄音筆,還是海風,或者別的什麼呢?

過於抽象了,這些文縐縐的帶著酸味的苦味的問題。但這就是旅行的另一個好處。你遇到的事情會使你忍不住思考那些你平時不好意思大膽去想的事情。你真的會盯著鏡子幾分鐘去想你自己到底是誰。你會想到那些跟生命的真相有關的所有的問題。只要你能想到,它們原本都在大海深處。你真的會去琢磨大海的深處有什麼。


當晚,郵輪返回上海,起了大風。在14層甲板上,披著客房的浴巾,子安跟我聊了他在上海打工的故事。故事裡的小女孩使他在上海的打工故事不至於完全是酸澀的,但也是她讓他離開了上海。

你喜歡一個人,你會想靠近她,你會想跟她說話。你可以說很久。上海郊區,莘莊,廖子安是一家生產喇叭的車間流水線工人,工作時他們穿著防塵服,一身白色。

廖子安在2016年夏天遇到她,孟彩虹。快下工的時候他觀察她的動作,跟在她身後,跟進食堂,打飯,觀察她的位置,靠近過去,把餐盤放在斜對面,輕輕坐下——如果旁邊沒人的話。他會隨便閒扯幾句。他不確定她是不是喜歡他。他跟她說話她就回答,他不開口她就從不說話。到了秋天他才敢約她出去。他請她去歡樂谷,她答應了。

頭天夜裡他睡不著,第二天醒來也睡不著,洗澡,洗頭,他們從顓橋站坐上地鐵。

他記得她穿了青色牛仔褲,白色襯衫。他看著她的襯衫,他站在離她只有十釐米,或者二十釐米。不用問吧,當時他的心應該跳得很快。

站了一會兒,他伸出手,捏了她的襯衫下襬一下。拇指和食指。只捏了一下就鬆開了。

為什麼?我問。

女孩子的衣服跟男孩子的材質看上去不一樣,他說,我好奇。

好像更絲滑。他不好意思地補充了一句。

經佘山站,轉到中山。歡樂谷人太多了,週末,人多,第一個項目過山車他們就排了兩個小時。

扶住座位,他們並排從高處衝下,孟彩虹一直喊叫。廖子安一聲不吭,他本來極為恐高,嚇得脖子都扭疼了,但他就是不吭聲。

當時我想,我是個男人,廖子安在甲板上說,我要顯得勇敢。

然後他們去看賽馬,看那些穿得五顏六色的人騎馬衝殺。天快黑了,他們最後才去玩了那個沖水的遊戲。雨衣十塊錢一件。他只買了一件,給她穿上。他們坐在船上,從高處滑翔,衝進水裡。他記得他的身上濺得全是水。

天黑以後,廖子安給孟彩虹買了一個粉色的布娃娃。

過了幾天,在車間裡,穿著一身白色的防塵服,趁著沒人,廖子安走到同樣穿著防塵服、眼睛貼在放大鏡上、戴著一雙白色手套做工的孟彩虹身旁。他記得自己是站在側後方。

我喜歡你。他靠近她的耳朵,輕聲說。

她抬了一下頭,看他一眼,又低下頭,拿擦布蘸著酒精,繼續往電路板上擦了起來。他們車間的工作就是將那些灰黑色的錫膏從電路板上擦乾淨。

海風很大,如果你閉上眼會覺得身體有一個微微震顫的節奏。它節奏過於穩定,簡直是另一種計時方式。海上的一隻隱形鐘擺。再加上酒的作用,我的頭有點眩暈。郵輪此時行駛在一片全然的黑色裡,天上沒有星星,遠處也沒有燈火和船隻,只有趴在圍欄往海面上看,才能藉著輪船的燈光看見一些若隱若現的白色浪花。

當然是傷心的,因此廖子安提到那個清晰的日期。也就是第二天,5月14日,他在工廠辭職,收拾行李,離開那間十平米、兩張床、住了四個人的出租房,隨便在街角找了一輛共享自行車,一路往宜昌騎了起來。路上他找網吧過夜,也睡過銀行、公園。不成問題。

兩個星期,到了長江邊。他打了幾個電話,找到了一個清晰的信息,他坐上輪渡,過了長江,到了一個秭歸縣城。花了七十塊,他記得清楚,在一輛摩的的後座他曲曲折折地上了山。

他打聽到媽媽改嫁到了那裡。他想去見見媽媽。

村書記把電話遞給他,電話那邊的人是他的外婆。

你好。他說。他沒有叫外婆,他猶豫了一下,但叫不出口。

你好。那邊的老太太說。

她問了他的情況。他如實回答。他說得很簡單,他讀到高一,輟學,去了上海打工。中間去木板上劃傷手臂的那兩個月沒說,去橫店做演員睡在地上演屍體那四個月沒說,在電子廠做流水線的工作,最久的這一年,初戀這一年,也沒說。

你媽媽已經有新的生活了,電話那邊說,你也加油吧。

就不要見面了。老太太說。

我的錄音筆在廖子安的腳邊閃著紅光。它記錄了這個男孩的講述,他的童年和他的愛情。然後我又想到那個折磨我的問題,怎麼證明他的話是真的?像新聞記者那樣所謂取得旁證嗎?去找那個彩虹小姐,還是去找他那個無影無蹤的父親?

我寧願相信他在講述一場夢境。是吧,我們無法證實我們的夢境。夢境只有我們自己能參與。我們造自己的夢,做無法自證的夢之國王,然後在悵然中醒來,我們做一個又一個的夢,直到死去。


經歷了單親、家暴、自殺後,一個十二歲少年他選擇了流浪



關於真和假,我願意再說點別的:

或多或少,我的工作始終包含所謂尋找真相的色彩。是的,就是那種去往所謂新聞的發生地,打開錄音筆作為備忘,跟當事人聊天,儘可能地得到一些說法。二十出頭的時候我曾在一家日報做過兩年新聞記者,我去過一些新聞現場,但很多我旁觀過的事情到現在都沒有答案。比如江西南昌那回,2013年9月,新聞裡說,有兩個小女孩一起爬進洗衣機滾筒,姐姐5歲,妹妹2歲,然後蓋子蓋上了,滾筒開始工作,最後她們死在裡面。我去她們家,見到了那臺小天鵝牌洗衣機,直徑很小,一個小孩站進去也勉強。我見到了她們的父母。我記得那個憔悴母親的臉,她捂住眼睛。事情最終鑑定為意外,我記得我的恐懼。恐懼不只在於兩個小女孩的慘死,而在於我不能相信那是真相。還有一回,湖北黃石的那個漸凍人,叫他老徐吧,他的兩臂像枯枝掛在那裡搖晃,他的菸酒店被查了,他向我訴說自己的冤屈,我沒抱太大希望,報道發表,他竟然真的被賠償了二十萬。我心裡有些不安。我記得他在許多問題上閃爍其詞。比如,我問到他是不是真的一條假煙也沒賣的時候。

他並未立即回答,轉去說酒的問題。我沒有假酒,他說。他不看我。

什麼是真的?反過來說,真到底是什麼?你很難一眼就看出來哪個人說的是實話。人們早已學會了算計和修飾。人們知道怎樣話說一半,怎樣不得罪人,怎樣獲得恰當的利益,怎樣側身鑽過窄門,怎樣在旋渦中抽身而退,人們早已習得了一套圓融之術。

我想到許多詞語,比如“油膩”。我忘了這個詞是什麼時候被我們掛在了嘴邊。但它的詞義恰恰因此被消解了,那些原本跟它有關的意思:狡猾,虛偽,投機,面孔模糊,等等。那些所有與誠實和真誠對立的東西。人們談到自己做的那些曖昧不明的事情時總會說一些同樣曖昧不明的話,類似於大合唱當中的一員。人群裡的人總是修煉出魚那樣滑唧唧的智慧,或多或少。

但我願意完全相信廖子安的講述。本來我們互相是陌生人。這個自稱1999年出生的男孩,我們只是偶然在船上相遇,下船就要分別。到現在我也說不出來到底是哪種東西打動了我,使我願意完全相信他的故事。


我的煙抽完了,2019年8月25日深夜11點,郵輪地中海詩芬達號最後一夜,凌晨我們就將回到上海,回到地面上。

乘客們在甲板上行色匆匆,我去找煙。在14層甲板的一排咖啡桌,一個臉上泛著紅光的年輕男子送給我半盒煙,我正在道謝,他又抓住我的手說,坐下,聊聊。我拉了椅子坐下。海風中的打火機失效了,火苗總是一閃即滅。送我煙的人垂頭坐著,一言不發,我拍了他的肩膀一下,才發現他已經睡著了。腳下的甲板微微顫抖,遠處星火搖搖,這船的確是個頂級的搖籃,安全,祥和,你大可以放心入夢。那些菲律賓籍貫的服務員始終保持微笑,哪怕是在深夜十二點,我遛出房間,在雪白的底層倉庫,倚在灰色管道休息的他們也會打起一秒鐘的精神,慣性地朝我頷首。

如此不合時宜,那些打在廖子安身上的童年拳頭,在這裡,在這頭彷彿已被馴服、只剩歡樂的海上巨獸的身上。

那些拳頭沒有讓他退卻,後面的事情似乎就沒什麼好怕的了。

在他的講述裡,掛了電話,他又坐上摩的,曲曲折折下了山,到了長江邊的秭歸縣。他在公園裡睡了一晚。

隔了幾天,離開宜昌,開始了他的旅行。他的旅行不是我所理解的那種旅行,那種歌裡的旅行。我想說那是真正的在路上的生活。那是另一種生活了。因此他簡直不知道從何說起。

兩年時間,他從宜昌走到了拉薩,走去緬甸,走完了東南亞的國家。為了省錢他在越南睡過墓地,後來學會了搭帳篷。有一天,在拉薩,帳篷被暴雨澆透,只能手拿毛巾往外趕水。他記得雷電幾乎就打在他的眼前。

你怕死嗎?我問他。

有時候會,有時候不會,他披著浴巾,兩隻腳踩著拖鞋說,在上海打工,人生看不到希望的時候我可能不怕死,但是你要讓我看到了希望,可能我就怕了,比如,比如有了女朋友,你要為別人負責了。

本來他也不知道,拍視頻原來可以讓他攢下一筆錢,讓他一直走下去。我去看了他的幾個視頻,他只是到了每個地方都簡單地對著鏡頭說一句:hello大家好,我是子安,我現在到了××。

318國道我也走過一次,2014 年,我換工作,帶著一種文青式的旅行姿態,一路搭車,十幾天,從成都到了拉薩。我像一個真正的遊客那樣在布達拉宮前拍了照片,在大昭寺住了幾天,接著坐火車走開。我轉了一圈兒,然後來了北京工作。除了一堆照片,那趟旅行對我來說算是什麼?一段隨時可以結束的散心之旅?我還是我。

甲板兩側各有一排救生艇,透過窗子,數著裡面的座位,我計算它的容量。我想象著我們是一群笨手笨腳的海龜,落水以後,搖搖晃晃地漂浮在海面上。


經歷了單親、家暴、自殺後,一個十二歲少年他選擇了流浪



陸地上的颱風經過浙江,下船那天船晃得厲害,我們在船尾吃飯,我看見窗外飛翔在甲板上的蜻蜓。

我很疑惑,蜻蜓哪裡來的?我想起小時候在山東,夏天,我拿著大掃帚捉蜻蜓。一個掃帚撲下去,蜻蜓卡在掃帚的枝葉裡。捉來蜻蜓,放進蚊帳,據說它可以吃蚊子。我從來沒見過它們吃掉蚊子,但蜻蜓第二天一定死掉。

我想這些莫名其妙的往事。看著船尾的海洋被攪動起了一條漸漸消退的青色水紋。

我要上岸了,旅行結束了。這艘船將繼續在海上游蕩下去,載著它的船員,載著它曾經裝載過的故事。它獨來獨往。我們這些匆匆過客太小了,小得像船尾的蜻蜓,或許更小,小到可能只是它們千萬個複眼當中的一隻。

船靠岸了,我和廖子安在上海分手。我回了北京,就像五年前的旅行一樣,似乎我又做了一次徒勞的散心之旅,我看了大海,OK,裝模作樣地想了一些事情,然後回到我熟悉的生活。我回到辦公室,向我的同事講起子安的故事。

他恨他的爸爸嗎?他們問。

不恨。我說,我問過。

媽媽呢?

不恨,他說他理解她。

故事到這裡就算說完了。故事裡有爸爸的拳頭,有不願相見的媽媽,有不理他的姑娘,悽苦,迷茫,但他沒有恨誰。

為什麼沒有?我不知道。也許我們的確不在一個世界裡。在同一個陸地上但不在同一個世界裡。項羽會戰勝劉邦嗎?從來沒有。天邊有一隻彩虹的話,一隻小蝌蚪能遊過長江嗎?很難。他以後會見到他的媽媽嗎?他說了不算。無論如何,就像E.B.懷特的《非凡歲月》——我終於又說起他了——這個男孩無所憑恃的非凡歲月已經開始了,恐怕一時很難停下來。

感謝西瓜視頻為本文提供的友情支持。

本文由樹木計劃合作作者時尚先生髮布

經歷了單親、家暴、自殺後,一個十二歲少年他選擇了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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