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載於《社會科學報》2012年07月19日。
路徑依賴束縛了社會的精神生產力和理論創新力，不利於創造富有活力的氛圍以培養造就新型的高端人才和成果。我們應該對這些來自現實的反饋和警示，有所覺察，有所反思，有所改變。
原文 ：《精神生產亟須擺脫路徑依賴》
作者 |中國政法大學 李德順
圖片 |網絡
“中國話語”與“中國故事”脫節
目前在“中國故事”和“中國話語”之間存在著某種脫節，甚至衝突的狀態。對於“中國故事”的內涵和意義，一些西方學者提出了“中國模式”等各種各樣的說法，力求給予解釋和預測。其中有善意的，也有敵意的。那麼，我們中國人自己用什麼樣的理論、概念和邏輯對它加以科學的表述、概括和提升，從而給世人一個科學的、合理的、有效的說明呢？這就是一個“中國話語”的問題。
社會上的“國學主義”、“儒家主義”、“自由主義”、“新左派”、“民主社會主義”、“憲政社會主義”等多種主張，多以對現狀的否定為前提，開出自己的“救世良方”。它們眾說紛紜，良莠雜陳，卻都回避了“中國故事”的由來；官方雖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旗幟，提出了層出不窮的新概念，但多以“應然”為主，並多半停留於現行政治和政策的解說宣傳層面，很難說已經形成了結構完整、邏輯嚴謹、表達清晰的理論解釋和方法體系，其文化形象似遠未鮮明到位。就是說，雖然中國的故事很吸引人，但是我們自己的話語顯得非常貧乏、非常困難、非常含糊和混亂。這種情況反映出我們的理論遠遠落後於實踐了。
根源在於路徑依賴
“有故事卻講不好”的原因是，我們在精神文化生產或理論創新機制方面遇到了障礙。這種障礙，我以為主要不在於理論的資源和起點（社會實踐）方面，也不在於動力和目標方面，而在於從起點到目標的中介――路徑上。如果對路徑本身沒有新的選擇和創造，仍然沿用舊的、習慣的方法和路徑去說明新的、富有創新力的實踐，去回應新的、富有挑戰性的問題，結果必然不得要領，甚至南轅北轍。這就是“路徑依賴”的困境。
當前的“路徑依賴”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理論思考的“新教條化”路徑依賴，即一切從既定本本（不論是洋本本、古本本，還是當下的官本本）出發，嚴重束縛了理論思維；另一個則是精神生產體制的路徑依賴，即對單一行政化管理方式的過度依賴。
“洋本本”依賴，主要表現為對西方理論成果缺少消化、轉化的生搬硬套。“古本本”依賴，主要表現為儒家德治主義情結的膨脹。無論“國學熱”、“國教論”、還是在對待傳統文化上的懷舊復古之風，都無反思、無批判地把德治當成現代文化的中心目標，而無視或逃避迫在眉睫的民主法治危機。當下“官本本”的依賴，主要表現在以宣傳代替科研，以“口徑”代替“問題”，總是結論在先。在這種情況下，社科理論的研究、生產和創新，似乎成了“規定動作”範圍內的表演，只是熱衷於追求話語的自我平衡，並不關心解決真實的問題。三者的共同點，是“眼裡沒有現在的中國人和中國實踐，因而不能深入中國的歷史和人心”。輕視歷史、輕視實踐、輕視群眾的學風，導致知識不能更新，思維跟不上時代。
所謂行政化的體制路徑依賴，是指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和整個精神生產領域，也像過去的計劃經濟一樣，從提出和確定選題（發佈課題）開始，到選擇研究主體、分配資源（審批項目）、監督研究過程（中期檢查），再到收取、評價（結項、發佈、傳播）成果，均由相關黨政部門主持，依照高度集中的行政權力格局，沿著“自上而下”的次序和渠道去組織管理，形成了“一條龍”式的包辦體制。雖然近些年來也有部分環節吸收了“自下而上”的因素，也力求在形式上有所創新，但大多僅僅停留於技術補充的層面，未能從實質上改變原有的體制。
精神生產領域裡的行政化路徑依賴，表面看來似乎有一些“好處”，如有利於堅守主導意識形態的地位，有利於調動資源、集中力量服務於現實政治等。但實際上，它的消極作用，比起經濟領域的計劃體制來說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因為這發生在“軟”的精神領域，其效果具有隱形性和多義性，所以在表面上和短期內往往不易覺察。但事實已經表明，對行政體制的過度依賴是精神文化生產的一個最大的弱點和隱患。
在精神文化生產領域，“體制”應該是一個公共的平臺。好的體制會成為催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環境和條件，推動精神文化全面可持續的繁榮和發展。反之，體制本身過於狹隘和僵硬，就會造成“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分化；當體制內外不能按照統一的科學規則運行時，出現的必然是思想混亂和文化分裂。
目前我們看到，在“體制內”，由於行政化的導向本身過分注重眼前的意識形態效果，以“口徑”代“問題”，重宣傳輕研究，而且總是依靠資源的分配來調控和保證這種行政化的導向，在實踐中就必然出現“以現實的利益鏈取代基本科學規範”這種根本違背精神生產規律的傾向，導致急功近利、理論盲從、學風浮躁，使學術腐敗日趨嚴重，精神生產力嚴重萎縮，學術人才成長焦慮增大，真正高端的理論成果匱乏，等等。這些不良效應反過來進一步削弱了體制本身的活力，壓縮（實際是自我壓縮）了體制原本的有效空間。與之相應的，則是國內外大量社會資源進入“體制外”思想文化領域，它們紛紛打出各種“非意識形態”或“非主流意識形態”的旗號，進行類似於“精神圈地”的活動，各霸一方，以人劃線，黨同伐異，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文化分化和混亂的局面。
擺脫路徑依賴並不容易
上述兩種路徑依賴束縛了社會的精神生產力和理論創新力，不利於創造富有活力的氛圍以培養造就新型的高端人才，形成具有創見性的成果。經過這麼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卻出現了“有故事講不好”或理論落後於實踐的尷尬面前，我們應該對這些來自現實的反饋和警示有所覺察，有所反思，有所改變。
當然，要擺脫這兩種路徑依賴並不容易。一般說來，擺脫前一種即理論思考的路徑依賴，應該說是理論研究和精神生產自身發展正常的、必然的趨向。只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還在，只要研究者的責任和良知還在，那麼在其引導和推動之下，思想終會解放，學風終將改變，理論或遲或早總會實現突破。而要擺脫後一種即行政化的路徑依賴則很不容易。因為這種路徑依賴本身是體制性的，它不僅以現實的權力結構為基礎，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根深蒂固，習慣成自然了。正如《社會科學報》5月24日報道的羅馬俱樂部報告所說：“未來種種問題的主因在於，當前主要政治經濟模式過分注重短期”，“若不作出重大改變，我們目前的生活方式已經不可能世世代代維持下去”。在精神生產領域的情況也是如此。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天的“近憂”是已往“遠慮”（基礎研究）不足的結果。所以，只有從結構和體制的改革入手，理順精神生產領域裡的責權利關係結構，讓對科學負責、對人民負責、對實踐和歷史負責成為學術研究與理論工作的切實利益導向和評價標準，才能為我們的學術繁榮、理論創新奠定基礎，為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開闢廣闊的道路。
（本文為作者在“理論前沿，當下挑戰與未來前景”研討會上的發言，刊發時有刪節）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321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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