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一个初秋，直隶永平府乐亭县知县陈金骏接到本县百姓赵宗圣诉状，状告挑水夫刘四逼死人命，以致一家四口同时上吊身亡，现已将刘四带到县衙，恳请县太爷将凶犯正法，以雪奇冤。
陈知县见是人命案件，当即提审挑水夫刘四。但见此人五短身材，三十来岁正当壮年。虽然四肢及脖子都短粗，但眼睛有神，面目慈善，如今被衙役带到堂上，跪在地上瑟瑟发抖，显然是个老实巴交的村人。陈知县见状，也没有让衙役准备刑具，便开始审讯。
据刘四交代， 自己是个挑水夫，每天给别人送水，挣几个钱养家糊口，并不是什么逼死人命的恶人，赵宗圣乃是诬告。那天照常去给他们家送水，叫门时没有人回答，便同往常一样，推门进去，来到厨房，把水倒进水缸，然后来到正房打招呼，只见正房大门紧闭，便从窗户张望，发现赵家4个女人脖子上都带有绳索，知道大事不好，便喊来左邻右舍一起来营救，等与众人一起撞开房门，发现这4个女人已经全身僵硬。等邻居把赵宗圣喊回来，见到这4个女人已经上吊而死，又听说是刘四发现的，便不由分说地抓住他不放，说是他逼死她们，把他捆到县衙，实在是天大的冤枉，恳请青天大老爷为他做主，还他清白。
听完刘四的陈述，陈知县也难以辨别真伪，便决定带着相关的人证前往现场勘验。
陈知县率衙役、仵作一行来到案发现场，但见现场凌乱不堪，刘四挑来的水桶还放在那里，正屋的房门是被撞开的，而屋内有多人脚印，显然是有许多人进来，与刘四招供所讲喊来左邻舍营救的情节吻合。尸体已经有移动的痕迹，但上吊的绳索依旧。
经过检验，确定死者乃是赵杨氏、杨王氏、张王氏、银姑。赵杨氏年纪30多岁，上吊的绳索是系在窗棂之上，身上还盖着被子，死在土炕上，尸体并没有被移动。杨王氏年纪60来岁，上吊的绳索在房梁上，绳索之下有被踢翻的炕桌，尸体已经被放在土炕上。张王氏年纪20多岁，银姑也就十来岁，上吊的绳索拴在一把柳木椅子背上，一左一右坐地而死，尸体未经移动。
奇怪的是，这4个女人都穿着新衣，张王氏和银姑还刻意化了浓妆。集体穿新衣、化浓妆自杀。一件案子里四个人而且是在同一间屋子里自杀，陈知县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仵作验尸结果：4具尸体均无外伤，家中没有被盗走财物。
这证明不是谋杀，也不是盗杀，而刘四也不可能逼迫这4个人同时上吊，因为门是从内锁定的，也可以证明刘四供词所讲没有威逼的真实性。问题是这4个女人因为什么上吊?而上吊的方式又那么蹊跷。
陈知县便以这几具尸体都没有伤痕，便肯定这不是谋杀；又因房屋没有男人留下来的痕迹，便断定不是奸杀；再查看屋内的物品，什么也没有丢失，又确定不是盗杀；更因为这几个女人身新衣，年轻的还梳妆打扮，便断定她们不是因为气愤而自杀的：陈知县排除各种他杀的可能之后，便认定是鬼神作祟，也就是中了邪气，想到极乐世界过全新生活，所以才集体自杀的。当下便裁断将挑水夫刘四释放， 4具尸体由赵宗圣自行掩埋，便打道回府了。
县太爷如此裁断，赵宗圣肯定不服，便跑到永平府继续控告。永平府知府听闻此案后，认为乐亭县知县裁定无错，合情合理，当即驳回了赵宗圣上诉。赵宗圣还是不服，便进京控诉。
按照《大清律例:刑律·诉讼·越诉》律规定:诉论必须自下而上陈告，如果超越本管官司而赴上司称诉者，要打50大板，要是本管官司不受理，或者受理而亏枉者，许赴上司处陈告，甚至可以到京控告，如果得实，可以免罪，不实则要杖一百:如果控告不实的事重，要以诬告罪论处。因此这个案子是否能够翻过来，既决定赵宗圣是否有罪，也决定省、府、县官是否要承担失出、失入的责任。
按照《大清律例·刑律·断狱·官司出入人罪》律规定:如果官司故意出人人罪，要以全罪论;增轻作重，减重作轻，以所增减论，一般断罪失人者减三等，失出者减五等。所以这个案子如果翻案，省、府、县官这种情况下，刑部也不想得罪人，只是提集相关人证来京会审，了解一些细节，以裁都要承担责任。在量地方官审判是否有误。
原来，赵宗圣是个商贩，家里虽不大富有，倒也生活安逸，赵杨氏是赵宗圣的妻子，多年来一直没有生养孩子，就从姐姐那里过继了一个女儿，就是银姑，母女俩感情很好。后来赵杨氏突患重病，因为银姑太小没能力照顾，赵杨氏便把母亲杨王氏请来伺候。杨王氏已经60余岁，照顾了几天之后，自觉体力不支，便把22岁的外甥女张王氏也请到家中，一起照顾病人，料理生活。所以，这4个女人在一起相互帮助，相处得也很和谐，没有什么理由自杀，所谓向往极乐世界，确实有些牵强。可是现场勘验并没有他杀的痕迹，也没有目击证人，很难裁定是他杀。
刑部那些老爷，接到京控的案件多了，总认为京控者都是“刁民”，所以对待京控案件的审理往往是漠视。此案如果刑部要翻案，从乐亭知县到直隶总督，都会受到处分，刑部官员也会受到牵连，因此那些养尊处优，饱食民脂民膏的官员们又有谁肯为百姓的冤屈而丢掉自己的官爵，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呢?刑部的老爷们深明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并不想翻案，于是便推断：赵杨氏是因为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所以自缢身死；其母杨王氏痛女，银姑痛母，张王氏亦痛其姨母死于非命，所以也一同自缢。
其实这个案件存在许多疑点，只是县太爷与刑部老爷没有细心去推敲。可以想象，一个人将绳索拴在窗棂上，又躺在床上，如何能够自杀呢?那时候北方的窗棂都是糊窗户纸，窗格稀疏而细小，根本承受不住一个人的重量。躺在床上，又身盖厚 被，自己也很难用力。如果说是这样上吊，显然无法自圆其说。
在一个椅子背上，两人同时坐地上吊，这就更加难以解释。可以想象，只有一根绳索在椅子背上，两个人如果同时用力，绳索会偏向用力大的一方。死者一个是22岁，一个才13岁，力量 肯定是悬殊的，为什么能够同时坐地上吊呢?
只有一个人可以确定是自杀，那就是吊在房梁上的人。但这个人已经60多岁，年老体衰，是如何把绳索拴在房梁上的呢?
即便是可以登高去拴，也可以想象一个60多岁的人，又是小脚，如何站得稳呢?这具尸体是被解下来，放在土坑上，又怎么能够确定绳索下被踢翻的炕桌是死者踢翻的呢?再说了，北方的房屋 都比较高，房梁至少距离地面3米以上，而那时候的炕桌最高的就是50公分，死者蹬在上面，既够不到房梁，又很难踢翻，因为坑桌矮面腿短，不容易翻过来。
可以说，这4个女人上吊都有疑点，县太爷不去推断定尸体没有伤痕就不是谋杀，没有淫污痕迹就不是奸杀，物品没有丢失就不是盗杀，身穿新衣、梳妆打扮就不是气愤自杀。这推断貌似合理，但不足以认定案件事实，毕竟推断只是推断。而刑部居然赞同，认为中邪有据，清朝人科学不发达，以上至下都比较迷信。因而刑部判决的结果，等于是维持乐亭知县的判决，赵宗圣无奈，只得回家。到家里之后，看着空荡荡的屋子，觉得自己独自一人活在世上，已没有任何意义，不如一块赴黄泉吧，所以也跟着上吊自杀了。
赵宗圣一死，告状的苦主没有了，此案彻底石沉大海，慢慢地此案也被人遗忘了。
几年以后，乐亭县发生了一件奸妇谋杀亲夫案，死者的侄子控告死者的妻子谋杀，知县率仵作前去验尸,结果没有发现致命伤痕，因为没有证据，知县便把奸妇释放了。死者的侄子不服,便到永平府上控，知府单奎带着仵作重新验尸，仵作报告尸体全身无伤，应该是病死。既然是病死，死者侄子就应该承担诬告反坐的责任，所以死者侄子坚称是谋杀而死。单知府为官多年，看着控告人坚决的态度，想到可能是仵作故意漏检，所以决定亲自上阵验伤。
单知府先将死者周身仔细地排查了一遍，确实无任何外伤，便仔细检验最容易隐藏问题的人体七窍，发现死者右耳边有水迹，便命令仵作挖开右耳孔，结果仵作从右耳孔中取出半斤多水湿棉絮。
单知府此时感叹:“此奸夫淫妇之所以得志也。”随即升堂问案，严刑拷问奸妇，供出这是与奸夫张从玉精心设计的谋杀。单知府进土出身，有惊人的记忆力，当听到张从玉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这个名字似曾出现过。所以在捕役出去缉捕张从玉的同时，立即翻阅卷宗，很快就从结案的卷宗中找出了这个名字，此人正是赵宗圣一家4口上吊身亡一案中死者张王氏的丈夫。
张从玉很快被带到大堂上，望着浑身血淋淋的奸妇没做任何狡辩，即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单知府这时出其不意地问道:“赵宗圣一家4口上吊案，也是你所为吧?”
张从玉脸上露出一丝惊恐，随即回客道:“他们上吊，与我何干?要不是我的妻子死去，也不会有现在的谋杀!”
单知府从张从玉的神态，已经看出上吊案与他脱不了干系，就反复审问，然而，张从玉知道此案早已结案，所以坚称不知道。
单知府说:“你也知道大清律法，凡是妻妾因奸同谋杀死亲夫者，都要凌迟处死，而奸夫也要处斩。再说了，你行贿仵作，检验无伤，也是证据确凿，二罪并发从重论，你是死定了。不过你就忍心让那吊死的4命永远含冤于九泉吗?你如果能够交代新的罪行，或许能够免你一死。”
无论单知府如何软硬兼施，张从玉就是不肯招供。不久刑部核准斩刑，已经被押赴刑场的时候，张从玉有点害怕，想起单知府说过的话，便怀着侥幸的心理，供出自己谋杀4命的经过，期望对自己从宽处理。
原来，张从玉的妻子张王氏，曾经目睹丈夫与人通奸，威胁要告之奸妇的丈夫。清代法律规定:如果本夫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如果妻子张王氏告诉奸妇的丈夫，要是在奸所把他们杀了，等于是白白送掉性命，张从玉能不害怕吗?
后来张王氏被赵家请去伺候病人，张从玉怕妻子把自己与人通奸的事情张扬出去，便偷偷地来到赵家，正好听到妻子将自己的丑事告诉那几个女人，脑子一热就冲进去，拿了根绳子先把妻子勒死了。这一一下就不可收拾了，看到银姑要跑，一把抓回,又把银姑勒死了。60多岁的杨王氏，望着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在那里吓得发抖，张从玉往房梁上套了根绳子，没费力气就把60余岁的杨王氏吊死了；赵杨氏本就病得剩下一口气，张从玉上炕勒死她以后，又把绳索拴在窗棂上，下炕时故意把炕桌碰到地上，然后把妻子和银姑的绳索放在椅子背上，分开左右。张从玉仔细地清理了现场之后，确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便从窗户出爬出，这也是房门反锁的原因。
轰动一时的4女同缢，共计5人死亡的大案，至此真相大白。其实，既然是犯罪，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因为现场进来人多，已经遭到破坏，陈知县检验时，便没有细致查验，仅凭着自己经验和主观判断，就裁定自杀，将一个4命谋杀案变成一个普通自杀案，实属无能之辈。
张从玉因为招出4命谋杀案，单知府没有杀他。将张从玉从刑场押回大牢之后，便急忙用禀文告知直隶总督。这可是事关重大的案件，如果严查下去，陈知县因为失出，弄不好就是死罪，而当时的知府、道台、藩臬两司，乃至总督，都会被革职。因此直隶总督也不想把此事张扬出去，便把单知府单独召到总督府，好言劝慰，要他想办法息事宁人。单知府思前想后，也觉得再查下去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便答应下来。回到永平府，单知府让狱卒用张从玉害死奸妇本夫的办法，将张从玉两耳都塞进棉絮，然后上报因病毙命，再把张从玉的家产抄没充公，当然单知府也乐得赚上一笔钱财，便将案件了结了。
可见清朝官场之黑暗，即便是查清案子的单知府最后也只能采取黑手，糊涂处理。法律有时候和现实是脱节的，好在最后真正凶手得到应有下场，也算是正义得到伸张。
这正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閱讀更多 中國古代民間案件探析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