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刑”是传统五刑中仅次于死刑的重刑，出现的历史较早。

流刑是通过将一个人从他原先熟悉的环境中驱离，与原来的生活进行隔裂，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改造，达到惩治犯罪的目的。在重乡土观念的古人看来，这种驱离的打击是很痛苦的，比杖刑之类的肉刑要痛苦得多。

可是从宋、元之后，流刑中“流”的本义被服苦役所掩盖，犯人虽然同样流放远方，但流刑在实施中与“徒刑”的意义越来越接近。

对于流刑，《唐律疏议》有过解释：“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唐代流刑分为三等，即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流刑均不附加肉刑，也就是判处流刑者不再打板子。唐代流刑只需要前往服刑地点和老百姓一样生活，不用收监，也不服苦役，期满便可回家，甚至当官的还能官复原职。这一点是超乎很多人想象的。

流刑的刑期一般是三到六年，期满回原籍。因为“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古人的乡土观念很重，将他驱逐到几千里外的异乡，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再加上在异地人生地不熟，如果罪犯没有特长，那就会没有任何收入，生活极为困难，只得给别人打工或者为奴，生活很苦。所以唐代之前流刑是将重点放在“流”字上的。

宋朝继承了隋唐的五刑制，但有所改革，设置了“折杖法”，规定可以在流刑的同时加以杖刑。

我们在《水浒》中经常看到“脊杖二十，流三千里”或者“脊杖二十，流二千里”的场面，林冲、卢俊义身上都发生过。这是宋代流刑的特点，将刺、杖、 流三种刑罚结合起来，对可以不判处死刑但情节比较严重的罪犯，往往是“三合一套餐”招呼，在司法中频繁实施，甚至滥施。

“刺”本来是个单独刑种，并不依附在流刑之中的，也就是说它不是附加刑，而是主刑。打个比方，咱们今天的判决不可能在判处一个罪犯无期徒刑时又判处拘役吧？其实是一个道理。

宋代流刑的案例比较少，因为宋代可以“以徒代流”，可以将流刑按照比例改成徒刑，即比如流二千里可以改成有期徒刑四年，流二千五百里可以改成有期徒刑四年半。作为犯人来说，大多宁可在家乡服徒刑而不愿去家数千里，享受刺、杖、 流“三合一套餐”，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流刑已渐渐被徒刑取代。

元朝的“流刑”中注入了蒙古人的特点，将流刑的犯人送去参军，达到惩治目的。

罪犯“从军自效”， 但考虑到罪犯并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且体质各异，所以一般是在军营种屯田，为军队提供后勤保障。元朝的流刑大多是终身制的，没有固定年限，除了遇上大赦，基本上就是老死异乡，所以元代流刑是很重的一种刑罚，真正意义上成为仅次于死刑的处罚方式。

朱元璋推翻元朝后，对元朝流刑终身制做了修改，仍然实施流二千里、 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的宋制。《大明律》规定杀人未遂的，杖一百，流三千里；主动自首的，杖一百，徒三年。

《大明律》关于流刑的规定比较详细：“凡官吏犯赃至流罪者，不问江南江北，并发两广福建府分及龙南、安远、汀州、漳州烟瘴地面安置，其上项烟瘴地面附近州府之人犯赃并发迤北边塞处所。”也就是说明代的流刑服刑地点是荒芜、偏远的南方“烟瘴地面”，如果你本身是南方人，那好，将你流放到迤北边塞处所，看你们敢不敢犯罪。

“烟瘴地面”也好，“边塞处所”也罢，并不是说让流刑犯人去等死，也意味着流刑是有去无回，否则和死刑没有区别了。朱元璋特别在《大诰》中解释：“犯流徒罪者不宜处以荒芜之地，但定其道里远近，令于有人民处居之，以全其生。”也就是说，流刑的服刑地点虽然偏僻，但并不是原始森林，也还是有人烟的地方，对流刑罪犯的生命权还是有给予保障。

如果运气好，流犯也会遇上用“输役”来代替流放的机会。也就是说，为国家服劳役，是可以抵流刑的。按《明实录》的记载，洪武八年、十六年和十八年，朱元璋三次下令，让流刑犯人去修中都皇陵，“凤阳输作一年，然后屯种”，或者去凉州军充当车夫，为部队运送军需。

朱元璋是个很有意思的皇帝，朱元璋颁布明《大诰》，而且为了保证人人都能懂得这部《大诰》的内容，规定犯罪者，只要不是死罪的，如果家里有《大诰》，可以减罪一等。这个规定在整个明朝都得到了实施，《大诰》就是明朝的减刑神器。而流刑因为其刑罚的特殊性，是这个奇葩规定中获利最大的。笞刑和杖刑减等，只意味着少打几下，流刑减等，便是改为徒刑，这是质的差别。在死罪不减的情况下，因为家里有《大诰》，按徒刑处理的。

洪武三十年，明朝又出台了一项规定，对于某些罪行，可以以钱赎罪：“（官员）徒流、迁徙者以俸赎之，民有犯徒流、迁徙者，发充递运水夫”。

本来流刑犯到达监管之地，要从事一些苦役，规定可以用钱赎罪之后，即使家里没有《大诰》，只要缴纳一定的赎金，可以在监所当搬运工，递运官物，相比之前轻松太多。虽然这样做体现了朱元璋对普通百姓比较关爱，但流刑惩处犯罪的初衷也逐渐丧失。

流刑犯人如果有特长，比如会冶铁，会养马，可以不流放，而在当地卫所承担一定的劳役即可。军人犯罪，按照特长犯对待，“军人免徒流者，悯其劳役，亦实其行伍也。”明代的军户是世袭的，兵源有限，部队许多后勤岗位人员不足，将流刑犯人放在军中服役，可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

流刑虽然在明代执行得不多，但仍是五刑之一，在法律意义上还是次于死刑而高于徒刑的。朱元璋修改流刑的处罚方式，使得流刑“不过杂犯死罪、徒流罪名，但折纳米稻而已。”有明一代，真正执行得好的，除了死刑之处，只有杖刑与徒刑。流刑在明代实际上已经转为“充军”，实际上我们现在民间文学中也常将流刑称为“充军”，即将罪犯发充军役。他们与军户的区别就是不用终身服役。

流刑可以被称为“充军”，但“充军”并不只限于流刑。万历朝制定的《问刑条例》，规定充军包括“由杖问发者”、“由徒问发者”、“由流问发者”、“杖徒俱问发者”、“ 徒流俱问发者”、徒罪以上俱问发者”、“杖徒流俱问发者”、“笞杖徒流俱问发者”、“由斩绞问发者”、“免罪减等仍充军者”等范围，说明杖刑、徒刑中的一些情况也可以充军，充军并不等于流刑。

明朝中期之后，流刑的实例逐渐减少，很多罪犯本该判处流刑的，“但折纳米稻而已”。，嘉靖时也有官员提出这么做的弊端：“谓刑以弼教，五刑尽矣。此外复有充军事例。盖以绞斩之下有罪浮于律而徒杖不足以尽之者方坐，以此正以补律之未尽也。”认为本朝法律并不完善，流刑成为“流于形式”的刑罚，只是这种意见并没有得到重视。　　

最后说明一点，《大明律》规定的充军只有附近卫所服役与边远地区充军两种，但中后期执行的时候，种类不断增加。有附近终身、边卫终身、边远终身、极边终身、边卫永远、极边永远六等。充军自此成为罪犯流刑的专属执行方式，流刑真正意义上的“流放”功能不断弱化。这一特点也被后来的清朝沿袭，直到清朝被推翻，“流放”才真正在历史中消失。

参考资料：辻正博：《唐代流刑考》、《唐律疏议》、《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