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以後，中共中央秘書處在文書處理中開始出現了“存文組宣毛”的代號。其中，“組”是中央組織部，“宣”是中央宣傳部，後改為特委，“毛”是共產國際。而列在首位的“文”——中央文庫，一直湮沒於歷史的風雨中，鮮為人知。
中央文庫保管的是黨從誕生起直至1933年黨中央撤離上海期間的重要文書檔案，共計兩萬多份。
其中，有黨中央各屆、各種會議記錄、決議案；有黨中央給各地的指示及各地黨組織給中央的報告；有共產國際的指示；有蘇區和紅軍軍事文件，有毛澤東、周恩來的手稿；有瞿秋白、蘇兆徵、彭湃、羅亦農、惲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遺墨、照片……
從中央文庫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長期的動盪歲月和戰火硝煙中，中央文庫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場的大上海，隱匿在國內外反動勢力的眼皮底下。
中央文庫幾經輾轉，數易其手。為了這個堪稱中共早期記憶的“一號機密”，一批地下黨員竭力守護，刻上了英雄不朽的名字。新中國成立後，這些文獻被稱為“
比黃金還要珍貴的國寶”，成為中央檔案館的“鎮館之寶”。今天跟隨小紅一起了解中共“一號機密”是如何奇蹟般被保存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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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交將來”
1926年7月，中共四屆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頒佈的《組織問題議決案》指出：中央各部委要有確定的組織，“並應增設中央秘書處，以總攬中央各種技術工作”。其中，秘書處內設的文書科文件保管處，就專事負責文件檔案保管工作。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秘書處由武漢遷回上海後，各科工作人員居住的“聯絡點”改稱為“處”。因此，文件保管處又稱為二處，地址位於戈登路（今江寧路）恆吉里1141號，這就是中央文庫的前身。
中共中央閱文處舊址前門
1931年初，中共中央秘書處文件保管處改為中共中央秘密檔案庫，由代號為“張老太爺”的中央秘書處文書科科長張唯一負責中央文庫的管理工作。
張唯一生於1892年，保管中央文庫時才30多歲，一點兒也談不上“老”，因為辦事沉穩，老成持重，這才得了“老太爺”的“尊稱”。
張唯一
1931年1月，周恩來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員會負責人，直接指導中央文庫的工作。
工作中，周恩來發現文件、資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當即指出“文件材料應分條理細，進行分類整理”。鑑於文庫接收的檔案只是流水賬，隨收隨登記，根本沒有區分來源，周恩來對秘書處負責人說：“你們可以找阿秋（瞿秋白）去談談，請他給寫一個文件處理辦法。”
瞿秋白
1931年4月，瞿秋白起草《文件處置辦法》，明確周詳地規定了黨中央應當收集、保管的文件資料的範圍、內容，以及整理分類編目的原則、方法，並且要求這些檔案“均按時日編”，“切記註明年月日，愈詳愈好”。這也是黨史上最早的關於管理檔案、文件的條例。
在草案的最後，瞿秋白還加了一個總注：“如可能，當然最理想的是每種兩份，一份存閱（備調閱，即歸還），一份入庫備交將來（我們天下）之黨史委員會。”在“將來”兩字旁邊，瞿秋白打上了著重的圈點。
從此，在白色恐怖中，一批忠貞不渝的共產黨人，開始了保護“中央文庫”的艱苦卓絕的事業。
顧順章被捕叛變，為何對“一號機密”卻隻字不提？
為適應上海地下鬥爭的生存環境，中央秘書處規定：中央下發的文件和各地上報的文件，均實行“三套制”：
一份送交共產國際，一份送中央文庫保存，一份由文件閱覽處呈請中央領導人批辦，由中央特科處理。
恰恰是與中央特科的橫向關聯，引發了中央文庫最大的一次危機。
1931年4月24日，顧順章在漢口被捕，旋即叛變。顧順章掌握上海的中央機關及中央領導人的住址，對秘密工作方式瞭如指掌，他的叛變，無異於將黨的機密暴露在敵人面前。
周恩來派人緊急通知張唯一：“情況萬分緊急，立即攜帶文件全部轉移”。張唯一僱用了兩輛黃包車，連夜將二十餘箱文件分幾次運往愷自邇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獨立小樓裡，這裡是他的家。
雖然中央文庫立刻被轉移了，但周恩來始終放心不下。因為，中央文庫有一套完整備份保存在中央特科，而特科文庫就保存在顧順章手中。但奇怪的是，顧順章給敵人交代了很多重要機密，唯獨對特科文庫隻字不提。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顧順章把這批文件偷偷藏在了他岳父那裡。
為了不連累家人，顧順章選擇了保密。不僅如此，他還偷偷派人把特科文庫全燒掉了。從此，這批資料僅存中央文庫唯一一份，更顯得彌足珍貴。
由於顧順章叛變，黨中央不得已分批撤離遷往蘇區，但中央文庫的文件資料目標過大，不方便撤離。於是，張唯一和中央文庫一起留在了上海。
1931年底，張唯一奉調為中共上海執行局秘書處負責人，難以兼顧文庫工作。經中共中央秘書處批准，中央文庫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陳為人的手中。
嘔心瀝血護文庫
陳為人
陳為人是湖南江華人，出生於1899年。他於1920年赴蘇聯學習，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回國後，他曾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等職。1929年，陳為人調往上海工作，1931年春被捕，關押於龍華監獄，經營救獲釋。1932年秋冬，出獄不久的陳為人就收到了保管中央文庫的特殊任務。
中共中央文庫位置圖
接手文庫後，陳為人將隱蔽在張唯一家的二十多箱文件全部秘密搬至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棟獨門的三層小樓房：第一層臥室兼客廳，第二層為臥室，第三層被改為一個小閣樓，靠裡牆二尺做了一堵木板牆，兩牆當中存放文件。為避人耳目，陳為人和妻子韓慧英白天假扮富商，闊氣悠閒，晚上則通宵達旦地整理文件。
為了確保機密文件萬無一失，陳為人甚至在家裡擱了一個常年留有火種的爐子。他和妻子相互叮囑：“一旦遭遇不測，寧願焚樓燒房，與文庫俱焚！”
當時中央文庫的檔案主要有四大類：中央文件、蘇區文件、紅軍文件和地方文件。為了便於保管和轉移，陳為人夫婦想方設法縮小文件的體積。他們將厚紙文件抄在薄紙上，將大字抄成小字，再剪去文件四周沒有字的白邊。經過這樣處理後，庫藏檔案縮減到2萬餘件，僅用幾隻皮箱便可全部裝下。
陳為人
1935年2月19日晚，上海多個黨的重要機關突遭破壞，張唯一與韓慧英先後被捕。千鈞一髮之際，陳為人以木材行老闆的身份，用每月30塊銀元的“高價”租下了位於小沙渡路合興坊15號的一幢兩層樓房，並想盡一切辦法將數十箱珍貴文檔分散搬運到了這裡。中央文庫再次脫險。
中央文庫舊址舊照（上海市西康路560弄15號，原小沙渡路合興坊15號，現已拆）
韓慧英被捕後，陳為人失去了與黨組織的聯繫，也斷絕了經費來源。為防止被特務叛徒認出，他也無法外出工作謀生。可是高昂的租金要支付，三個幼小的子女要撫養，怎麼辦？
據妻妹韓慧如回憶，為湊錢按時交房租，他們忍飢挨餓，把二樓傢俱、能賣的衣服都變賣一空，但仍要盡力維持底層撐門面的擺設不變，以免鄰居懷疑。
韓慧如（右）秦鴻鈞一家合影
孩子們沒有冬衣，只好用包文件的邊角碎布拼湊而成。一家五口一天只吃兩頓山芋薄粥，孩子們每每叫嚷吃不飽時，陳為人就難過地勸慰他們：“我們是吃點心，點心、點心，就是點點心的，不要吃飽的。”由於長期勞累、營養不良，又缺乏醫治條件，曾受酷刑拷打致肺部嚴重受傷的陳為人病情加重，開始不斷嘔血。
1936年初，韓慧英出獄，幾經輾轉，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陳為人，一家人終於團聚了。考慮到陳為人的身體狀況，組織上不忍他再操勞，決定將文庫交給中央特科徐強負責。
1936年6月，陳為人強撐病體，寫下《開箱必讀》，作為對後繼守護者的最後囑託。《開箱必讀》中寫道：
“開箱註解：在未開箱之先，必取目錄審查，尤其是要審查清理的大綱共二件（一切文件，都是按此大綱清理的），然後才按目錄次第去檢查，萬不可亂開亂動。同時於檢查之後，仍須按原有秩序放好。”
陳為人起草的《開箱必讀》
1936年秋，陳為人夫婦帶著一個孩子乘車把最後一箱檔案完整無缺地護送到指定地點，完成了任務。回家後不久，陳為人便大口大口吐著鮮血昏倒在地……
1937年3月13日，陳為人溘然長逝，年僅38歲。
中共中央文庫遺址今貌
此後，中央文庫由徐強、李雲、劉釗、繆谷稔、鄭文道等人浴血護衛，歷經數次秘密轉移搬遷，始終未曾暴露。
1942年6月，陳來生奉命接替病重的繆谷稔管理中央文庫。躲過日偽憲兵、特務、巡警的盤查，陳來生將2萬餘件黨的重要文件、資料，由新閘路運到成都北路974號自己的家中。陳來生在此保護中央文庫達7年之久，不僅躲過敵人多次來家盤查，甚至連日夜相處的同樓居民也無人察覺。
《上海陳來生所保存的材料的大概情況》
上海解放後，陳來生將全部文件完好無損地交給了上海市委。上海市委組織部還給陳來生一份證明信，信中寫道：
“茲收到陳來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負責保管的從我黨誕生時起至抗戰時止的各種文件、資料，計104包，共裝16箱”，這些文件、資料“未受到黴爛、蟲蛀、鼠咬等半點的損傷”。
如今，這批珍貴的歷史檔案全部完好無損地保存在中央檔案館內。
這批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文獻，從地下轉為地上，從簡陋的皮箱、閣樓、夾牆內跨入了現代化的庫房。這數萬頁之多的文稿，大小不一，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彷彿講述著曾經經歷的危難和艱辛。而伴隨著這批珍貴檔案永存世間的，是陳為人、韓慧英、陳來生等革命先輩燦爛的信仰之光。
來源：紅色之聲（ID：hszs1921）綜合人民網、光明日報、新民晚報、上觀新聞、央視網、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政府網站等
審稿：袁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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