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以來，適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現代稅收制度逐步確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看來，作為重要的經濟概念，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都和稅收有密切聯繫。“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各個領域，稅收都可以發揮作用。而中國目前在加快建立的現代稅收制度，就是要讓稅收在國家治理中更恰當地發揮作用。”
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在《論法律》中曾經說道：“稅收是國家的支柱。”
而在剛剛結束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首次系統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十三大顯著優勢”，而作為重要抓手之一，稅收在國家治理中起到基礎性、支柱性、保障性的作用。
在今年經濟面臨更大下行壓力的背景下，“稅收擔當”的身影也隨處可見：今年前三季度，全國累計新增減稅降費17834億元中，小微企業普惠性政策新增減稅1827億元；個人所得稅兩步改革疊加新增減稅4426億元，累計人均減稅1764元，受減稅影響，同期個人所得稅收入同比下降29.7%。充分反映稅收在普惠性政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為市場經濟最為發達的省份之一，廣東在落實減稅降費方面也取得了不俗成績：廣東今年1─9月累計新增減稅2131億元，同期廣東省國內稅收增長0.9%，增速比第一季度回落7.5個百分點。其中，製造業納稅人分享了逾五成的深化增值稅改革紅利；民營經濟納稅人分享了近九成的小微企業普惠性政策新增減稅，以及三分之二的深化增值稅改革新增減稅。從廣東省稅務局9月份開展的企業減稅降費調查問卷結果看，逾三分之一的企業表示減稅降費促進企業增加投資，逾一成企業表示會將60%以上減稅降費紅利用於再投資（如研發、技術改造和擴大生產）。此輪減稅降費在社會治理，尤其是為實體經濟注入動能上的成效正在顯現。
“在經濟增長趨緩的大背景下，稅收自然增長的速度也將隨之放緩。在此期間，切不可 ‘竭澤而漁’，而應通過減稅降費‘放水養魚’的方式，減輕企業負擔、激發市場活力並增強發展後勁。” 在普華永道中國稅務及商務諮詢合夥人覃宇看來，減稅降費政策的出臺，固然是國家層面的戰略部署，但政策落地，則需要地方政府和各級財政的大力支持，需要稅務部門的持續努力，唯有善的政策得到好的落實，稅收對經濟的推動作用才能更好地發揮出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以來，適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現代稅收制度逐步確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看來，作為重要的經濟概念，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都和稅收有密切聯繫。“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各個領域，稅收都可以發揮作用。而中國目前在加快建立的現代稅收制度，就是要讓稅收在國家治理中更恰當地發揮作用。”
意義：宏觀經濟調節重要抓手
稅收作為主權國家的財政支撐，最早可以上溯到三皇五帝時期：大禹時期，“任土作貢，分田定賦，什一而稅”便是首開了我國土地稅徵收的先河，這就是我國稅收的雛形。
而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不論是計劃經濟時期，還是市場經濟時期，稅收始終在財政收入中佔據重要地位。新中國成立之初，稅收為初生政權的平穩運行提供了有力的經濟保證。而在計劃經濟階段，儘管在稅收作用並沒有被充分重視的情況下，稅收收入和企業收入也旗鼓相當。
在進入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在1983年和1984年兩步“利改稅”之後，稅收更是成為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從此，稅收收入佔財政收入之比雖有波動，但在財政收入體系中的絕對地位從來沒有被撼動過。
“經濟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而稅收通過對於宏觀經濟的作用，進而在宏觀經濟穩定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楊志勇看來，近年來，減稅降費成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內容。2019年積極財政政策加力提效，減稅降費規模預計近2萬億元，其中約70%是減稅。這也充分說明了稅收在宏觀經濟穩定中所發揮的、其他政策工具難以替代的作用。
“稅收是國家實行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槓桿之一。利用稅收政策，可以調節經濟結構，增強國家宏觀調控力度。”越秀地產財務部副總經理徐文兵指出，稅收既可以實行鼓勵性措施，即對國家需要重點發展的產業實行稅收優惠；也可以實行限制性措施，即通過提高稅率等限制性措施來淘汰落後產能。
從生產製造國內工業機器人為智能製造提供解決方案的龍頭企業——廣東拓斯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拓斯達”）的減負效應來看，公司如果按預計的全年經營情況和改革前後的稅負水平計算，僅增值稅稅率下調一項，今年就能減少1400萬元左右。
“今年我們估計各方面的稅要交1億元左右，對比下來，一下子減少1400萬元，力度非常大。”拓斯達財務總監周永衝表示，對於減稅降費節省下來的上千萬資金，將主要用於加強研發投入。“今年我們的研發投入計劃比去年增長20%，減稅降費之後，明顯多出一筆看得見、能用上的資金，這樣我們在招聘人才、上馬項目、更新設備上更有底氣。”
“作為經濟槓桿，稅收政策可以有針對性地調節微觀企業的發展。”中山大學法學院稅法與經濟法教授楊小強在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稅收所具有的公共政策性，意味著它可以從多方面作用於微觀經濟活動，激勵和約束納稅人的行為選擇，使之符合宏觀經濟運行的目標。“創新是實現宏觀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因。為實現這一目標，我國對研發收入實行了加計扣除等一系列優惠政策，作為吸引企業研發的手段，切實減輕企業稅負，激勵企業積極研發，自主創新。”
“為了實現對經濟的拉動，實際上現代國家都有內在的財政支出擴張傾向。”在楊志勇看來，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財政支出，那麼再多的稅收也是不夠用的，進一步減稅的空間也必然蕩然無存。“減稅不是為減稅而減。減稅是希望以短期稅收減少換來更快的經濟增長，讓經濟增長帶來中長期更多的稅收收入，或者是因為既有的稅收制度不合理，稅收負擔太重或不適合當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以減稅換取社會所需要的經濟效率和公平正義。但不管什麼樣的理由，都不太可能無限度地減稅。”
實踐：充分挖掘稅收價值
除了在財政政策以及宏觀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稅收的數據價值與稅收在信用體系建設上的特殊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
從稅收的數據價值來看，由於稅收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都緊密相連，因此稅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作經濟社會這一機體的血液，滲透到了這一機體的各個枝節中。
“要用好稅收數據，需要從數據收集整理和數據運用兩個角度著手。”在覃宇看來，從數據收集整理來看，稅收數據的收集整理已經基本完善，下一步要加深與其他部門合作，完善信息收集系統；從數據運用來看，在稅收管理的運用上已經相對成熟，但在更廣的角度看，稅收數據在其他領域的運用仍有加強空間。
事實上，廣東稅務部門在稅收數據的收集和處理上一直處於全國前列：2015年10月，“金稅三期”工程優化版在廣東正式上線，廣東在全國率先實現了稅收數據的大集中。由此，廣東稅務部門開始積極探索實施《“互聯網+稅務”行動計劃》，應用雲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等技術建設雲上電子稅務局，實現線上線下融合、前臺後臺貫通。
例如，今年5月佛山市稅務局推出的“減稅降費質量保障管家”（簡稱“減稅寶”），反映出廣東稅務部門利用稅收大數據落實減稅降費政策、提升稅收服務和管理水平的一個鮮活例證：通過申報小秘書、巡邏衛士、減免鐵賬、惠享家和減稅指數5個功能板塊，構建起集“提醒＋監控＋服務＋考核＋成效展示”為一體的減稅降費智能服務體系。
通過智能分析納稅人信息，自動判定納稅人可以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及時對納稅人進行申報提醒；通過歷史數據比對，核實納稅人填報數據可靠性，有效提高申報準確性；定期掃描疑點數據，用稅收大數據描繪納稅人全息畫像，及早防範稅收風險。基於龐大稅收數據上的微創新，為稅收治理的優化注入“新鮮血液”。
但稅收數據的運用並不侷限於此。
“與其他經濟數據有明顯遲滯性不同，稅收數據能夠直觀反映不同行業。”徐文兵指出，大多數稅種均面向不同的行業，從稅收的收繳情況，就能夠一探行業興衰。“春江水暖鴨先知，如果說整個行業是江水的話，那稅收這隻‘鴨子’自然是對於江水溫度變化的感受最為直觀。”
而稅收數據頗受重視的另一原因，是因為稅收誠信在信用體系建設上扮演著關鍵角色。
自2014年開始，我國實施稅收違法黑名單制度，國家稅務總局發佈了《重大稅收違法案件信息公佈辦法（試行）》，通過稅務部門門戶網站、信用中國網站等渠道對外公佈重大稅收違法失信案件信息，俗稱“稅收違法黑名單”。稅務總局又先後與國家發改委等33個部門簽署實施聯合懲戒合作備忘錄，推出28項聯合懲戒措施。
“稅收在信用體系建設上的特殊作用，有望成為破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切口。”徐文兵告訴時代週報記者，小微企業所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大多在於這部分企業屬於輕資產模式，缺乏抵押物；同時企業本身缺乏穩定現金流，難以通過銀行徵信考核。
“整體而言，納稅信用的影響力正在逐步增強：一方面，納稅信用評級為稅收服務提供了不同的參考，使納稅服務更具針對性和高效性；另一方面，諸如稅收信用貸、聯合懲戒等獎懲方式的推出，可以讓納稅人感受到更多的獎懲後果，進而有助於提高稅法遵從度。”在覃宇看來，稅收信用也已成為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的重要一環，並逐漸成為商業運營中評判交易對手誠信度的核心指標之一。而在“稅感”日益增強的趨勢之下，納稅信用的作用也將日趨明顯。
事實上，稅收在信用體系建設上的特殊作用，有望成為破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切口。據瞭解，小微企業所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大多在於這部分企業屬於輕資產模式，缺乏抵押物，同時企業本身缺乏穩定現金流。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導致小微企業難以通過銀行徵信考核。而將稅收信用納入到社會誠信體系建設中，將為破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指明路徑。
“下一步，可以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建立全社會基礎數據統一平臺，推進部門信息共享，實現自動稽核比對，及時查找管理風險。”徐文兵指出，提高稅收徵管質量和效率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未來：“大國輕稅”再深化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了新時代的今天，稅收制度和稅收政策應當深化改革以適應新時代要求，成為財稅界的共識。
“中國稅收制度的現代化建設和稅收政策的優化亟待確立‘大國輕稅’理念。”在楊志勇看來，“輕”不僅應當在稅率上得以體現，更應當貫徹從徵稅立法到稅收徵管的全過程。“現行徵稅體系中的稅種設置仍有簡化空間，而這種簡化空間，應當通過法制化的方式得以展現。”
7月16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增值稅法（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這次土地增值稅徵求意見最重要的變化——從此前的暫行條例平移上升為法律，並在徵稅的範圍上做出調整。
這是稅收立法的又一進展。
在此之前，我國實行的18個稅種當中，僅有3部是通過全國人大立法，其餘均是以“稅收條例”的形式存在。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2020年前，要將所有現行稅收條例上升為法律。
近年來，我國多項財政法律、法規制定工作不斷加速，尤其是自2018年下半年以來，幾乎每次人大常委會會議都有相關稅收法律審議內容，稅收法定步入快車道。通過幾年的努力，目前，已經有8個稅種通過立法成為法律。
但就目前稅種設置來看，“輕稅”仍有深化空間。
例如都會傳導至消費者的增值稅與消費稅。楊志勇指出，消費輕稅政策目標的落實，就要考慮二者的協調關係。“有必要統籌考慮增值稅和消費稅稅負。這一措施對降低企業稅負也是有利的。”
“相較於其他國家和地區，國內的稅收種類較多，不同行業的徵稅要求也各有不同，這些都在客觀上提高了徵稅成本。”在徐文兵看來，當下包括附加稅、印花稅在內的幾個小稅種在稅收總收入中佔比不到10%，在稅收徵管上如果實現稅種合併、“抓大放小”，不僅能夠減輕納稅人負擔，同時也能夠簡化納稅程序、提高徵繳效率。
例如廣東省稅務局推出的“國際匯稅通”，便是針對企業對外付匯業務中的稅款計算難題而產生。“以前我們公司在準備對外付匯時，要先準備好相關合同憑證複印件到稅務部門備案，再憑紙質備案表到銀行辦理付匯，然後再回稅務部門辦理納稅申報，整個流程涉及外管、銀行、稅務3個部門，工作人員經常一跑就是一整天。”作為香港上市公司越秀地產的財務負責人，徐文兵對過去對外付匯的繁瑣流程有著深刻體會。
但隨著“國際匯稅通”的上線，徐文兵所在企業的辦稅時間成本縮減八成以上。“對於輕稅的目標，不一定完全在減少稅費上體現，簡化辦稅流程，提高辦稅效率，對於企業的減稅效果同樣顯著。”
值得注意的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強化稅收調節，完善直接稅制度並逐步提高其比重。”為稅收改革的下一步指明方向。
“提高直接稅制度有利於促進發揮稅收對於社會再分配的調節作用。”楊小強介紹，直接稅和間接稅的區分是以稅收能否發生轉嫁為依據進行的劃分，直接稅（如所得稅）一般不能發生轉嫁，法定的納稅義務人就是經濟上的負稅人。
在楊小強看來，逐步提升直接稅的佔比，意味著未來將在四個方面影響稅收體制：一是稅源比例將會發生變化，以所得稅為代表的直接稅收入佔比將會提升；二是通過提高直接稅的比重更好地發揮稅收對社會再分配的促進作用；三是相應地降低了間接稅的比重，減少了間接稅徵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更加體現市場調節經濟活動的決定性作用；四是，直接稅的徵收離不開更完善的稅收徵納體制，因此國家對於稅收徵納體制也會進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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