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49期，原文標題《：用紀錄片的方式拍綜藝》，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世界的複雜性和殘酷性是更值得探討的。總導演趙琦知道，一檔面向大眾的綜藝節目無法思考得像紀錄片一樣深入，有些真相甚至是冒犯普通觀眾認知的，“但還是可以努力一下，再往前走半步”。

記者/宋詩婷

在第二季第一期《奇遇人生》裡，楊穎與正在環遊世界的徐伯伯騎行去溫哥華

紀錄片團隊

《奇遇人生》第二季第一期節目裡，有個段落常常被觀眾和網友討論，在楊穎和阿雅多次坐車追趕徐伯伯之後，總導演趙琦忍不住了，他出現在鏡頭裡，冷冰冰地對兩人說：“你們為什麼每天都要搭著車去追他？你們是來騎行的，還是來搭車的？”

到了第三期劉雯冰島行，趙琦的聲音再次出現在片子裡。當劉雯和現場的所有女孩說“工作就是我男朋友”時，一個男人的聲音跳了出來：“我還是不能理解，我們還是需要其他親密關係的，所以我不相信有人會說我的工作就是我的老婆，不是因為你不想找，是因為你找不到，所以你會選擇性記憶。”被這段質疑擊中，劉雯低下頭，開始掉眼淚。

這兩段導演直接介入的部分都被平實、客觀地剪進片子裡，沒有任何強調或軟化的包裝，就那樣赤裸裸地呈現在觀眾面前。“你介入了就是介入了，不要不承認，紀錄片你不能只呈現介入的結果，而不告訴觀眾過程，那樣是不真實的。”

雖然聊的是綜藝節目《奇遇人生》，但趙琦和我提到最多的還是紀錄片拍攝理念。對於他和整個團隊來說，綜藝、真人秀是新探索的領域，紀錄片才是老本行。

大鵬在貴州山區與足球隊的孩子們在一起

在第一季李誕那期節目裡，趙琦和李誕提到自己正在做的關於失聯帆船運動員郭川的紀錄片。在做《奇遇人生》之前，他已經在郭川這個項目上花了六七年時間。

若是和趙琦聊郭川，或者看他以往的作品，你很難將他與這檔綜藝節目聯繫在一起。聚焦農民工群體及其子女的《歸途列車》，以中國最早的職業拳擊手齊漠祥為主角的《千錘百煉》，以大同市長和大同城市建設為主題的紀錄片《大同》，追蹤汶川震後災民命運的《殤城》……過去十幾年，趙琦擔任製片人或導演的紀錄片拿到過艾美獎、金馬獎、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伊文思獎等諸多大獎。

不光是趙琦，《奇遇人生》主創團隊的核心成員幾乎都來自紀錄片領域。歐大明和趙琦認識十幾年，兩人曾合作拍攝過專題片，接到趙琦的合作邀請時，他正在青海拍藏族棒球隊。分集導演趙青也是紀錄片導演，是趙琦在電影節上認識的。攝影師孫少光與趙琦一起拍了十幾年紀錄片，剪輯師林欣民是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大同》的剪輯師。

把這樣一個紀錄片班底湊在一起的當然是總導演趙琦，但找來趙琦的人是阿雅。在節目裡，阿雅是主持人，也是明星嘉賓的引領者和陪伴者，在鏡頭外，她也是《奇遇人生》的製片人。做藝人二十幾年，在一檔綜藝節目裡如何有“綜藝感”，在真人秀裡如何拋梗，這些阿雅都太熟悉了。“做久了，會有疲憊感。”最近幾年，她也在謀求轉型，希望做些超出現有模式的綜藝節目。

經朋友介紹，阿雅認識了趙琦。最初的合作也走了彎路，趙琦知道自己不懂綜藝，他和團隊還特意去了解了綜藝節目的套路，給出了一套方案——“那種競賽形式的，比較娛樂化，藝人跟著師傅學手工吉他製作什麼的，娛樂之外有些文化沉澱的東西。”

方案很快被阿雅否掉了，因為她知道藝人在這樣的環境裡會有怎樣的表現，節目效果會是怎樣的。這樣溝通幾輪，趙琦就想清楚了，他和團隊更大膽地把紀錄片的模式和拍攝經驗用在了這檔節目的製作上。於是，就有了第一季的《奇遇人生》。十位明星嘉賓和阿雅去到十個地方，去看大象、追逐龍捲風、登山、打拳、放電影……過程中沒有太多任務和特定的環節設計，明星與環境、與人接觸，發生觀念碰撞或情感聯結。

乍看起來，“明星+旅行”的模式並不新鮮，但《奇遇人生》勝在真實。“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這是每期節目錄制時，趙琦最常對嘉賓說的話。他甚至和朴樹說，不配合錄片子都沒事，但朴樹說“後悔了”“不想錄了”的這些狀態也被節目記錄下來了。

明星最真實的狀態和情緒被捕捉到了，竇驍登山遇到連續雨天，導演抓住了等待中每個人的狀態。在日本，李誕與嘉賓李小牧喝酒暢談，聊到盡興處，他張口就說自己“剛結婚”，那是他第一次在公眾面前曝光結婚這件事。他們能捕捉到春夏突然不高興的情緒，在那之前，攝影師和導演已經在車上苦等了好幾天。節目組連主持人阿雅的情緒都不放過，錄製陳學冬去大山放電影那期時，阿雅剛剛得知朋友車禍去世的消息，她在錄製過程中無法剋制地傷心流淚，《奇遇人生》把這些情緒失控的段落也不加渲染地放在了節目裡。

在《奇遇人生》第一季裡，春夏在美國追逐龍捲風

破圈

豆瓣平臺上，《奇遇人生》第一季的評分是8.9，在所有國產綜藝節目里名列前茅。但第二季第一集一上線，分數立馬落到了6.8，評論區還有大片嘲諷、謾罵聲。“嘉賓不符合觀眾預期。”趙琦知道，朴樹、春夏、趙立新、毛不易……《奇遇人生》第一季的嘉賓都是觀眾心中有點文藝的那一類，與節目清新的紀實性風格很搭調。

但第二季出場的第一位嘉賓卻成了“流量明星”楊穎。在那期節目裡，楊穎和主持人阿雅去了加拿大，她們要隨騎著單車環遊世界的徐伯伯一起騎行去溫哥華。徐伯伯是誰？徐玉坤，一個河南農民，踏踏實實地種了一輩子地，60多歲卻突然決定騎行環遊世界。過去十幾年，他騎行超過10萬公里，走過中國33個省區和直轄市，去過20多個國家。

思考是在分歧和衝突中產生的，選擇合適的嘉賓就尤為重要。在為這期節目篩選嘉賓時，趙琦和分集導演歐大明刻意沒有去選擇那些體力好，看起來運動能力強的嘉賓。“那樣你只能看到一個漂亮的明星很努力地騎車，沿途風景很好，除了這些，就沒有別的了。”趙琦說，如果按紀錄片的標準要求，第一季做得還是有些保守，他希望在這檔節目裡探討更深刻的東西，關於人或關於社會，“一旦想要觸及更深的東西，必然就會有爭議”。

“上很多綜藝節目，黃曉明的妻子，在演技和職業態度上有一些爭議……”歐大明說，這些標籤構成了導演組對楊穎的第一印象。拍攝之前，趙琦和楊穎聊過一次，拋開外界的那些爭議，他以一個紀錄片導演的敏感，看到了楊穎身上的掙扎和她的典型性。“過去十年，她賴以生存的經驗可能失效了，接下來十年怎麼走，是需要重新調整的，是擺脫路徑依賴往上走，還是滑下去，她處於這樣一個節點。這種狀態和騎行本身有個呼應，從這個層面來說，她是個好的拍攝對象。”趙琦解釋選擇楊穎的原因。

因為體力消耗太大，楊穎在錄製過程中再沒力氣顧忌“綜藝感”，她展露了自己疲憊，面對困難會掙扎、會退縮的一面，這些都是她在其他綜藝節目中不曾展露的一面。其中，不想住帳篷、幾次搭車等細節，更成了後來觀眾和網友詬病她和節目的靶子。

某種程度上，楊穎的出現讓《奇遇人生》“破圈”了，它的受眾不再僅是第一季時偏好文藝和文化感的觀眾，更多喜歡或不喜歡楊穎的群體開始關注這檔節目。

在拍攝現場，歐大明察覺到了楊穎這種娛樂明星的困境，尤其是剛開拍的那兩天，明星的言行都是很謹慎的，或者說，有習慣性的表演成分，“你突然就覺得，這個時代，她們不是強勢的人，雖然佔有一些流量、一些資源，但在網絡上是弱勢的，不敢說話，小心翼翼，要在節目裡努力做到符合觀眾的預期，這種狀態你不去掩飾它，實際上就是一種很真實的狀態”。

因為“嘉賓不符合預期”，觀眾把不滿發洩在了節目上，《奇遇人生》第二季就遭遇了口碑危機。類似的評論看多了，趙琦總想到第一季裡一下飛機就說“後悔來這節目了”的朴樹：“如果這話是楊穎說的，大家還會覺得是真性情嗎？”這樣的疑問被拋出來後，趙琦反倒對“口碑”這東西釋然了，有爭議說明有真問題值得討論，節目本身與觀眾的反饋就形成了一個新的可以被觀察和探討的議題。

《奇遇人生》總導演趙琦

複雜性

如何來形容《奇遇人生》第二季製作思路上的轉變？趙琦舉了個例子。第一季徐熙娣去非洲看大象那集裡有個情節點，節目錄制過程中，一頭小象走失了，大家在尋找小象時遇到一具剛剛被獵殺的大象屍體。在成片裡，尋找小象，遭遇盜獵現場的部分佔了五六分鐘，是個“小插曲”。“如果放在第二季，這個小插曲可能會成為一條主要的故事線。”

“我們都知道愛護小象是對的，但如果更往前走一步呢？獵殺者是什麼人？如果他們家庭困難，獵殺一頭大象賺點錢能讓兒女不至於餓死，這時候你怎麼來判定？這個世界的複雜性和殘酷性是更值得探討的。”趙琦知道，一檔面向大眾的綜藝節目無法思考得這麼深入，有些真相甚至是冒犯普通觀眾的，“但還是可以努力一下，再往前走半步”。

第一季裡，嘉賓和環境、事件的關聯是不緊密的，多數時候節目呈現的是一種狀態。“第二季希望可以加強對故事和事件的抓取，在一個有行動線的故事裡，才能碰撞出戲劇性，才能帶來更深入的思考。那些觀眾希望在真人秀裡看到的八卦、明星私人性的東西會被過濾掉很多，娛樂性可能是削弱的。”趙琦說。

多數時候，紀錄片所呈現的複雜性和故事性是靠等待得來的。郭川的故事，趙琦拍了六七年，當年去汶川拍《殤城》，前兩年的拍攝素材是大量重複的，除了失去親人的傷痛，趙琦看不到人物的變化。直到主人公漸漸從極深的傷痛中走出來，生活和人的變化才慢慢有了。那部片子，趙琦用四年等來了一個他能夠滿意的結局。

但做綜藝節目和紀錄片在時間方面是矛盾的。國內的多數綜藝節目，每期的錄製時間是一到三天，有時明星一次錄上三五天，就可以完成兩三期節目的拍攝。《奇遇人生》的每期錄製都需要五天左右的時間，這期間，明星幾乎是完全脫離自己的工作人員，把自己完全交付給節目組的。即便這樣，時間也是遠遠不夠的，彌補的方式就是在拍攝前期做好調研，儘量為錄製提供一個能夠有故事鋪展的環境。

“很多選題的探討都是務虛的。”歐大明提起自己做分集導演的那幾期，英國南部威爾特郡鄉村有一位狂熱的麥田怪圈愛好者和研究者Monique，馮紹峰和阿雅要去和Monique一起，走近這一現象，並親手製作一個麥田怪圈。“聊這期選題時，我們先探討的是‘有用’和‘無用’，在中國人的觀念裡，這種狂熱是很難理解的，因為這件事沒有用，但沒用就沒有意義嗎？”歐大明是帶著這樣的疑問開始這期錄製的。

另一位分集導演趙青的選題更女性化，有些還和她的個人經歷相關。劉雯參與的那期北極淘金就是相當女性主義的一期。節目的故事主線是一個名叫Silje的女孩在斯瓦爾巴德群島的朗伊爾城認識了現在的丈夫Pal，他們決定在夏天舉辦婚禮。斯瓦爾巴德群島附近有個無人島St. Jonsfjorden，那裡流傳著淘金傳說。女孩有個浪漫的想法，希望自己可以親手淘金，打造一對結婚戒指。劉雯和阿雅將加入Silje的姐妹團，共赴淘金之旅。

“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斯瓦爾巴德群島曾是一個男性文化主導的地區。1920年之前，斯瓦爾巴德作為無人島嶼，是北歐和俄羅斯獵人的狩獵場，絕大多數的獵人都為男性。1920年，在斯瓦爾巴德群島上，人們發現了銅礦和煤礦，斯瓦爾巴德才第一次有了常住人口，並在後來發展出以礦場為中心的城鎮。而礦工也是由男性所主導。但是現在隨著礦業的敗落，斯瓦爾巴德正在呈現著截然不同的性別色彩。”趙青在自己的導演手記裡對這期節目的價值做了社會學闡釋。但從更直觀的感受來看，一個活躍在T臺，與眾多以美貌為資本的女孩競爭名利場的模特，被安排和四個強悍、獨立又有強烈自我意識的北歐女孩一起去完成任務，這種對比和融合本身就是有趣的。

在調研階段，趙青和團隊早就諮詢過專家，女孩們淘到金子的概率幾乎為零，但節目組沒有告訴她們，帶著期待上路的女孩們雖然沒有達成淘金夢想，卻完成了一次自我發現之旅。

趙青負責的另一期節目是帶周迅去探訪一個日本家庭，在那個家庭裡，男主人公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病。四年前，趙青曾拍攝過一部紀錄片，叫《我只認識你》。那部片子的主人公是她自己的叔公、叔婆，也是一個在阿爾茨海默病困擾下，彼此守護的故事。

有了這些議題性的故事做支撐，節目的主角就不再是明星自己了，素人的故事佔了更大比重。“不是為藝人去做節目，而是反過來把藝人放到世界裡面去，去實現一些對於世界複雜性的刻畫。”趙琦說。

真人秀的真人秀

讓一群拍紀錄片為主的人去適應綜藝節目的拍攝，一開始是有些不容易的。歐大明說，以往拍紀錄片，睜開眼睛就把機器打開，架在那兒，有什麼就記錄什麼，但拍《奇遇人生》不能這樣：“藝人要注意形象，要化妝，按我們以前的拍法，化妝可以，你讓我把化妝的過程都拍下來。”

“對於一個藝人來說，形象管理是工作的基本守則，要為鏡頭去做準備，這個過程中，拍攝團隊和藝人之間就要去找到一個平衡。”阿雅是藝人，瞭解藝人的工作習慣、需求和顧慮，就像在節目中起到溝通和調和作用一樣，阿雅在整個節目的製作過程中也起到了潤滑劑的作用。

節目五天左右的拍攝週期也讓趙琦和整個團隊不得不做出調整。“以往拍紀錄片，因為週期長，錯過一些鏡頭無所謂，隨時可以補上，但做節目是沒有機會給你補的。”歐大明說，《奇遇人生》的拍攝是沒有試錯機會的，導演和攝影團隊每天都是緊繃的，生怕錯過任何一個鏡頭。“我們和其他動輒上百人的綜藝團隊還不一樣，以前拍紀錄片，三四個人就夠了，現在有藝人，有商務，30多個人，但現場拍攝也只有三四臺機器，不能再多，機器越多，拍出來的東西越假，這就導致分攤到每個機位的工作量更大了。”在這方面，趙琦有個數據，楊穎加拿大騎行那期的素材有18T，比他拍四年《殤城》的素材量還要大。

對於一些剪輯的處理，一開始阿雅和趙琦還有分歧。在徐熙娣尋找小象，偶遇大象被殺，以及春夏最終看到龍捲風那樣的段落裡，阿雅還是希望在剪輯、音樂上可以做得更濃烈一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種手法，讓感情更飽滿”。趙琦卻不以為然，他希望剋制，真實地呈現，不需要刻意讓觀眾感受到。

儘管有很多需要磨合的細節，但整個團隊常年拍紀錄片，他們對於人的理解，對於突發狀況的處理確實幫到了《奇遇人生》的拍攝和製作。

“幾乎每集都有突發狀況。”幾集拍下來，阿雅漸漸理解了趙琦的說法，“順著人的意願去拍，不需要刻意，如果藝人有強烈意願去做一件事，那一定是有情感、有衝突的。”

馮紹峰剛出發去尋找麥田怪圈時，他還在羨慕朴樹能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情感，到了節目中段，他也終於真誠地表達，臨時改變了計劃。做麥田怪圈不再是為了他自己或兒子，而是為真正熱愛這件事的Monique。有了這個目標後，他的所有行為都有了主動性。

那期拍攝過程中，還出現了被大家稱為“壞威廉”的反派，那是真實存在的當地各方勢力的矛盾。當得知這一不穩定因素後，趙琦、歐大明和團隊商量了一下，決定不報警，不採取行動，所有事都讓馮紹峰和阿雅去解決。在這樣的控制下，那期節目竟然有了懸疑片的質感。

在楊穎那期節目錄制前，歐大明曾帶著團隊到加拿大調研，楊穎和徐伯伯要走的路他也預先騎了一遍。“我甚至還做了個路書，到哪兒有休息點，哪裡的風景好，都記下來了。”歐大明說，到現場拍攝的第一天，路書他還揣在兜裡，但第二天就決定徹底拋開這些規劃，把路書扔進了垃圾桶。

這種臨時決定源於他拍紀錄片的敏感。騎行第一天，上慣了綜藝節目的楊穎依然展現了她慣有的“綜藝感”，會在騎行中給自己打氣、樂觀地鼓勵同伴，那天，大家鉚足了勁兒騎了65公里，十幾個小時。“太累了，我當時就預感，第二天一定有事，可能有故事發生。”果然，第二天一早，嚴格按照計劃騎行的徐伯伯沒等晚起的楊穎和阿雅，獨自一人上路了。晚一步，就要晚一路，楊穎和阿雅只好搭車追趕徐伯伯，原本計劃中的騎行也變成了一次次搭車之旅，戲劇衝突和思考就這樣產生了。

隨著大鵬走進山區足球隊、劉雯北極淘金、周迅探訪阿爾茨海默病家庭等幾期節目陸續播出，《奇遇人生》第二季的理念似乎漸漸被理解，節目評分從6.8升到了7.5。

但在趙琦看來，評分沒那麼重要，它不過是這節目有沒有市場、能不能繼續做下去的其中一個衡量標準。節目是種嘗試，可以在其中植入一些態度和觀點，並藉由綜藝和明星的影響力傳播得更廣。但拍紀錄片才是一輩子要去做的事，因為“對於自我的洞察，對世界複雜性的認知，對未來的想象，這些是更高的追求”。

（實習記者胡藝瑋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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