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欧阳修先生的《朋党论》，是一篇针砭时弊的高论，原本欧阳老先生是希望通过给皇帝上书的方式，来坚定宋仁宗那颗左右摇摆的改革之心，更是在做企图挽救范仲淹改革的尝试。然而宋仁宗却并没有被欧阳修的高论所打动，试图革弊布新的范仲淹改革最终还是难逃失败的命运。
(宋仁宗——庆历新政时的当政皇帝)
一、北宋皇帝不仅抑武也防文
北宋王朝是建立在后周的废墟之上的，当初周世宗柴荣以其恢宏之韬略卓越之武功，己经隐然有兼并天下，扫除割据重归一统之势。奈何天不假之以年，终令其功败而垂成！
而后禁军都检点赵匡胤，趁后周主少国疑之机，在文武党羽的拥戴下，悍然发动了陈桥兵变，回师于京师夺权。最后轻而易举地迫使后周太后，同意幼主禅位“让贤”，赵宋王朝因此得以建立。
然而五代十国之混乱，天下万民百姓生灵涂炭的现实，使得赵匡胤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武将拥兵自重，实为国家祸乱之源！因此打压武将之势力，避免其尾大不掉，进而威胁到新兴大宋王朝统治的稳定，便成了宋太祖赵匡胤的基本国策！也由此引发出了“杯酒释兵权”之闹剧，赵匡胤通过类似步骤，逐渐地削除了武将的威胁。而后在宋太宗执政时期，又釆取了“靡集重兵于中央，卫都城以安社稷”的强干弱枝策略。
(范仲淹——庆历新政的主持者)
宋太宗认为边境外患不过是癣疥之疾，不足为虑，而武将拥兵自重却是赵宋王朝的心腹之患！经过赵氏两兄弟的轮番打压与分化笼络之后，在整个北宋王朝存续期间，武将挑战朝廷统治秩序的可能性消除了——虽然北宋王朝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引发了国疲兵弱的后果！
既然武将不可靠，那么文臣又如何呢？他们多是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皇帝该对他们放心了吧？实则不然！在皇帝的眼里武将当然该被打压，但却不可因此而对文臣掉以轻心！文臣虽然没有勇力，但却有智谋啊！孤臣并不可怕，因为孤臣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皇帝，可怕的是文臣结党营私！一旦文臣结党，便必将会出现党同而伐异，夺权而争力之事。小则引发朝廷内部不稳，致使王朝统治秩序失衡，大则甚至会可能危及到王朝统治的稳定！因此绝不能允许文臣结党，便成了大宋王朝的一条“家法”，也是不可动摇、不许动摇也不能动摇的铁律！
欧阳修的《朋党论》，就是在此背景之下进献给宋仁宗的。欧阳修在这篇高论中，极力为范仲淹等人辩解，反驳了吕夷简等守旧官僚的恶意污蔑。欧阳修说:“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辩其君子、小人而已……”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欧阳修在告诉皇帝说:这朋党啊，自古就是存在的，不是近世才出现的！因此是禁无可禁、止无可止的，所以朋党的存在是事实，皇帝应该予以承认，并辩别其中的“君子党”与“小人党”。应该相信并重用君子党，疏离并贬谪小人党！
(清明上河图——刻画出了北宋王朝的表面繁华)
欧阳修又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欧阳修在此又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告诉皇帝不要害怕臣下结党。只要结党的是君子，就是无害于朝廷的。不仅无害，甚至还有可能对您的统治起到促进作用呢！我们君子结党是以道义相聚，更是一心为国的。有臣如此您还害怕什么呢？需要防备的是那些小人，他们一旦结党营私舞弊，才会对您的统治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啊！
二、宋朝皇帝绝对不能允许文臣结党，而无论其君子小人
如果说北宋王朝抑武是出于对五代乱世之恐惧，那么防止文臣结党便是源于晚唐时代的牛李党争了！“牛李党争”是晚唐病态的政治恶疾，造成了朝臣分帮结伙，朝廷不团结的局面。致使唐朝始终无法走出外有藩镇割据，朝廷内部又因内斗意志散乱的困境，从加重了煌煌大唐走向覆亡的危机！
殷鉴不远，北宋皇帝又岂能不引以为戒？因此欧阳修说的:“……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注定只能是无法达成的梦想，北宋王朝的政治生态里，没有给“君子党”留下生存的土壤！而且皇帝又如何能够做到精准区别是君子结党，还是小人结党呢？更为严峻的是凡能够立足于朝廷之上的官僚，无不是皇帝认为用得上，且又用得顺手的工具！因此一旦皇帝要强行划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反而易于引发朝廷内部混乱，这岂不是等于在自掘坟墓吗？况且对皇帝来说，何为君子，何为小人？
有利于皇帝统治的人，才是皇帝眼里的君子。舍此之外别无其他标准，何况凡是因利益趋同而结党的“小人”，也没有像欧阳修先生这样公开表达出来！因此在皇帝的眼里，也就只能看到欧阳修、范仲淹、韩琦等人“勾结成党”，在公开挑战皇帝的祖制家法与朝廷铁律，而没有看到吕夷简等守旧势力的私下窜联！所以欧阳修的《朋党论》，不仅没有发挥作用，反而使皇帝生出了疑忌之心，更是授予了守旧势力攻讦变法改良派之口实！
(宋太祖与陈桥兵变)
“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固然有守旧势力极力阻挠变法的因素。更有变法派因为政治经验不足，又在推行变法期间过于急于求成，导致其遇到的阻力与反弹压力过大的因素。更有身为皇帝的宋仁宗，虽然看到了北宋王朝积弊积弱的症结所在，也想要革除弊政，为北宋王朝那衰老的肌体，重新注入蓬勃的活力。
但是当变法遇到了阻力了，宋仁宗却没有利用自己的皇帝权威，给予变法派以无条件地支持。反而在顽固派的谗害之下，对范仲淹等人产生了猜忌，更对变法能否成功失去了信心！再兼之欧阳修先生不顾忌讳、不合时宜地献上《朋党论》，触碰到了宋仁宗的政治底线——严禁臣下结党的铁律和祖制家法！由此而引发了皇帝的疑虑，动摇了皇帝对范仲淹等人的信任，反而加速了“庆历新政”的失败！
结语:“庆历新政”原本是一场北宋王朝为了自救，而发起的主动变法改革。假如改革能够成功，将会极大地改善北宋王朝，因积弊过重、过深所导致的困难处境，或许可以延缓北宋王朝走向衰颓之路的步伐！但却因为变法派政治经验不足、顽固派反弹压力过大、皇帝虎头蛇尾且又囿于成见而多生猜忌之心，最终导致其功败垂成！
(北宋王朝周边形势图)
注:资料参考文献《朋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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