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朝至崇禎十七年（1644）被農民起義軍推翻，以李自成為領袖的大順政權席捲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大部分領土，以張獻忠為領袖的大西勢力盤踞於四川。雖然以崇禎皇帝為核心的明中央朝廷已經覆滅，但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級官員統治之下，他們自居正統，繼續奉行崇禎年號，後又推立朱氏宗親建立南明弘光政權。三股勢力從勢力範圍、軍隊規模、人口數量上遠遠超過關外的滿清政權，那麼清國是如何以十數萬鐵騎揮師入關統一中國的呢？本文從多個角度入手，剖析清朝入關後的軍政策略，中國幾大勢力之間的鬥爭與聯合，重大戰役的成敗因果，從而揭開明清更替時的歷史問題。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率領農民軍向北京發起進攻，這一年的清國內部也已發生權力更替，皇太極暴病而亡之後，清國軍政大權由攝政王多爾袞掌握，他秉承了皇太極的智勇雙全，更秉承了入主中原的野心與陰謀。在李自成攻打北京的同時，多爾袞曾派人聯絡他共圖大業，只不過使者到了陝西才得知李自成已取北京，多爾袞便開始籌劃入關奪京。李自成攻下北京之後，深知關外清國虎視眈眈，在多次招降山海關守將吳三桂無果後，決定揮師東征。李自成兵臨山海關便是明清更替的開始，他的這一次軍事行動為清軍入關開啟了坦途，清朝的統一戰爭也由此拉開序幕。

八旗鐵騎劇照

竊取勝利果實

吳三桂屬於明末孤立無援的一支勢力，明中央朝廷已經覆滅，與南方地區的聯繫也被切斷，他的選擇只有三種，一則戰至最後一刻為國效忠、二則順勢降李御清、三則效仿前輩洪承疇降清。第一種選擇在此時已經失效，李自成多次勸降無果才發兵東進，第二種選擇早在寧荊戰役中就有過檢驗，吳三桂是八路總兵中第一個逃離戰場的，所以他選擇降清合乎邏輯。李自成是於崇禎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出兵，吳三桂先是以“財帛”、“裂土”求援多爾袞，多爾袞回信說他志在立國於中原，許降不許援，並率軍向山海關方向推進。

李自成劇照

書信往來之間，李自成的軍隊已將山海關關城三面合圍，關城四面有東、西羅城、南、北翼城相互呼應，吳三桂於西羅成前集結軍隊，在城前石河一帶與李自成激戰落敗。吳軍首戰敗落後，東羅城、北翼城也陷入合圍，吳三桂退居關城死守待援。多爾袞得到消息後急行200裡至關外，吳三桂見清軍趕到，在炮火與親軍的掩護下突圍至清軍營中稱臣。多爾袞採用“以狗搏狼”之策，令吳三桂率軍繼續戰鬥，當吳軍與農民軍戰至精疲力竭時，多爾袞的清軍鐵騎才坐收漁利出擊獲勝，並打開了山海關，再無需從蒙古越長城南下。

吳三桂引清軍入關

此戰中的三方勢力分別為清多爾袞所率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構成的十萬主力；明吳三桂所率關、遼兩鎮兵、山海關鄉紳原明許州同知呂鳴章等所率鄉勇；大順李自成親自統率的農民軍。多爾袞觀戰吳、李互毆一天半之久，鄉勇民夫皆成炮灰，關、遼團練精兵與大順將士損失逾半，史載“二三十里間，凡殺數萬人，屍骸積如丘山”。此戰反應了清廷利用降敵賣命，以彌補滿族自身人力不足的戰略，這種戰略在未來的統一進程中得到全面貫徹。由於大順政權失利慘重，直接導致李自成退出京師後返回陝西，清廷的統一方針趨於明朗：集中兵力，鞏固北京周邊地區的同時，向西北進攻威脅最大的李自成大順農民軍；而後向東南進攻南明，自北向南各個擊破。

清廷入主北京之後，民間流言清人要將民眾大規模東遷，為了達到安撫人心的效果，多爾袞將順治接入北京，於十月初一祭拜天地，正式定都。清朝順利入關定都北京，不光是石河之戰的坐收漁利，更多的是依託大順政權在北方完美“繼承”明朝統治，竊取了這一“勝利果實”。吳三桂降清與洪承疇、祖大壽等不同，這是一次地主階級與滿清政權的合作，清朝定都之後加封吳三桂平西王，旨在擴大政治影響，迎合地主階級的現實需求。明廷滅亡之初，士紳就開始分化，北方一部分士紳的利益被李自成勢力所侵佔，他們急於投靠強有力的政權。所以吳三桂降清獲封帶來蝴蝶效應，許多在京、北方的地方官員紛紛投誠，如山海關總兵高第、孔希貴、兵部侍郎金之俊、三邊總督李化熙、御史衛周胤等等，還有通過降清官僚的舉薦或自薦，成為清廷主政之初的官僚基礎，如明大學士謝枡、馮銓、翰林院侍講孫之獬等。

清廷入主北京城

但不得不承認，清軍入關致使中國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由農民起義時的統治階級與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這種矛盾由石河之戰帶入北京，在石河戰場上，山海關附近人民就自發的組織援李抗清，他們將自家糧食送給大順軍營，這種抗清舉動也被清廷視為大患。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昌平、三河、天津等近京地方民眾自發組建抗清武裝；宣化一帶民間宗教秘密成立反清組織；山東、山西等明末農民起義軍，改旗易幟轉向反清復明。清廷對於民間反抗剿撫並用，以往反抗明朝的農民軍殘餘勢必清剿，如洪承疇“掃除亂逆，期於滅賊”的思想，這些“慣匪”是無法進行安撫的，必須剿滅；而對於不知情的民眾，則要做好面子工程，如“除暴安民”、“復君父仇”的口號，配合全國軍民為崇禎帝服喪、廢除三響加派的政令，將矛盾引向農民軍，擴大階級基礎。

多爾袞劇照

當初李自成席捲黃河流域時，以仁義自詡，換來闖王不納糧的美名，入定京師後盡攬天下財富，軍紀不嚴導致百姓遭殃，其對明廷遺老殘暴迫害，統治基礎非常薄弱，受武力屈從之人在清廷入主之後紛紛倒戈。滿清雖非仁義，亦屬外族入侵，但順者生，逆者死，為統治需求再無作惡之舉，這便較好的接手了李自成的勝利成果。尤其是明廷遺老行政班底，在李自成滅國之狠下，轉向輔佐滿清貴族施政，加之明中央朝廷府庫、檔案、卷宗封存完好，國家機器運轉阻力較小，改朝換代較為平穩過渡。

既定統一方針的執行與機變

清朝定都以後，便制定了由北向南統一全國的戰略計劃，北方地區主要勢力在清廷入主後分化流動，李自成撤離北京後退往豫陝一帶。這個退兵路線清晰明朗，李自成本就以山陝為根基，攻打開封時亦有定都意願，只不過明守將撅黃河大堤沖毀開封城，否則河南或成大順政權的統治中心，而最後一次與明廷談判中，李自成以保有關中為條件遭到拒絕，說明他仍渴望做山陝地區的土皇帝。故而在清軍進入北京後，李自成便以豫陝為勢力範圍，並定都西安。北方士紳分化以後，與投降派對立的士紳集團忠於民族立場，轉向抗清或做遺民，或留居北方，或棄家南下，如明陝西副總兵孫守法、明寧夏巡撫李虞夔等。南下士紳與南方本土士紳核心利益雖有差別，但內心驅動一致，他們不甘江山失於農民軍，更不甘異族漁翁得利，於是由士紳集團產生的政治代表聚首南京，推舉福王朱由崧重建明朝統治，產生第一個南明政權弘光政權，擁兵數十萬。位於四川的張獻忠也於同年十一月稱帝，即大西政權。

清廷定都北京後，於十月開始征伐，以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率3萬軍經山西入陝、豫親王定國大將軍多鐸率2萬軍由河南趨陝，兩路清軍劍指西安。經兩月推進，多鐸渡黃河、破洛陽、定靈寶，進逼潼關，再以紅衣大炮破關而入，直逼西安。時至順治二年正月，阿濟格部亦渡過黃河，沿線攻佔綏德、延安等地，李自成為避免腹背受敵而主動放棄西安，率殘部經藍田、商州，走武關，退入襄陽，並“

史可法漫畫

參與圍剿李自成的多鐸部在李自成放棄西安後轉兵東南，目標為弘光政權。順治二年三至四月，多鐸部肅清豫東地區，由皖北分兵進攻徐州、亳州，旨在控制兩淮咽喉。民族英雄史可法於揚州指揮軍民抵抗，堅守十日城破被殺。此役過後，清軍一鼓作氣，兵鋒所致勢如破竹，不到半月便渡過長江，攻佔南京，並在蕪湖俘獲朱由崧，弘光政權滅亡。由李自成、弘光政權覆滅可見，清廷較為準確的分析出時局主要矛盾點，首先農民軍與南明士紳之間的矛盾是不可化解的，清軍攻打陝西路線為正東與東北，留東南、正南為缺口，李自成順東南方向退軍，旨在挑起農民軍與南明消耗，史可法督師揚州時，“自成至定州，我兵追之，與戰，斬谷可成，左光先傷足，賊負而逃。”東南一缺口帶有引漢族勢力相互搏擊之嫌疑。

張獻忠漫畫

至於南方缺口的意圖也很明顯，清廷早已看出農民軍並非團結統一的勢力，李自成與張獻忠長期不睦並非秘密。順治元年七月，李自成派馬科去四川“招安保寧一路”，“保寧、順慶先已降自成，置官吏，獻忠悉逐去。自成發兵攻，不克”，兩大勢力在滿清鐵騎征伐之際，尚互相惡鬥，正南一缺倘若正中下懷，也許四川已成第二個山海關。縱觀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軍各自為戰，並未形成緊密聯繫的統一團體，如滿家洞起義軍掛著大順旗號，實際上連李自成自己都不曾知曉該軍由何人統領。除陝西地區兵馬接受李自成領導外，其餘各地大順軍飽受清廷與南明雙重打擊，皆自顧不暇。

剃髮令漫畫

清軍攻滅弘光政權以後，江南半臂輕易收入囊中，清政府基本穩定了中原及江淮地區，溫和的民族政策已達目的，加之投降的漢族官僚為表忠心，紛紛搖首獻媚，清廷便開始強硬推行民族壓迫政策，以求同化漢民。其中多鐸於南京推行“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之剃髮令，後一改溫和態度，強令民眾剃髮，這與漢族“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文化思想背道而馳，遭遇江南人民奮力抵抗，民族矛盾行至頂峰。多爾袞先後調兵24萬，鎮壓江陰等地號稱40萬軍民的反抗，此間於上海的“嘉定三屠”最為慘烈。明朝遺民雖富民族大義，但終難形成統一有效的抵抗勢力，只能留芳丹青，不能捍大廈於將傾，清軍很快肅清反抗軍民，並以漢族投降官僚兵部尚書洪承疇經略江南，以漢治漢，實施摺撫，安定了江南局勢。

江南已定，清廷於順治二年十一月，以勒克德渾為平南大將軍攻取湖廣，又以何洛會為定西大將軍由陝西增兵四川，旨在平定盤踞四川的張獻忠勢力。此時何洛會仍忙於肅清陝西境內的起義軍殘餘，故而以招撫為策勸降張獻忠，其實這也暴露了清廷兵力不足的弱點，招降未果後，又被大西軍擊敗於漢中，清廷第一次入川計劃以失敗告終。順治三年正月，通過鎮壓與收編，清軍擴充軍力，由肅親王豪格授靖遠大將軍親征大西政權，此時正逢四川明軍殘部襲擾的張獻忠，為避免雙線壓力，企圖撤出四川，由漢中進入陝西，此行軍方向正是農民軍領袖高迎祥被孫傳庭活捉的路線。無獨有偶，十一月二十七日，張獻忠部在西充與豪格前部遭遇，張獻忠被亂箭射中身亡。

肅清南明流亡政權與“夔東十三家”

隨著弘光政權覆滅，兩大農民軍政權領袖相繼身亡，清朝統一戰爭取得階段性勝利，但全國形勢也在張、李身亡後有所轉變。在此之前，農民軍與南明士紳的階級矛盾不可調和，是漢族力量分裂與削弱的根本原因，清軍正是利用此間矛盾，及時擴大統治區域，並敢於強硬推行民族壓迫政策。但二者身亡之後，清廷的奴役與鎮壓便無形中促使這兩大矛盾體的緩和，以至於南明隆武政權、魯王監國政權皆受到大順軍第二代領袖的支持與合作；大西軍第二代領袖則在雲貴地區主動接觸永曆政權，達成抗清統一戰線。

民族矛盾趨使下的反清鬥爭走向復明呼聲，無論是南明政權的正面抗爭，還是各地地下復明組織，都推動了全國性質的排異活動，在清廷滿漢區別對待的政策下，甚至促成大批降清明軍反正。如順治五年（1648），清江西提督金聲桓、參將王得仁，長期受江西巡撫章於天欺辱、索賄，遂揭起反正之旗；又如貴州黎平守將陳友龍反正，率軍攻打湖南，此等反正風潮比比皆是，至清廷發出“呼吸危亡，朝暮難保”的感嘆。

“夫今之倭，中國人居十九焉。其偵我虛實而以玉帛子女餌寇者，皆中國人也。”——張九一

雖然農民軍與漢族士紳為共同目標趨於合作，但兩大主體內部矛盾又成為大事難定的禍根。這個問題困擾漢族政權千年之久，中土民眾自古不乏抵禦外辱的民族精神，但政權內部又多現爭權奪利之輩，如趙之李牧遇趙奢、宋之岳飛遇秦檜，力纜狂瀾延明朝國祚的于謙也在奪門之變後死於政治鬥爭，此種案例比比皆是。自戰國開始，除漢之武帝、明之成祖遠伐大漠以外，漢族王朝的君主多以磚石堆砌的長城防禦野蠻民族，因權力的制衡與邊關將領的駕馭問題，他們往往忽視血肉之軀築建的精神長城。特別是有明一朝，如袁崇煥這等抗清名將直接死於帝王之手，在君主專制逐漸深化的背景下，帝王不容英雄主義個體的出現，所以華夏才有功高震主這一老生常談。君王將皇權凌駕於國家與民族利益之上，他們不願民心凝聚，更不願將帥和睦，內鬥的根源來自君主猜忌，遠賢臣親小人的行為並非昏庸所致，反而是君主小聰明的表現。窩裡鬥向來都是皇帝的馭臣之術，這種方式無疑也摧殘了民族凝聚力，在對外族入侵時，求和忍讓對君王來說則更為廉價，所以到了明末，楊嗣昌“攘外必先安內”的提議深受崇禎帝推崇。這種內鬥心態由上至下深入人心，官僚集團如此，農民軍亦如此。

長城

南明反清勢力並沒有在民族危亡時團結一致，反而從萬曆一朝逐漸形成的黨爭延續到南明流亡政權中，特別以東林黨為代表的江南士紳利益集團最為嚴重。由於不同黨派之間進行了長期你死我活的鬥爭，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以至相互仇恨的狀態，不可能在同一陣營裡救國救民，這就有了各派系擁立不同政權的結果。即使到了同一個陣營，他們也是同床異夢，不能精誠團結，所以在清廷統一的大趨勢下，投降成為一大主題。弘光政權被滅之後，隆武政權與魯王監國政權並立，鄭芝龍投降直接導致隆武政權覆滅；順治三年（1646）十一月，唐王朱聿建稱監國於廣州，年號紹武；桂王朱由榔則在肇慶繼位，年號永曆。紹武政權建立之初就未將抗清作為第一要務，反而與永曆政權相互攻伐，二者互爭帝統，最終清軍騙開廣州城門，朱聿自縊殉國，邵武政權存在四十一天便被覆滅。

朱聿劇照

永曆帝在廣州失陷後逃亡廣西，與農民軍達成合作意向，算是抗清陣營的共主，但由於地緣隔絕，永曆政權並不能控制和指揮抗清行動，所以從來沒有發揮出共主的實際作用，並且永曆皇帝始終不能自主，倚人為活。大順軍分作兩部，郝搖旗、劉體純一部，李過、高一功一部，他們先後進入湖南，與明湖廣總督何騰蛟、湖北巡撫堵胤錫聯合抗清，於順治四年（1647）收復湖南全境。再隨著降清將領反正高潮，南明政府逐漸從地域上滲透入雲貴、兩廣、湘、贛、川等地，掀起第一次抗清鬥爭的高潮。可這些地方將領與農民軍各懷鬼胎，佔領區域內擴充羽翼，稅收錢糧盡歸己有，並未充實永曆政權的實力。加之政權內部矛盾重重，各勢力分贓不均後大打出手，農民軍更被看作不可教化之亂軍，飽受排擠，清軍很快反攻收回湖廣，大順農民軍殘部皆逃入四川境內。

大順殘部敗走之後，大西軍餘部在孫可望、李定國的帶領下再次聯合永曆政權。反清勢力重整旗鼓再入湖廣，並導致清定南王孔有德、敬謹親王尼堪身首異處，時“兩蹶名王，天下震動”，隨著大西軍撫南將軍劉文秀收腹川南，掀起第二次反清高朝。但好景不長，孫可望與李定國的矛盾爆發再次葬送抗清成果，二者爆發大規模軍事攻伐，李定國本部人馬陣前倒戈，被孫可望打敗，而孫可望獲勝之後立即叛變降清，以至貴州、廣西皆落於清軍之手，永曆帝朱由榔於順治十六年（1659）逃亡緬甸，後被降清將領吳三桂連哄帶騙抓獲，絞死於雲南昆明。

永曆政權的覆滅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它內部激烈黨爭，外部爭奪帝統，又與歸附的農民軍勢力相互猜忌。歸附的農民軍不僅心懷鬼胎，且內訌不斷，整個南明政權在許多內外事務上將私利置於整體利益之上，內耗內爭往往不只傷筋動骨，常常貽誤戰機，危及生存，以致抗清戰爭高潮不能發展為最終勝利。另在統一性問題上，永曆政權可能是規模最龐大的一次流亡政權，但這個政權表裡不一，難以形成統一指揮。以夔東十三家為例，在大順軍歸附敗走以後，其餘部又與廣西至夔東地區的大順舊部以及駐守的南明地方武裝首領聯合，統一奉南明永曆年號，因為共計13部，所以稱為十三家軍，據載兵力達到20餘萬。但這十三家軍各自為戰，沒有統一指揮，更無統一補給，以戰養戰的游擊戰術更依賴搶錢搶糧，這樣的抗清力量說好聽了是兵，說難聽了與匪無異。故而清廷並未做大規模圍剿，只於康熙元年（1662）肅清餘患時，才以兩路6萬大軍收網圍剿，終被各個擊破，雖慘烈英勇，但只是烈士，不是救國救民的良藥。清廷對於農民軍及南明的征伐至康熙三年（1664）基本完成，這為後來平定三藩、葛爾丹，以及雍正時期的青海羅卜藏丹津叛亂、乾隆時期的大小和卓之亂奠定了基礎。

清廷剿撫政策的分析歸納

明表面上亡於農民軍起義，實質上又亡於內部官僚腐朽互斗的政治報應。清廷正是抓住這個社會矛盾的複雜性，採用了不同階層不同對待的方針策略，總體上就是鎮壓與安撫並用。

“有能削髮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盡行屠戮。但望風投順，即與敘錄；若敢抗逆不服，除本身誅戮外，仍將妻子為奴。”——《攝政王令旨》

清朝入關定都之後，便在全國頒發多爾袞的招降旨意，明確指出順者昌逆者亡的總綱領。這一綱領在清軍征伐之處皆大力推廣，並收效甚好。順治二年六月，杭州監國之潞王朱常澇被清廷貝勒博洛招降，至清軍兵不血刃的開進重鎮杭州府；順治三年，洪承疇、博洛針對隆武政權核心掌權者鄭芝龍招降成功，直接導致隆武政權覆滅。不得不說，清之招降雖有區別對待，但總體上算是慷慨，如孫可望投降時，受南明總兵楊武追擊，是清廷的及時救援才得以全身而退，之後封為義王。所以孫可望甘願做一個徹頭徹底的“賣國賊”，將雲南軍政情況和盤托出，對清廷攻伐永曆政權起到關鍵作用。

“明朝宗室例不出仕，末季破例進用，遂致擾民，竟亡其國。今正欲平治天下，豈可複用此曹以滋擾害?以後概不準用。已用者俱著解任。其考取舉貢生員永行停止，使為太平之民”—— 《科場事宜》

清廷將明朝宗室視為大患，他們是明朝正宗後裔，是先天的反清主義者，淪落地方就會出現源源不斷的復明政權，表面上以“

明士大夫團體

清廷對於士大夫的籠絡成為招降的關鍵，士大夫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飽受儒家思想薰陶，具有超高的文化修養，但在民族問題上非常敏感，且通過筆桿子造成社會影響。因此，清廷對於士大夫的鎮壓甚為殘酷，同時又非常重視這一階層，希望通過攻心來化解他們的敵對態度，爭取他們的支持。清廷入關以後，便通過徵辟、舉薦、招降的途徑吸引士大夫入朝為官，並參與民生國策，除了原明官員在職者照舊錄用外，避難回籍、隱姓埋名者亦可限期迴歸本職，這既是統治需要，又是清廷招撫政策的強力廣告。入關之初，清廷立即恢復明科舉制度，繼續擴大統治基礎，對於王朝交替時的反抗者、觀望者起到敲打作用，如傅以漸、呂宮兩科開國狀元皆用為大學士，以狀元宰相歆動漢人，對漢族士子起到安撫與拉攏的作用。清廷對於具有反清“汙點”的士大夫群體進行赦免，如原明兵科給事中沈迅，曾於萊陽圍攻清軍，在順治一朝並無追究，並復原職。再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此類思想家，曾口誅筆伐力主反清，終究被赦無罪，這些對於化解民族矛盾，利用士大夫階層贏得統治根基甚為重要。

清綠營軍劇照

清朝人口數量少，入關之初，據清史檔案記載，滿蒙漢八旗兵總人數在二十萬左右，這對於奪取、征服、鎮守廣大土地限制較大，由陝入川時就已經暴露兵力不足的缺陷，所以利用原明官吏和軍隊是必然趨勢。但原明降清官吏、軍隊本屬敵對一方，他們曾與滿人刀兵相見，雙方存在矛盾和防範心理，所以清廷亦不願意這類人群得勢，更不願此類人群失控，所以最好的政策就是以撫養戰。如山海關前利用吳三桂的關寧鐵騎和山海關團練武裝先行死戰，與李自成農民軍相互消耗，這充分表明滿清利用原明勢力的基本方針和策略，即將招撫的明軍充分利用，置於生死線上，既達到消耗敵人的目的，又疲敝降清者實力。所以由順治初年形成的綠營兵皆用於打前鋒或者鎮邊，且在配置上以步兵為主，罕有精銳騎兵、火器兵的建制。

綜上所述，清朝統治階級內部，滿漢臣庶之間雖然也充滿矛盾、裂痕，但清朝政權入關之初就能達成統一的、上下貫通的、運轉有效的權威政權，這就保證了全局指揮權的貫徹，政令的執行與配合尚且良好。由於清朝的目標是統一全國，因此農民軍與南明流亡政權是必須消滅的酣睡臥榻之人，戰略目標明確，始終一貫。反觀抗清陣營，他們缺少凝聚力，弘光政權甚至還曾執行“聯虜平寇”方針，流亡政權與各地地方武裝義軍、集團、乃至個人，雖堅持抗清復明的大目標，但缺少實際可行的計劃與步驟。且從明亡到夔鄖山區起義被撲滅共20年間，抗清陣營從未推出一位具備絕對號召力、能將整個抗清勢力團結為一股強大戰鬥力的領袖，所以各種抗清勢力因循苟且，甚至為爭權奪利、自殘內訌。整個抗清活動，除隆武帝有過五路興師恢復南京的戰略計劃，併力圖實施，其他則都烏有，中興的時機和力量就此白白流失。這是抗清陣營崩潰、失敗的根本原因。清朝很好地加以利用，其政策、策略及其實施就建築在此基礎上。

參考資料：《清世祖實錄》、《清代檔案史料叢編》、《明季南略》、《清史列傳》 、《清史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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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全史·第二章·清軍入關與各地抗清鬥爭》，稻葉君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

• 《南明史·第三十二章·夔東抗清基地的覆滅》，顧誠，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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