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曾經有過輝煌的康乾盛世，也有著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諸多不平等條約，讓中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一個政權出現如此大的衰退往往與其吏治問題息息相關，如果我們分析滿清科舉取士的方法，相會對這個問題有新的認識。
故藉此活動，我們從滿清乾隆時期的尹嘉銓案入手，分析滿清科舉制度的弊端之所在，以及其對統治的影響。
引言
滿清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雖然其末年確實落後於同時期的西方諸國，讓中國陷入了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時期，但是在其王朝早期，中央集權的高度發展，以及人口的穩定增長確實讓其有過古代中國的最後盛世——康乾盛世。一個王朝如何在短時間內從世界上最富庶的國家成為最落後的國家一直是大家好奇的問題。
乾隆皇帝像
今天我將從清朝黃金時期的一樁公案入手，分析清王朝衰退的真正原因，這件公案便是發生在清乾隆年間的尹嘉銓案。
尹嘉銓為直隸博野人士，尹會一之子，在乾隆年紀那官至大理寺正卿，稽查覺羅學主管。在乾隆四十六年的時候，尹嘉銓向乾隆呈上奏章，希望為其父親尹會一請諡及從祀於孔子廟，得到了乾隆“諡乃國家定典，豈可妄求？此奏本當治罪，念汝乃父子私情，故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當罪不可逭也。”的硃批，但是他依然堅持上表，引得乾隆勃然大怒，終於降旨對其處以極刑。
尹嘉銓臨刑前
在治罪的過程中，當時的官員在其著作中找到了許多“謀反”的言論，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對其所著《名臣言行錄》一書的指摘，只因在書中尹嘉銓稱呼大學士為“相國”，便被認為這與廢相的清官制不符，是有謀反之心，其嚴苛程度可想而知。
清史稿記載,乾隆評價《名臣言行錄》稱：‘明洪武時已廢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臨御，自以敬天愛民勤政為念，復於何事藉大學士之襄贊？昔程子云‘天下治亂系宰相’，止可就彼時闒冗而言。”
由此可見朝廷當局對於當時科舉採用的程朱理學的理解，已經與其本來面目不同了，清廷對於文人的真正期待只是希望他們聽話，而不是期待他們能夠真的做到“格物致知”，然後有所作為。下面我就將分析清朝科舉的真正目的及其弊端。
康乾盛世的學風
康乾盛世之時，是中國自南宋以來經濟最為富庶的時段，尤其在江浙一帶，優秀的經濟情況讓那裡成為了全國經濟文化最高的結集點。但是因為滿清是外來的政權，所以在遠離政治中心的江浙一帶也有最激烈的反抗滿清政權的思想氛圍。
位於南京市的江南貢院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就造成當時的江南學子對於清廷的科舉制度有排斥的心理。當時的讀書人有的不參與科舉，有的即使中舉也不為清廷做官，在這些學者之中，有著非常濃厚的反朝廷，反功令的風氣，但是由於清廷嚴苛的“文字獄”政策，因此這種風氣並不明顯。
但是儒生們已經不談時事，而傾向於做一些純粹的學術性工作，江浙一帶的考證漢學便在這段時間興盛了起來，一開始這是一種帶有反抗性質的學術方向，只是由於學者們愛好本國文化，不願意為外來者做官，後來則演變為書生鑽入故紙堆，不問世事的消極行為，造成這種演變的行為主要有兩點。
清代學子準備進行科舉考試
其一便是清代的書院全部變為官辦性質，有著以廩餼收買士氣的趨勢，由於當時在書院執掌教務的大儒們不願教學生們八股文，就只好向學生們傳授篤故博雅的考證學。
袁枚在《書院議》中稱：“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餼，升之書院者月有餼。士貧者多，富者少，於是求名賒而謀事殷。上之人探其然，則又挾區區之廩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謂能教士，過矣。”
其二便是江浙一帶的經濟狀況十分繁榮，以至於可以供給大批學者脫離實務來從事純粹的學術研究。而且自印刷術流行之後，本來就產生了對於古代經書的考究風尚。
清代木刻本《四書章句辨讀》
據史料記載：“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才，於斯為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清廷取士的標準
在這樣的學風之下，清廷表面提倡儒生們繼續採納程朱理學治經的嚴謹觀點，但是其對於程朱理學中鼓勵天下讀書人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精神內核則極端排斥。清廷更需要聽話的“奴才”，而不是有自己觀點，會與朝廷作對的官員。
《乾陵御製書程頤論經筵札子後》中記載：“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使為人君者，以天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所用若韓、範。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所用若王、呂。天下豈有不亂？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對於程朱理學的理解，清朝的皇帝們也有過自己的見解，雍正年間，謝濟世注大學，他並沒有按照程朱的版本來進行註解，引起了雍正的不滿，最終將其發配邊疆，而引起不滿的原因正是其在注《大學》時有希望君主任用賢能的說法，讓雍正感覺其有“反抗”之心。
雍正批諭曰：“朕觀濟世所注之書，意不止謗毀程朱，乃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藉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注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
由此可見當時的皇帝們嘴上說著尊崇程朱理學，但更多的是用理學作為唯一標準來打壓異端。即使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在書中抨擊理學，也是抨擊其進步的一面，頌揚其治學嚴謹的一面，對聖意曲意逢迎。
館藏本《四庫全書》
這導致當時要有人提出對於君主的意見，或者認為讀書人要有自己的思考，都會被按照曲解理學，有謀反之心論處。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心懷天下的讀書人幾乎消失不見，參加科舉之人多數都變成了只為做官，不求為國為民的宵小之輩，這些人不求為國為民，只為自己的前途和“錢途”著想，滿清的吏治至此已毫無改善可能。
士大夫與人民的脫節
在清朝採用嚴苛的以程朱理學作為科舉考試標準的同時，清廷的考試範圍也多以當時學風中流行的考據學為主，忽視了儒生對於社會時事的認知能力。加上參與考試的多是隻為求得一官半職的人，並非為國為民的大儒，因此滿清的官員與人民的脫節日益嚴重。
一方面是讀書人為求功名只得鑽入故紙堆，而且迫於時代背景只能對皇帝歌功頌德，不得有自己意見，所以缺乏對於當今社會的認知以及分析問題的能力。
另一方面這些人多沒有自己的政治抱負，只要自己的生活與仕途不受影響，大多人都對百姓遭遇的疾苦視而不見。自古以來，作為為民伸張正義的士大夫一級在滿清逐漸成為朝廷的鷹犬，讓百姓的問題難以得到伸張，官府與人民溝通減少，怨念加深。
清末白蓮教起義
清朝後期為了改善國庫空虛的情況，清廷又出臺了捐官的政策，這讓本就十分糟糕的吏治變得更加烏煙瘴氣，這些捐官的人多來自地主階層，習慣於剝削農民的他們在上任之後更加變本加厲，加重了人民的苦難。
加上滿清雖然在入關之後許諾對農民“永不加賦”，但是從雍正一朝開始，就對農民加以“火耗”、“平餘”、“折扣”、“浮收”等不同名目的苛捐雜稅，讓本就生活困苦的民眾更加民不聊生。因此矛盾日益激化，終於導致晚清時期農民起義的爆發。
蔣攸銛曾上疏曰：“我朝累代功德在民，而亂民悍不畏法，此皆由於吏治不修所致。”
評價
滿清政府作為中央集權最發達的政權，為了穩定自己的政權，推行皇權至上的原則，利用文字獄等手段束縛讀書人的思想，並且按照自己的喜好進行科舉取士。這樣自私的行為終於在後期反噬其身。國家部委發展，只求穩定，雖然能夠產生康乾盛世，但那也不過是古老制度的落日餘暉罷了。
儒生作為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們失去了自己的政治追求和人生信條，那麼他們就將從國家的治理者轉變為統治者的鷹犬。長此以往，民眾勢必生出不良情緒，最終導致國家發展停滯甚至退步，也會導致起義等暴力對抗運動的產生。
國家的進步，必先正其吏治，欲正吏治，必先明其本心，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要承擔起自己的責任，有家國情懷，國家方能走向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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