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浩瀚，公子拾遗”

本期概览

公元317年，西晋皇族司马睿为了延续即将崩溃的晋室，在建康（南京）成立了晋室新的政权，史称东晋。这是一个偏安一隅的汉族政权，与此同时，中国的北方正面临着少数民族大举入侵，分裂割据的局面。

东晋在建国前期还有着极其强烈的复国意愿，进行了数次北伐，但均以失败告终，遂打消了北进的念头，偏安于江南半壁，坐看北国纷乱更迭的政局，同时，由于士族门阀的频繁涉政以及民族矛盾的逐步激化，东晋的内部矛盾越来越严重。

公元420年，宋公刘裕废除晋恭帝，建立刘宋，东晋灭亡，中国的政局变得更加混乱了······

“五马渡江去”的背后

《晋书》卷二十八〈五行中志·言不从·诗妖〉：“太安中，童谣曰：「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后中原大乱，宗藩多绝，唯琅邪、汝南、西阳、南顿、彭城同至江东，而元帝嗣统矣。”

这是《晋书》关于“五马渡江”的描述，我们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实际上得先聊一聊西晋，自司马懿篡夺魏之基业到晋愍帝被杀，西晋王朝其实仅仅存续了67年，如果从武帝正式建国开始算起，那就更加短命了。

西晋，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本应该很有作为却鲜有建树的大一统王朝，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的：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祖孙三代把西晋帝王的智商都用完了。这当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自司马炎死后，西晋就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五马南渡，看似只是晋室的五位王爷横渡长江，和后来的赵构南逃临安建立南宋貌似没什么差别，但是仔细一看，还真能看出一些门道来。

首先，赵构是在“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后，才建立起南宋的，1125年，金兵大举入侵汴梁，闰十一年，金两路军会师攻克汴京。宋钦宗亲自至金人军营议和，被金人拘禁，随后金兵掳走赵氏宗亲、宫娥、民籍等北去，同年，赵构在北宋遗臣的支持下，在建康称帝，随后迁都临安，这应该看作是一种皇室的延续。

而司马睿建立东晋则完全不同，“五马渡江”其实是在“八王之乱”之后，时间大约是在290年——306年，而西晋灭亡是在316年，准确的说，司马睿是在西晋灭亡前10年左右就开始准备南渡了，如此看来，司马睿南渡长江，与其说是为了避祸，不如说是为了避开同族相争，寻找一块可以自己发展的区域，而江南正是他所选中的，和先前提到的南宋延续北宋不同，这种演变应该是算作政权的取代。

《唐文拾遗》卷十三：“元帝自居藩邸，少有令闻，及建策南渡，兴亡继绝，委任宏茂，抚绥新旧，故能嗣晋配天，良有以也。然仁恕为怀，刚毅情少，是以王敦纵暴，几危社稷，蹙国舒祸，其周平之匹乎？”

说得再简单一点，南宋的建立是因为北宋的灭亡，对于赵构来说，这根本就是一个意外之喜；而东晋的建立，则并不完全是因为西晋的灭亡，司马睿以及其他四个王爷的政治构想，要比赵构谋划得更为深远。

毕“风华之唯一”于淝水

说司马懿三代耗尽司马氏智商也好，还是司马睿对于帝位早有图谋也罢，总之，无论是西晋还是东晋，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乱，我们来看看晋朝的“乱”到底是有多严重：

265年，司马炎篡夺魏朝，建立晋，此时天下尚处于三国末期，此乱之一也。

290年，司马炎去世，惠帝即位后，内部矛盾逐渐严重，最终导致“八王之乱”，此乱之二也。

西晋末年，前朝对于少数民族长期地招引，使得内地的胡人数量骤增，与汉人的混居，使得内地的“胡化”现象极其严重，而这种风气最终导致了匈奴、羌、氐、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入侵，中原地区开始饱受战乱之苦，此乱之三也。

304年，匈奴贵族刘渊联合内地反抗晋朝的汉人组成了流民军队，宣誓要夺回中原，中原地区又处于流民内斗的战乱中，此乱之四也。

322年，琅琊王氏的权臣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进攻建康，并击败朝廷军队。后自任丞相，诛杀周顗等人，并在武昌遥控朝廷，此乱之五也。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反晋斗争，是东晋南朝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农民起义，这次坚持斗争达十二年之久，此乱之六也。

这还仅仅只是晋朝统治时期规模比较大的“乱象”，中间穿插的同族内斗，门阀相争更是数不胜数，我经常说一句话：“有晋一朝，把汉朝四百年没怎么发生过的战乱，全都补了回来”，这其中必定是有原因的，至于原因，我在后文会继续阐述，在这里，我们就先给晋朝同学一点面子，来讲一讲晋朝比较“风光”的一次历史事件——淝水之战。

有关“淝水之战”的典故，其实我们在初中历史课本中就有所耳闻了：

公元383年，北方的统一政权前秦出兵伐晋，于淝水交战，最终东晋仅以八万军力大胜八十余万前秦军。拥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东晋，国家也因此衰败灭亡，北方各民族纷纷脱离了前秦的统治，分裂为后秦和后燕为主的几个政权。而东晋则趁此北伐，把边界线推进到了黄河，并且此后数十年间东晋再无外族侵略。

战争的经过并不是我们要谈的重点，这些百科里都有，值得我去研究的是淝水之战当中能打败前秦八十万大军的东晋部队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北府兵，淝水之战中东晋的主力部队，虽然说是东晋的主力部队，但其实就其本质而言，北府兵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军，而是一支私募军队，而这支军队最初的创立者正是东晋望族——陈郡谢氏。

公元377年，前秦一统北方，东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压力，因此诏良将镇御边疆，当时的朝廷重臣谢安推荐其侄子谢玄镇守广陵和京口，而京口和广陵因为靠近前秦，所以聚居着非常多的流民和少数民族，谢玄在任期间大力扩充军队，甚至将当地的许多匪患也整编入伍，这样的一支军队就是北府军的雏形。

《资治通鉴》孝武帝太元二年十月载：“玄募骁勇之士，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以牢之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时号北府兵”

虽然只是一支混杂了正规军和募军的部队，但是在面对苻坚八十万之众时，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

“谢石去洛涧二十五里而军，知寿阳破，遂退保浃石。十一月，牢之率五千袭洛涧，歼敌一万余，杀梁成。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

可以说，淝水之战能够以少败多，除了谢氏指挥有方以外，北府兵本身的骁勇也是取得这场胜利的关键因素。

按照道理，这样一支得胜之师成为安邦定国的利器本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淝水之战后不到两年，谢安就被解除了军权，此后，北府军就彻底成为了一个政治工具，开始了可以说是“颠沛流离”的生涯，我们可以大致来看一下：

太元十五年，孝武帝任命王恭为都督，督管青、兖、幽、并、冀等地，北府军成为了王恭的杀器。

隆安元年，王恭起北府兵反叛司马道子和王国宝，北府军成为了朝臣内部火拼的工具。

隆安二年，王恭在二度反叛的过程中被刘牢之杀死，北府军又成为了刘牢之的私人军队。

隆安三年，孙恩起义，北府军又变成了平叛的主力。

元兴三年，刘牢之投靠桓玄，旋即被剥夺军权而自杀，北府军有落到了桓玄的手中直至被瓦解。

如果北府军的经历能被写成一部日记的话，那应该就是“悲惨日记”了，从成立到瓦解不过二十余年，却经历了五次大的颠簸，从谢安被解除军权开始，北府军的荣光就开始逐渐暗淡了，他们不再是保境安民的国之重器，而变成了权力斗争的附属品。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凡事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北府军的荣辱史也同样如是。

下面我来结合一些更为深层的原因，来谈一谈为何本应该青云直上的北府军却昙花一现，为何同样应该很有作为的晋朝，却纷乱不断？

这两者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的原因——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既是掌中宝，又是眼中钉

中国的君权历史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但是魏晋南北朝却是十分奇特的，如果你仔细研究过这段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的“皇权”是十分没有存在感的，此消彼长，另一个权力却显得格外膨胀，这，就是士族门阀。

在前一篇文章《魏之继汉，晋之继魏，其实就是一场宗族门阀与皇权的相爱相杀》中，我们探讨过门阀和皇权之间的微妙关系，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我会说门阀士族既是东晋的掌中宝，又是眼中钉。

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个人，王导：

王导（276年－339年），字茂弘，小字赤龙、阿龙。琅玡郡临沂县人。东晋时期政治家、书法家，历仕晋元帝、明帝和成帝三朝，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

人物生平其实没啥特别的，但是他提出的主张却是影响了东晋整整一朝，在王导看来，东晋作为偏安一隅的王朝，要想获得长治久安，唯有实行”制衡“之策，而其所谓的”制衡“并不是皇权和相权的制衡，而是士族门阀之间的平衡：

“镇之以静，群情自安”：保持士大夫家族之间的利益平衡，可以牺牲百姓的利益。

这看似非常荒谬的论断，在东晋却是唯一可以实现和平的政策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司马睿就是依靠士族门阀的支持才得以建立东晋的，这很符合门阀势力的基本特质——当皇权稳固时是一种依附力量，当皇权动荡时，是一种倾覆力量。

我们其实不能说门阀势力是一种消极的力量，因为前期的东晋幸亏有士族门阀的保护才逐渐稳固下来

“晋成帝时，外戚庾亮当权。庾亮想振作帝室，排斥王导，疑忌上游重镇荆州刺史陶侃，任意杀逐大臣，引起各势力间的不安。327年，野心家历阳镇将苏峻、寿春镇将祖约以杀庾亮为名，率叛军攻入建康。幸得陶侃、温峤起兵救援，329年，击破苏峻祖约军。王导又执政，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

当然，这种保护和忠心扯不上太多的关系，况且魏晋南北朝也不兴什么”忠君“思想，只是因为晋室的皇权是士族门阀既得利益的最大保障者，对于皇权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而随着门阀势力的不断膨胀，导致了晋室很难维系各大门阀之间的平衡，内部的火并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门阀势力可不像晋室那样需要考虑天下苍生，在他们眼中，只有自身利益——皇权都是在我的支持下才得以安稳的，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司马道子父子当权，贪污奢侈，政治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司马道子当权的初期，儒生范宁就说当时边境上没有战事，国家仓库却空匮无物，民众服徭役，一年里几乎没有三天的休息，生下儿子不能抚养，鳏夫寡妇不敢嫁娶。好比在着了火的柴草上睡觉，国家危亡就在眼前了。司马道子父子一伙人当权十多年，受尽苦难的东晋民众在他们的摧残下真的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当一种势力空前强大的时候，社会的关系就变得非常敏感，毫无疑问的是，东晋需要士族门阀势力的保护，但是士族门阀势力的膨胀已经是晋室所不能控制的了，换句话说，士族势力对于晋朝来说已经是弊大于利了，成为了另一种危害国家，危害百姓的存在了。

欲得其利者，必将受其害，这真的是很讽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