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在取得关原之战全面胜利后，迅速建立起幕府统治，通过对大名、天皇实行"人质制"、对其他各色人等进行"身份统治"，这样国家便逐渐趋于稳定，多年战乱局面得以停止。
和平有助于繁荣，稳定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据统计，截至十八世纪初，日本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在总计约3000万的人口中，有近1/10住在大小不等的城市，并且江户的城市人口规模已达百万，堪与同期的清朝都城北京相媲美，为世界之最。
据史料记载，那时货运繁忙，商旅盛极一时，往来于江户、大阪的要道上，行人络绎不绝，诸如武士、平民、僧侣、卖艺人等层出不穷，好一幅盛世繁华景象。
然而，表面上的繁荣根本经不住灾难的洗礼，在其后一个半世纪里，人口不断呈现出减少的趋势，究其缘由，首当其冲的是自然灾害的严重侵蚀，极端气候、蝗虫肆虐、火山爆发等天灾接踵而至，由此造成农作物大面积歉收，"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可供充饥，平民百姓要么饿死，要么流亡，要么人食人，在此背景下，灾民尸体堆积如山，幕府见状要求灾民随时埋葬死者，无需等待政府批文。
另外，大名、武士的挥霍无度加重了灾难的严峻形势，在当时很多官员中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百姓就像芝麻油一样，你愈用力榨，它就出的愈多。"灾民食不果腹，为官的却依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难怪当时社会怨声载道，"今天的武士已经悠游自在地过了两百年……他们不知战斗为何物"，十有七八"羸弱得如妇人一般。"
既然如此，幕府治下的日本农民及城市平民为什么不揭竿而起，发动起义呢？
农民武器被剥夺，还遭到严格监视
早在织田信长时代，为加强统治，信长命令将所有村落的武器予以没收。其后，丰臣秀吉沿袭了这一做法，他在1588年出台了"刀狩令"，措辞强硬地要求农民必须上交武器。
老谋深算的德川家康自然不会对农民手软，并变本加厉，除了一如既往地要求农民交出武器外，还"画地为牢"，限定其身份，与此同时，还派出武士对其监视，以便掌握他们的一举一动，更有甚者，竟然颁布法令，只准农民饮用白开水，却不可以喝茶。
常言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德川家康及其后人深刻理解其中之道，如果农民拥有武器，必将对其统治构成威胁，没有武器，赤手空拳，农民如何揭竿而起？何况武士遍天下，他们对将军、大名极其效忠，身上都佩戴两把剑，足以将农民运动扼杀于萌芽状态。
再说，农民身份地位、言行举止都在官府的掌控中，他们连喝茶的权利都没有，可想而知其悲惨的境遇了。即便有起事的设想，又如何冲破束缚，打碎枷锁，争取平等自由的权利？
灾荒下，农民不向官府怒目，反而剑指亲生骨肉
由于田地有限，加上荒年不断，贫农也好，富农也罢，他们不是要求官府赈灾济民，反而以"杀婴"来表达内心的愤恨。
如果说贫农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富农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呢？不仅如此，富农的"杀婴"行为比起贫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显然，为了养活自己，以免让有限的口粮和地产因人口不断增长而被无限分割，这些富农也就顾不得"虎毒不食子"，从而痛下杀手，牺牲亲生骨肉来达到苟且偷生的目的。
德川幕府等级森严，广大农民的思想长期受到压制，他们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对官府只有敬畏之心，而丧失了本能的反抗，基于此，在遭遇自然灾害危及生命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尤其是富农，亲情淡薄，变得自私，为求得自身免受饥寒交迫之苦，不惜残忍地杀害子嗣，而这与性别无关，并非因为重男轻女而有所行动，这从而表明统治阶级对农民的迫害之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合法抗议途径微乎其微，出逃是最好的选项
很多时候，在负担不起赋税，抑或债务缠身，走投无路之际，农民想到的不是联合起来，向官府施压，而是生闷气似的一走了之，到其他藩国谋求生存。
如果按照幕府规定的所谓正当渠道请愿，往往会遭到拒绝，并受到严惩。除此而外，其他任何方式的诉求都被认为是非法的，这自然包括联合行动在内。
鉴于此，农民对政府的抗争大多是消极的，要么通过出走抒发内心的不满情绪，要么以谦卑而不是理直气壮的态度表达诉求，很明显，这种抗争很难达到预期，是徒劳的。
就算存在被称之为"打毁"的行动，也不过是"窝里斗"，就是贫农对村上那些有钱人的房屋予以捣毁，将其储藏的粮食等物品抢掠一空，却对官府无动于衷。
既然如此，发生天灾又能怎样？农民既然诉苦无门，又无法集体行动，只好自怨自艾，忍饥挨饿，携家带口，颠沛流离；不然，就进行窝里斗，攻击自己的邻居，而这只不过徒增幕府官员笑料而已。
幕府长期实行高压统治，根本不顾农民的死活，以多重法律规范他们，就将其牢牢锁定在"窠臼"里，从而默默无闻地接受统治者的盘剥，无论遭受怎样的苦难，脑海里已经闪现不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斗争意识，即便潜意识里还有反抗的本能存在，也是谨小慎微，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
被宗教思想灌输，已经变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为彰显统治的合法性，曾借助宗教来神化自己，以使治下人民对其顶礼膜拜，信长视自己为"天下"的化身，与天下等同；秀吉步其后尘，在全国大造封国神社以示自己的正统性，并以平等身份对待天皇。
德川家康也极力自我神化，他自称"东照大权现"，以突显自己的神道圣光，并把自己当作包括亚洲在内的宇宙之神，甚至建造日光家庙，以取代天皇的伊势神宫，从而显示幕府统治的神圣性。
家康及其后人还宣扬阶级是自然的、合理的，各阶层应该为国家无私奉献，尽自己的本分，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道德标准，并声称所建德川体制与宇宙万物的秩序相吻合，其他各色人等应该将家康作为圣人看待。
在神道、佛教、儒教等多重宗教思想影响下，包括农民在内的一切人等，都在潜移默化间变成了德川幕府的"臣民"，武士"死忠"，农民、城市町人等也都失去了自我，即便出现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以致于濒临死亡的威胁，都不会对幕府大声说不，揭开农民起义的大幕，相反，只会默默接受事实，宁愿饿死、逃荒或杀婴。
结语
历史上，很多国家的封建社会，都在不同时期爆发过程度不同的农民起义，然而日本在德川幕府长达二百多年的统治中，除了最后在武士革命的背景下发动一定数量和规模的起事外，其他时期尤其是1850年前的150年时间里，尽管"享保大饥荒"、"天明大饥荒"等接二连三地发生，由此造成灾民大量死亡，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引发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不能不令人感到费解。
对此，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幕府统治时期，武士盛行，唯有他们享有佩戴武器的权利，而人口达八成的农民则完全被剥夺了该项权利，这样一来，农民将很难起事，还遭到武士监视，就更没有办法揭竿而起；
其次，由于深受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毒害和限制，农民已经变得麻木不仁，面对如此接连不断的灾害，他们除了忍耐、接受、逃荒，就是屠杀自己的骨肉，以此表达心中的愤懑和绝望，他们的举动着实让人"哀其不幸"，却又"怒其不争"；
再次，统治者层层设法，出台各种法律规范农民，让他们无法越雷池半步。法律具有强制性和严肃性的特点，生活在严厉的封建法理之下，农民很难有申诉之门，即使有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只会遭到拒绝，甚而因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处罚。
鉴于上述分析，也就不难理解幕府时期农民遭受灾荒，生命受到威胁，却不趁机举起大旗造反的缘由了。但农民最终还是觉醒，借着武士革命的烽火，在1866年发动了上百次起义，城市平民也举行了数十次暴动，狠狠打击了幕府统治，令其在次年底寿终正寝，从而迎来了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明治维新闪亮登场，一个"新日本"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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