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

东林党，作为明末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有人认为它主导当时的社会思潮，引领社会风气，让普通民众在潜移默化中重拾传统道德，进而建设出良好的社会秩序。也有人认为它空谈误国，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对国家有利也好，对国家不利也罢，都不可否认东林党作为国家重要力量的身份。但是令人讽刺的是势力足以影响到庙堂之上的东林党却没能拯救大明王朝于危难之中。

言论的自由，现代在野党的雏形

东林党的崛起，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万历年间，在张居正的高压言论打击之下，整个国家都显得死气沉沉，文人知识分子也不敢妄议朝政。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派士大夫开始争取言论自由，提出一些与张居正相反的建议。这一时期内的东林党尚未成气候，后来随着顾宪成被罢官返乡之后，便开始以讲学为寄托形成朝廷之外的清议舆论影响朝政。

据《东林始末》记载：“宪成既谪归，讲学于东林，故杨时书院也。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与政府每相持。附一贯者科道亦有人，而宪成讲学，天下趋之，一贯持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从这段记载不难看出此时的东林党开设了所谓的“东林书院”开始以实学振学术之风为名，清议掌握政治话语权。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子文人的加入，逐渐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堪比现代国家的在野党。

东林党之所以能够拥有现代社会在野党的雏形，与的它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东林党主张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等。特别是追求言论的自由，是东林党给那个黑暗的社会带来了一丝曙光。

正是因为拥有了一定指导思想，东林党才不再只是单纯的“朋党”，此刻它的性质介于中国传统的朋党和西方的近代政党之间。但是它依旧还是一个“朋党”，也正是它“朋党”的身份才加剧了明朝的党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永远也摆脱不了的朋党，加剧了明朝灭亡的党争

《韩非子》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在韩非子看来，朋党是朝臣结党营私、干乱纲纪的行为，不利于君主统治。明朝时期的朋党不同于以往，是以地域性来划分的。

明朝最早记录的朋党，是以张居正为首、以湖广官僚为主体的“楚党”。张居正垮台之后，“楚党”式微，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地方集团乘势崛起，东林党就是这其中的一员。虽然东林党的成员也有很多非南直隶人士，但是其发起人及主要人物都是来自于南直隶地区（特别是如今苏南地区）。

与东林党相对的则是相对衰弱的齐党、楚党和浙党。在东林党的强势压迫之下，这三党无奈的归附与阉党。整个大明王朝内部形成了两大对峙阵营，双方对立严重，在京察和大计时相互打击，例如齐楚浙三党得势后，“东林已为齐、楚、浙三党斥尽”，显然是泄私愤，这样的政治生态对国家社稷是不利的。

不停的党争、内耗，让崇祯皇帝心力交瘁，导致了崇祯皇帝施政之时畏手畏脚、用人之时瞻前顾后，崇祯皇帝自缢前感慨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而且随着东林党的不断壮大，招揽的人也是各式各样的，既有贤者、也有不肖者。正如崇祯朝时工部主事陆澄源所评价的那样“于是贤者仍以讲学为发明理道之举，而不肖即借东林为把持官府、刻剥小民、遥执朝柄、广庇匪类”。这样一支鱼龙混杂的政治力量又有何德何能能够拯救大明江山于水火之中呢？

煮酒君

说起东林党可能还有人对这个党派比较陌生，但提到这副对联，我相信肯定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顾宪成本人撰写挂在东林学院大门口，相当于当时学院的校训。

作为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被万历皇帝贬职回家后，他联合自己的弟弟共同开办了”东林学堂“进行讲学。他们集齐了一群失意文人慢慢建立成了一个学术团体，而这些从“东林学院”走进官场的文人就被称之为“东林党人”。

那到底是为什么，这样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竟然会被骂误国，又有人钦佩他们呢？下面就一起来看看有书君的分析吧！

第一，作为文人集结地的东林党曾被人们视为民族的脊梁

形成于明代晚期的东林党，相较于其他党派，他们属于无权无势主要靠民间力量壮大起来的那一类。他们打着匡扶天下的旗号，向世人展示了一副正人君子、铁骨铮铮、随时为国捐躯的正面形象。这不仅让人们觉得他们就是振兴明朝的希望，继而还发展成了被大家拥护爱戴的对象。

而这时又恰恰是魏忠贤掌权时期，他所带领的“阉党”处处打压东林党人，甚至还对著名的“东林六君子”（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 顾大章）下毒手，死状一个比一个惨。这使得当时的百姓对他们这类“弱势群体”更生悲悯及敬佩之心。

为此，这支从人群中走出来被视为民族脊梁的队伍，受到了当时很多人的钦佩。除了他们刚正不阿的形象，还有那种将生死置之度外都要为国家振兴奋力斗争的精神。

第二，为权红眼的他们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落下了“误国”的骂名

崇祯皇帝继位之后，魏忠贤受到了打压，这让东林党有了成为政治核心党派的机会。

可这时候，外患成为了明朝的主要危害。连年的战争，在征税都已经弥补不上前线之处的军饷的情况之下。东林党派居然主张反对征收商业税，而是加征农业税。农民当时的生活已经陷入水深火热不说，他们竟然还加重剥削，这直接导致了农民起义。

明代末期，内忧外患，站在政治中心的东林党竟开始了权力的斗争。他们一次一次通过舆论阻止明朝能力名将上前线，还自作聪明的换上了具有东林背景的将领，从而使得城池一再被敌方攻破。

所以，大清的迅速崛起，东林党有很大的功劳。此时我们也越来越能理解，为什么崇祯帝在死之前会说出：“文臣皆可杀。”这样的话了。

这也是为何越来越多的人骂他们误国的原因。

纵观东林党所做的一切，其实他们也有过先进的思想，但却太沉迷自己对权力的把控，忘记了解决国家的首要安危。

也正因为他们的顽固迂腐，最后落得了让原本钦佩他们的人开始大骂他们误国的下场。

有书君语：一直倡导终生学习的有书君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了啦。2019年最值的读的52本高分畅销好书，免费领取。从认知思维、情感故事、工具方法，人文社科，多维度承包你一整年的阅读计划。

有书共读

最明显的对比是。

大太监魏忠贤当政时，清兵未入辽东一步。东林党当政时，清兵打到紫禁城。

大太监魏忠贤当政时，李自成张献忠没有反。东林党当政时，天下皆反。

大太监魏忠贤当政时，皇上不上朝也没事。东林党当政时，皇上事必躬亲累的吐血，而明朝每况愈下。

大太监魏忠贤当政时，军饷充足，边军勇猛。东林党当政时，军官逮了文官逼饷，简直如农民工要账。

大太监魏忠贤当政时，大力征收矿税，工商税。东林党当政时，大力征收农业税。

大太监魏忠贤当政事，浙江每年交茶税两万余两。东林党当政时，浙江每年交茶税十七两。

大太监魏忠贤当政时，为了财政收入，放松海禁。东林党当政时，严格闭关锁国。

……

最后崇祯死的时候，陪着他吊死的是一个太监，而满朝东林党一个不见。

北京城破时，站在城头上最后战死的是太监，而东林党全跑光了。

最后，满清入关，东林党人还演出了一幕幕丑剧，如跳河自尽以殉国，感觉水太凉又爬出来了。

最后大批东林党活到清朝，继续当官，并且霸占了话语权。如大家都知道的《五人墓碑记》，明明是东林党不顾国家正在抗清缺钱，忿恨太监收税收到自己头上，发动的一次抗税。结果反而成了东林党的一个丰碑。

东林党没当政时，道貌岸然，说过很多好听话，而当政之后，没干过一件好事。

如果以当今为例，就好比台湾的蔡英文。

明末和民国，是历史上文人地位最高的时候，也是最祸害国家民族的时候。

民国文人，虽然大多在国破家亡之际还在玩小资，谈风月。但好歹还有几个五四先锋，行开启民智之先。

明末东林党，不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而且最神奇的是，作为有史以来第一文人集团，居然连留下一两篇有价值的文章都没有。

当真是奇葩。

驻马店头号贪污犯

东林党首先是政治集团，他们的目标就是为了取得治理国家的大权，至于皇帝最好是个木偶，听话的就是明君不听话就是昏君。

至于皇帝身边的其他人，不是东林党的就是奸吝小人。

其实作为政治集团也没有什么不好，关键看他做了什么。为了权利，所有的反对派都是奸臣，只要是政敌支持的，东林党就反对，反对的就支持，而不管这项政策是否利国利民。

而当自己掌权的时候，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集团和个人私立，而不管国家大义。明朝后期的问题很大一部分就是经济问题，国家没钱养军只能任由边军将领长期掌握军权最后导致腐败和战斗力低下。

而以东南士绅阶层为主力的东林党是坚决反对征税的。有功名的人，不但个人不缴费，名下的田地，商业活动通通不交税。国家的一切开支全部压在自耕农上，造成大批自耕农破产，田地又被东林党人低价收购，农民流离失所或被迫成为毫无人身自由的佃农，然后田地又不缴费，如此恶性循环。

云水167726249

我认为，网上很多朋友痛骂“东林党”，实际是骂“书生空谈误国”的一种现象和造成的恶劣后果。明末不止只有东林党，还有其他文人结党；他们作为封建社会时代最牛x的阶层，不但垄断文化，还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满口夸夸其谈，务虚不务实。服务于各自的政治利益团体，攻击政敌之余还互相攻伐。只是组织性和势力以及造成影响最大的是东林党罢了。

东林党起初由一群不得志的文人书生组成，主旨为评论时政，评断人物。一时之间，也到云集者众，影响力日益扩大。他们和其他文人朋党斗，和宦官斗，以清流派自居，以党人的身份自傲。

一些朋友对其表达钦佩，我想大概是他们嘴上喊的口号。口号的确不错，但实际上，正应证了“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句话。从口头上表达自我政治意向的清谈群体，迅速堕落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其身后，是一个个地主利益集团。朝堂上打压武官，民间欺凌霸占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财产。

纵观明末历史；整个社会矛盾的激化，由此而始。这里说一下另一个重要团体，宦官。我认为，宦官虽然可恶，但起码干实事。比起文人党，要实干务实得多。只不过，对手是作为封建时代唯一的特权阶层读书人，在舆论上明显居于下风。

崇祯皇帝借助东林势力上位，东林也利用皇权把宦官集团打入谷底，口诛笔伐。正所谓，“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从此，宦官集团，成为了明史上最最黑暗，最最邪恶的象征。这也是无奈的事，谁叫舆论和笔杆子都在文人手里呢？

崇祯皇帝，一个悲壮的亡国之君。上位之后，很快就发现无人可用了。首先，命令没有了实际执行者，税收收不上来，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只好裁减机构，最后，一个驿站的公务员失业了，他，就是李自成。

一个企图励精图治，苦苦挣扎的崇祯最终寂寞的死去，身边只有一个太监陪葬。而平日“忠君爱国”的文人党，开始翻墙，后来直接开门投降。回想守城之时，个个哭穷，拿不出20万的军备预算；在农民军一顿鞭打滴蜡之下，交出上亿和无数金银财宝。可算是一大笑话！

原来他们的“为民请命”，实际是为自己请命；“散财于民”是敛财于自己家！满清南下之后，这群文人又纷纷化身带路党，成了新朝的“开国之臣”。“风骨，气节”，还不如秦淮河畔的一个妓女！

大明半壁江山丢失，在农民军的协助下；南明小朝廷算是暂时站稳了脚跟，甚至一度让清廷有了和谈，划地而治的想法。然而这帮口呼“为民”的党人又坐不住了；本着没有矛盾，也要制造矛盾的指导思想，大厦将倾之际还要争权夺利；弹劾，生生逼反了明军重要将领孙可望；唯一的支柱李定国也只能效法姜维避祸。自此，明庭彻底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崇祯遗书上有句话“文官个个该杀”！多么痛的领悟。

炎凤黄龙

我从“知行合一”角度来论述一下。先声明，我说的知行合一，是指目的和效果的统一，知，是指目的打算，行，是指方法以及最终成效。我一直干媒体，但其中有几年到一个科技企业中干过管理，这几年的经验才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什么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先看看东林党人的一幅对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得好似很高大上，但缺少了“实践”这个重要的一环。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没真正做过的事，他们却仿佛什么都明白，天天七嘴八舌，挑三拣四，真让他们来干，却又一踏糊涂，再找各种理由替自己的无能开脱。历史上有两个引来大乱子的文人，一是晁错一是王安石。这两个人不能说没有学问，不能说没有赤胆忠心，不能说只是为了一己之私，但是一个引发七国之乱，自己被腰斩，另一个引发民怨沸腾，导致变法失败，含恨而终。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想法不好，而是在于不会办事，没有做到知行合一。晃错削蕃政策在当时本来是对的，但是他没有提前做好充分准备，按部就班收权，一点一点削弱蕃王势力，做好应对叛乱的军事准备，他只看到了应该做，但看不到怎么做。王安石推行变法也是一样，变法的目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也是对的，可他不懂应该先找贫穷的、中等的、富裕的地方先试行几年，找找问题，完善一下办法，而是一上来就力推，谁劝都不听。就算这样，当有人反映了变法出问题了，总该听了吧？不，人家认为是对的，就要一意孤行。这两个人反映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很大的弊病，一脑子理想状态，有时还很感性，不够理性，对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基本上没实践经验，自己认为对的，无论现实条件是否充许，他也要求去做，不知道做事要分轻重缓急，要有先有后，达不到他们设想的状态，他们就开始愤愤开骂，要不就七嘴八舌冷嘲热讽，如果让他们负责去做什么工作，十有八九要坏菜。他们有知识，但缺乏实践经验，或者自命清高根本不屑于实践，却偏偏喜欢对做事的人品头论足、指手划脚，而且一有条件，还会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去干预别人做事，出了问题再把责任推给别人，这样的文人墨客，历史上比比皆是。具体到东林党人，他们在环境宽松的条件下，基本上没干什么正经事，当然恐怕也是干不成，读了点书后，凭借自己的想像就开始七嘴八舌、指手划脚，当时明朝朝庭无论干什么，就没他们不骂的，天天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可除了打击了阉党还算有点正面作用外，对于李闯的叛乱，对于辽东的战事，天天就会用嘴说，什么理顺朝政、筹集粮草、选将练兵、宣教安民等等一样都不做，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另外，满清入关之后，东林党人真正省悟，奋起反击，或者无力上战场，但绝不和满清合作、绝不顺从异族者寥寥可数，最多最多也不到东林党人的十分之一，余下者都归顺了清朝，而且清朝让他们闭嘴，也乖乖不敢言语了。这种在宽松环境下就肆无忌惮，胡说八道又正事不干，见了强硬环境就听命顺服的行为，也够无耻无骨气的，所以，人们对于这种人看不起也有道理。当然，东林党人毕竟还有舍身取义抗争到底的，也有饱学鸿儒，对中华文化做出贡献的，肯定也会有人（特别是文人，特指学汉语言、历史、新闻等文科专业的人，他们大多也是看书多实践少）喜欢。我个人觉得，对于杀身成仁者，一定要尊重，而且要学人家的气节，这也和他是不是东林党人无关，而对于东林党这个群体，丝毫用不着高看和崇敬。

Predator曷

《窃明》一书的横空出世，刷新了近代历史的观点，不是灰熊猫研究历史有多优秀，而是坚定的运用“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这样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历史上的人和事。因此只看东林党做了什么就可以了。

明末之时，阶级上，士人文官利用官商地主的结合，疯狂掠夺社会财富，而且不交税，底层尤其是农民大多处在破产边缘;从地域上看北方连续多年大灾，尤其是陕西地区灾情更是严重，北方边境还得对抗蒙古和满清掠夺，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这就是当时的明末现实，农民快破产、国家收不到税、北方地区需要供养大量的军队抵抗侵略和救济灾民。

军队和农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皇帝的，于是明朝皇帝从万历到天启都开动脑筋想办法加税，向农民加那是不行的，快破产的农民再加税，那就妻离子散，只有造反一条路了。还好，万历和天启都信任自己的太监，皇帝一倒，太监是最倒霉的人，只有依靠着皇帝才能吃香喝辣，所以太监往往最能站在皇帝角度，是皇帝的家犬;太监又基本都是破产农民出身，能够体谅农民的困难，明朝历史上没有一个太监会提出向农民加税。在太监的帮助下，万历和天启都找到了一条优秀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收商税、海税、矿税，以这些税收发军饷，救济灾民，兴修水利，于是国家得以发展进步。但是，这就得罪了一大批有权有势士人集团，这些人用权势借封海之利走私独享海贸之利;用权势开矿;用权势垄断茶盐等大发横财，现在皇帝和太监插了一脚进来，损害了这些士人的利益。溺爱多败儿，明朝二百多年对士人文官的优待，让一部分权势士人文官成了巨婴，只吃不出，只肯享受利益，不愿为国为民让出一点点利益，成为明朝养不家的野狗。在一些别有用心的野狗主持下，一个对抗皇帝收商税为主的政治集团诞生了，这就是东林党和复社。

东林党是什么呢？他们嘴炮打了很多，好话说了很多，但根本的目的只有1个，自己和身边人少交税甚至于不交税，收税则收别人，其他什么好事都不干。为达此目标，则尽量的把持官场和朝堂。东林党以江南为主，毕竟江南士人官商多，但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同类人相勾结党。

东林党从万历起就开始为祸，但万历和天启都能看透东林党的野狗本质，对他们施予打击，保持了国家稳定，当然也被东林党们骂得很惨。崇祯上台了，一个未经人事弱智小伙，打击了东厂锦衣卫等皇权自己的力量，请回了东林党执政。在东林党的主持下，撤回了收茶税、海税的太监，这些税几乎没了，商税也减了。国家没钱怎么办，加农税，尤其是加北方士人少的地区(也是动乱地区)的农税，如陕西不是开了好多田吗？管他长不长得出庄稼，一样的收正税。什么？陕西饿死人没法交税，农民结寨抗税。好，出动边军去收税，刨床挖灶也要抢走灾民最后一粒粮食。这就是东林党，他们的做法归结起来就是士人官商地主等富人不用交税，农民卖儿卖女也要多上税，北方灾区农民饿死也要多交税，动乱地区农民边打仗边饿死还要多交税。这就是东林党野狗集团的实质。

大部分农民活不下去，造反，他们写诗嘲笑农民，说为什么不当饿死鬼，造反是螳臂当车等砍头。李自成推翻明朝，这群土人集团先投闯，发现李自成不优待他们，于是他们转身投靠了满清侵略集团，借侵略者的屠刀屠杀农民。所以，从东林党的作为，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定性东林党的历史属性，就是皇帝的家贼，农民的刽子手，华夏的汉奸，三者兼而有之。

高原神鹰119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么东林党就是明末自万历年间起，特殊政治文化生态下，催生的一种政治怪胎。

东林党的诞生，直接的原因，就是拜了万历中后期，亲政后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常年怠政所赐。尤其是经过明朝万历年间“争国本”等一系列朝堂纷争后，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一批政坛失意的活动家，打着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的名义，组成了这样一个在民间有强大话语权的政治团体。

其实自明朝中后期起，随着社会风气的自由开放，政坛拉帮结派并不罕见，但东林党却是其中一个别样的另类：首先他们起家时，并没有高层强大政治权力支撑，完全凭借民间的力量壮大起来。其次比起其他诸类政治团体明确的争权诉求，东林党从起家时，就树起了极高的格调，把匡扶天下作为嘹亮口号。其代表人物，比如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等旗帜角色，全是常年在民间有强大声望的偶像级士大夫。只看形象，着实无比高大上。

而且必须称道的是，东林党这个团体，包括后来作为东林党变体的复社，一个无与伦比的强大能力，就是压倒性的宣传鼓动能力，从万历末年开始，他们通过讲学开课收徒等各种手段，甚至不停煽动发起强大民间风潮，影响力奇迹般的壮大。

以这些发家史看，东林党应该是晚明凄风苦雨历史上，一个代表着光明正义的伟大组织？且慢下定义，因为家国命运，乃至国家战略抉择，绝非娱乐儿戏！

而在混迹民间时，看上去横扫无敌的东林党，最大的短板也正在这里：别看匡扶天下的口号无比响亮，也别看他们一直标榜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但对于晚明时代内外交困的国家政局，他们非但拿不出靠谱的实用办法，相反满嘴慷慨激昂中，仔细较真却满是务虚荒唐言。

怎么拆台？先瞧瞧早期东林党的领袖李三才就知道，这位万历年间的封疆大吏，后来被阉党列为“托塔天王”的东林党重量级人物，民间人气也是爆满。特别是他多次挺身而出，抵制万历皇帝向工商业加税的经济改革，因此也深受百姓欢迎，俨然青天大老爷一枚。

可瞧瞧他的工作模式，却是大跌眼镜：担任漕运总督时，每年到了征收漕运税费的时节，竟然就是随手给商人们一张税单，想交多少税随便填。

而要再看看他的生活水平，就知道他这“慨”绝不白“慷”，凭着明朝官员那点可怜的俸禄，此人竟然一直过着富贵堪比王侯的奢靡生活。照着明朝好些人笔记里的形容，他家的府邸宅院别墅，豪华程度完爆那些“骄奢淫逸”的藩王们，每天饭桌上的菜肴，都是云集大江南北美味，且天天宴会不断。如此奢靡生活，就来自他“正义”外表下，几十年如一日狠捞的灰色收入。

李三才的情况，就是东林党本质的缩影，所谓疾呼爱惜民力，其实就是给背后的官僚士绅家族们代言。一边拿着国家的财政当儿戏，以大明朝穷的掉渣为代价，换取自家光彩照人的好声誉。一边更是抱团抵制明朝的财政改革，闹得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的大明朝，却长期无法通过工商业增加税收。这种人类古代史上难以想象的咄咄怪事，正是东林党所赐。

实事求是说，晚明军费匮乏，以至狼烟四起的窘境，乃至崇祯皇帝穿着补丁摞补丁衣服上吊的悲惨结局，都与东林党这个倒行逆施的追求，关系莫大！经济繁荣的大明朝为何落得财政潦倒的下场？因为大明朝的血肉，尽数被东林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榨干！

而除了这个长期挖坑之举，具体到各种国务上，东林党人也是挖坑不断。他们和之前明朝诸多党争团体最大的区别是：无论早年的夏言，还是高拱张居正，不管如何争，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政治家。换成东林党，却是永远自家声望利益为先！最代表这一品质的，就是明朝与后金的战争。

本来万历晚期，万历皇帝通过启用名将熊廷弼，已经将后金努尔哈赤压制到十分困难的境地，可就在前线刚刚转机时，却是抓权红眼的东林党大肆发动舆论，整垮功勋卓著的熊廷弼，换上了东林背景的袁应泰，立刻战局反转一败再败，把辽阳沈阳丢给了努尔哈赤。而在熊廷弼再度复出后，又是东林背景的巡抚王化贞自作聪明大拆台，把战略要地广宁也丢掉。后金，即未来的大清朝能迅速崛起，就是东林党送的大礼！

而当崇祯皇帝悲情上吊，北方山河沦陷后，面对清军南下的隆隆铁蹄，满嘴正义的东林党们，更是暴露出最无耻的一面，好些人纷纷毫无压力卖身投敌，要么跑去李自成处效忠，要么鞍前马后给清军当马前卒，节操尽碎的表现，正如明末小说家冯梦龙的吐血怒骂：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

明朝，这个曾经强大一时的王朝的覆灭，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团体，彻底带到沟里面。当然更值得反思的是，也正是明末病态的政治环境，还有包括崇祯帝在内的明朝帝王们，错误的政治用人手腕，才给了这个团体坑国的土壤。如此教训，至今发人深思！

我们爱历史

近来一段时间随着大家对明朝末年的分析，东林党的坏处和魏忠贤对明朝的贡献开始一点一滴的浮出了水面，可以说明代的东林党有人痛骂他们误国，却也是有人很是称赞他们为国为民，为什么会这么两种明显风格不一样的评价，让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

首先在明朝末年的时候，随着崇祯成为大明的皇帝，魏忠贤被当成了立威的工具，可以说在这一瞬间崇祯因为灭杀魏忠贤得到了偌大的名声，但是朝中的东林党却也因此正式进入了无天敌的地步。

因为之前的东林党一直跟魏忠贤对抗，所以从整体实力上东林党跟魏忠贤的势力几乎不相上下，但是随着魏忠贤被捉进大牢，很多跟随魏忠贤的朝中大臣，为了寻救活路，开始转投到了东林党的怀抱中。

说实话这个时候的东林党因为以前一直被魏忠贤压制，所以急需在朝中站稳脚跟，于是不论之前是哪个派系的，全部都被收拢到了东林党的范围之中。

以前因为有魏忠贤，说这个太监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他多少还会为了国家作出一份努力，毕竟这些太监主要实力就是来自于皇帝，所以整个大明的好坏与这些太监的权力大小有着直接的关系。

也就是说魏忠贤以前的所招揽的那些朝中的大臣们，是好事能帮上忙，坏事也偷偷干的那种，这就好像达到了一种平衡，也正是这种平衡让整个大明不会直接灭亡。

而东林党这边跟魏忠贤几乎是一样的，也是好人与坏人共存，但是他们之间因为有竟争，所以每当魏忠贤跟东林党斗争的时候，就会把那些干坏事的人拿出来说事，然后趁机打压对方。

所以他们两帮人相互斗争的主要动力其实就是他们当中的坏人，也可以理解为只干坏事，不干好事，其实就是对国对民都不利的哪些人。

可是随着魏忠贤的失势，这些人总要找一些靠山吧，也可能当是家族里的某一个人是魏忠贤的人马，而现在家族里换一个成员然后就转变成了东林党的成员，这不是不可能，其实就是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然而等崇祯成为皇帝后，魏忠贤没有了，可是崇祯又没有培养出可以制约东林党的势力，比如说自己的太监势力。

于是这个平衡就出现了问题，这些坏人跟朝党中干实事的大臣成了一体，说实话就算是有问题也是相互包庇，不然你就是敌人派来搅和大家和平之人。

说实话水至清无鱼，整个大明之间牵扯着无数人的名和利，如果说这些读书人寒窗苦读数十年结果还不如一个百姓的地位高，哪他们为什么要费这个劲，所以这些读书人一定要让自己显得比别人高贵。

于是各种排场就出现了，但是自己的实际工资可能就这么一点，所以暗中的小动作就出现了，以前因为有魏忠贤的存在，虽说他也不是什么东西，但是对敌人挑毛病这种事魏忠贤还可以胜任的。

所以在魏忠贤还在的时候，双方为了打击对方，也是各种的给对方挑毛病，也就相当于有人在制衡他们，就算是干点坏事也会小心一点，最起码是在暗处，不会出现很明目张胆哪种事情。

但是随着魏忠贤失势，所谓的平衡没有了，而大家都是东林党，就相当于都是兄弟，如果自己的兄弟犯了错，为了表面上的和平，只能想办法解救自己的这些所谓的兄弟了。

所以这就成了大明朝所谓的官官相护，于是本来就已经快要支撑不住的大明终于倒在了他们的手中。

这也就是一直以来被大家所骂的原因，但是你真要说东林党一点用也没有，这也是现实。

其实在明朝的时候，民间的势力主要还是那些大地主、大商人集团，以前东林党还被别人压制的时候，这些大地主、大商人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从多方面投资。

不论是魏忠贤的太监势力，还是之前的浙党或是楚党等都是他们这些人所投资的对象，在东林党还没有发展成朝中最大的势力的时候，这些地主阶级也没有过多的投资到东林党的身上，所以这个时候的东林党还是以标榜气节为主，并且崇尚实学。

可以说这个时候的东林党对于朝中的一些改革等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说实话如果不是这些东林党的存在，很有可能大明都撑不到崇祯年间。

比如说最一开始的顾宪成等人都是一些高风亮节的名士，当时直接就提出了众人抱柴于烈火之上这种说法，意思很简单就是人多力量大，要相互扶持才可以走得更远，这样才会有更大的力量为大明贡献自己的每一份力量。

但是这些所谓的相互扶持到了崇祯的时候，就变成了所谓的官官相护，根本就不管自己这些所谓的朋友们是不是作了对朝廷对百姓有害的事情，反正对他们来说，只有自己人和外人这么一说，也正是这样的风气让很多大地主和大商人一下子就找到了主心骨。

可以说东林党会有人来压制他，东林党就会发挥出自己所有的光和热，给予大明最好的回报，但是如果没有人节制他们，这些所谓的东林党就会变成人体身上的癌细胞一样无限的生长，直到有一天把自己的主人也给毁灭掉为止。

所以说东林党有他的好处，但是也有他的坏处，唯一可以控制他们的就是当朝的皇帝，如果皇帝可以平衡这些东林党，他就会变成为国为民的好人，如果控制不住，真就对不起了，灭亡大明也就是分分钟的事。

虎头山小妖

党人、党争、党祸似乎已经成为了东林党人的基本标签。

而东林党人也似乎已经成为了明王朝的一颗颗毒瘤，时不时荼毒着大明王朝。可是他们不知道曾经的东林当然也是忧国忧民的社稷之臣，曾经的东林党人也是为民做主的朝廷命官。只不过，这一切的转变都逃离不了被朝政的无情倾轧。

东林党滋生于万历年间一直延续到了明朝灭亡，这些所谓的东林党人也并非皆是祸国之臣。

在万历年间的渐渐兴起的东林党人他们当初还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团体，所谓的“党派”，只不过是朝堂中的其他党派强加于东林书院的那些文人的，他们之间可不会强行给自己按上一个结党营私的的罪名。

东林人在明中期的势力是非常强势的，也正是时时刻刻保持着这种强势的劲头，才让更多的人形成党派，渐渐开始攻击和谩骂东林人。

东林人的反击也是最为致命的。

因为朝堂之中大臣之间所形成的“党派之争”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是最恐怖的。

党派之争能够生存的土壤往往都是皇帝宝座上的那位帝王较为懦弱，才会引发党派之争，一个强势的帝王，他所做的一定是平衡朝廷大臣的势力，万万不可能让这些朝堂大臣结党营私，形成一定规模的党派。

东林党人说白了就是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当朝堂中的众多大臣都悍然抨击你的时候，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你一定是会反抗的。

至于说为什么会有人说他们误国？

其实更为传统的说法谁这些所谓的党派之间的争斗影响了一个王朝这个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倘若把明朝灭亡的所有罪过全部推向这些“东林党人”，那么未免也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吧？

那些所谓的明朝帝王呢？

那些所谓的厂卫制度呢？

那些所谓的“浙党”、“楚党”呢？

这些帝王、阉宦、朝臣难道都没有责任？王朝覆灭的最后全部推向了“东林党人”？

可是任何一个人也知道，诱发一个王朝的覆灭的因素太多太多，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党派所能办到的事情了，从帝王到朝堂大臣，从朝堂大臣到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这其实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对于王朝的灭亡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如果说有人骂他们误国，只能说明他们太无知。

之所以有人对于钦佩他们，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一个王朝朝着正确的轨道在运行，有了他们，也许那些阉宦可能会因此被东林人所掣肘，起到了一个合理的制衡作用。

王朝灭亡纠于一人之过，一党之过，简直就是一种无耻的行为。

东林党人他们之间的理想目标是构造一种：

权力不至于高度集中的行政机构，也就是试图平分皇权，或者说是试图削弱内阁的权力，可是从朱元璋时代已经成型的王朝行政机构，已经不可能留给他们去大刀阔斧的改革，明朝历代的帝王不会给与他们这个机会，内阁成员不会给与他们这个机会。

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评价或许就是：

他们也是王朝之中为了生存，为了理想而卖身的蝼蚁罢了。

關鍵字: 误国 历史 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