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武汉加油，举国众志成城，抗击新型病肺炎疫情！我们一定赢！疫情如火情，怠慢不得。我国自商周时代起到近代，有文字记载的疫情频频发生， 其中大疫至少有500次。在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人们运用各方式与疫情抗争，从而阻断了疫情的蔓延，确保了百姓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古人是如何应对的呢！
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记载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周礼》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对瘟疫的论述是：“伤寒、时行、瘟疫，三名同一种耳⋯⋯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
最早记载疫情发生是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隋代大业八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宋朝庆历八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金朝开兴元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元代至顺二年，衡州连年大旱，接着发生疫疠之灾，“死者十九”。可见，疾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的确非同一般。
在古代，由于人们缺乏科学的认知，往往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于天对人的惩罚。先秦时期，就传说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周礼·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就是专门的驱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头戴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此即后世傩戏的由来。民间还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驱疫鬼民俗，比如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其实也与驱疫鬼有关。驱除疫鬼民俗的盛行，也是人们没有办法的办法。
出现疫情，古人是怎么办的呢？首先是疫情检查报告。秦汉时期已有一套疫情检查和患者隔离措施。如《云梦书简》中说到疫情申报制度，乡里有了疑似病例，典甲(即乡长)有责任调查、报告，然后上面派医生来检查，如果属实，即进行隔离治疗。
其次是隔离治疗。这种方法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唐朝时，佛教寺院设立的“病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南宋政府在各地建立“安济坊”，病人依病情轻重异室居住，“以防渐染”，医生要制作病情记录，作为年终考评的依据。
在治疗疾疫用药方面，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就是民间的各种验方、偏方尚有不少。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提出“夫治风用风，治热用热，治边用密丹”，他将这种方法称为“以类治之”，说白了就是以毒攻毒。这种治疗思想在中国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就有阐述，《黄帝内经》认为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的药治不好病。
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
在防疫工作中，古代政府对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和设施建设也很重视。在河北易县出土的战国时代燕国下都的陶质阴沟管道，即为我国早期的地下排水设备。在宋代温革著的《琐碎录》中提出：“沟渠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
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载：南宋都城临安等地人民习用马桶，并已有专门以倒马桶为职业的人，时人称之为“倾脚头”。还记载当时已普遍设立浴室；除此以外，为了保持环境卫生，唐代《千金要方》中就有“常习不唾地”之说，即要求人们不可随地吐痰。个人卫生方面要求就更多了，“病从口入”等等，最滋润的是官员，还有“沐假”。秦汉时，就有了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习惯。以至于官府每五天给官员一天假，也被称为“休沐”。
古人应对疫情，虽然有很多好的经验，但面对大疫情，由于缺乏科学技术，无论贵贱贫富一概拿下的凄惨历史，历历在目，不应忘记。我们祝福武汉加油！向战斗在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第一线的人们致敬！（文／蔡驷读历史 图／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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