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绣春刀 Ⅱ修罗战场》某桥段中，一阵刀光剑影，有人拼尽全力扔出手雷，杀伤一大片。电影固然夸大了明代手雷的威力，但火枪、手雷这样的热兵器在明代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因为在明朝后期，朝廷曾发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史学大家陈寅恪对赵俞之所言“火攻之法，用有奇效。我之所长，转为厉阶”表示高度的赞同，“此数语实为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
一、西学东渐
明朝后期，各种新思潮蓬勃兴起，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隆庆开关后，海外贸易日益扩大，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出现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一些社会特征。此时，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新现象，如士风开放、文人结社、追求新奇等等，“嚣”、“竞”、“燥”成为这一时期士人风气主要特点。朝野上下，对于西方的基督教义和科学知识表现出莫大的兴趣。
明朝政府中绝大多数人并不排斥引进西方先进火器技术，许多士大夫并非因循守旧，不懂革新，他们大都期望朝廷能够通过仿制西洋大炮，重见昔日的军事辉煌。其中有很多人还积极学习西洋科技、仿制和改进西洋火器。从九五之尊，到文武百官，他们在引进西洋火器上的态度都是积极的。
譬如崇祯皇帝曾明确指出“火器终为中国长技”，肯定了西方先进火器在军事上的积极作用。 朝臣李宗延也认为：“历朝火器梨然森列，中国长技，宁有加此。第天下无百年不朽之物，国家无百年不变之法。”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更是直接参与了引入西洋先进火器与战术的实际行动之中。
迫于最现实的军事压力，明朝各边镇守军更是积极请求朝廷拨付西洋火炮、炮车及炮手以备边防。正德十六年（1521），东莞白沙巡检何儒秘密派人到葡萄牙人船上，请在西洋多年，懂得造炮技术的中国人戴明、杨三等上岸，仿造佛郎机铳。第二年，明军在新会县西草湾与葡萄牙别都卢率领的军队交战，又缴获一批佛郎机铜炮。嘉靖九年（1530），兵部尚书汪鋐奏请从广东调匠人铸造佛郎机炮，以防守沿边重镇之用，均获得朝廷准许。
△ 佛朗机炮
二、师夷长技
万历四十七年( 1619 年) 萨尔浒之战是一个转折点，明军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大败于后金，从此失去在东北的优势，与后金的对峙由攻转守。明朝政府急需提高战斗力，正在此时，徐光启等人从澳门引进先进的西洋火器，奏称造炮建台等抵抗八旗军事进攻之策：“西洋神器 , 既见其益 , 宜尽其用 。臣窃见东事以来 , 可以克敌制胜者 , 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
负责管理练兵事务的徐光启通过教会的李之藻和杨廷筠，私派张焘，孙学诗二人赴澳门购置西洋火器。在广东按察司的协助下顺利抵澳，并捐资购得四门大炮，寄送徐光启，以便转献给皇帝，以为军援。不仅如此，他们二人“复以自费聘请炮手四人，盖欲以此表示效忠于君也。”
由于此行非官方行为，随炮而行的葡国炮手技师等人，不得不中途返澳，后张焘等人自费将火炮运抵江西上饶，首次购炮半途而废。
天启元年（1621），明军在辽东战场失利，关外重镇辽阳、沈阳相继被后金攻陷，朝野震惊。无奈之下，朝廷启用精通西洋火器的徐光启和李之藻负责铸造大炮。李之藻与兵部尚书崔景荣先后上疏，请将滞留江西的四门大炮运抵北京。为学习西洋大炮技术，朝廷任命张焘、孙学诗为钦差赴澳聘请葡籍炮师与购买火炮。后在两广总督胡应台的协助下，两位钦差携二十四尊西洋火炮，葡籍士兵百人一同启程回京。
朝廷对西洋的火炮技术十分重视，葡籍炮师抵京后，皇帝即命令兵部安排人员训练炮手。兵部尚书董汉儒特别提到保密事项：“教演之所，行巡视御史，委兵马司官时时巡绰，毋令外人闯入窥伺漏泄”，得到皇帝的肯定。当时朝中上下对此训练都抱有很大的希望，浙江道御史彭锟化上疏呼吁：“中国长技火炮为上，今澳夷远来，已有点放之人，宜敕当事者速如是制造，预先演练熟，安置关外，庶几有备无患。”
然而，明军在京营中演习之时，不幸发生了膛炸伤人事件。此事被皇帝认为是不吉之兆，“遂断其必有害而无利，立命返澳，毫无挽回余地”，令葡籍炮师全部遣返澳门。
但对西洋火器，明政府一方面派人学习制炮用炮技术，一方面将部分火炮留守京城 , 其余被兵部尚书董汉儒调往山海关，后又运至关外的宁远城。
在之后的宁远之战中，袁崇焕统帅的明军，借助西式炮台、西洋大炮，以及受过葡籍技师训练的炮手，以不满二万人兵力，重创后金五六万人的进攻。此战是后金发动战争以来遭到的首次重大挫折，努尔哈赤本人对此挫折郁忿成疾，不久便含恨死去。西洋大炮，即红夷大炮从此声名鹊起，激起了明朝政府购买和仿制的热情。 天启皇帝连发谕旨，要求如法炮制西洋炮，以资防御。
随后在天启七年（1627）五月的“宁锦大捷”中，袁崇焕又凭借西洋大炮大败皇太极。明军反攻滦州城，以红夷大炮连攻击三日，轰破城垛口而登城，杀后金军四百余人，奉命留守的二贝勒阿敏仓皇而逃。至此，西洋大炮已成为明军的重要战术依赖。
崇祯皇帝即位后，采纳徐光启制造火炮的建议，有意购募西洋大炮，两广大吏李逢节、王尊德等奉命转托澳门葡萄牙商人采购火炮。葡人随即捐献大炮十门，步枪数支，以公沙的西劳为领队，耶稣会士陆若汗为翻译，带领数名炮手，于崇祯二年（1629）北上。然而，当该炮队抵达涿州时，后金军队正在大举包围北京，火炮一时难以运进京城。情急之下，炮队“将铳分部城上，昼夜防御”，参与抵御后金军的进犯，并在战斗中发挥重要威慑作用。后金久攻不下，只得移师东进 , 撤回关外。
后金撤兵后，炮队将六门大炮运入北京，四门仍留守涿州城，翻译陆若汗又向朝廷进呈了两具大炮车架式样。崇祯帝对葡籍炮师和火器的到来十分满意，命令京营总督李守錡等“设大炮于都城冲要之所，精选将士习西洋放法”，并赐炮名：“神威大将军”。
不久，徐光启上《西洋神器既见其益宜尽其用疏》，请求朝廷多造火炮，以训练士兵。崇祯帝下旨，葡籍炮师留京教演等事。“仍择京营将官军士应用，不得迂缓。”徐光启得令后，组织葡籍炮手在宣武门外将军校场训练100名军士，“月余，悉皆谙晓。”训练收到不错的效果。
由于先前西洋火炮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引起了更多前线将领的注意，他们纷纷请调西洋火炮和葡籍炮师，使得朝廷难以一一应对。陆若汗、姜云龙等请求将公沙的西劳及炮师留下继续训练士兵，制造大炮，自己则带人再赴澳门购炮募兵，得到朝廷的允可。
陆若汗、姜云龙一行来到澳门后，数日之间，征集了一支约四百人的队伍并携带40门巨炮北上。但他们行至江西南昌时，由于朝廷内部的分歧与争论，礼科给事中卢兆龙连上四疏，力言不可让葡兵跃马扬刀 ，拥弓挟矢于京城 ; 况目前广东人已会造西洋火炮 , 用不着再请西人。甚至诬告姜云龙与葡人勾结“侵吞款项”，以及谎称葡人要挟朝廷，欲在澳门复筑城台，要求朝廷开海禁，并裁撤香山参将等事宜。
在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崇祯帝只得下令葡人由江西返回澳门，仅有陆若汉等人允许护送军械继续北上，并将主管姜云龙革职回籍。
明廷共 4 次去澳门购炮募兵 , 进程极不顺利。不过 , 明政府从1622年开始组织人员，对红夷大炮进行批量化仿制。受徐光启的影响，当时政府官员中，如兵部尚书崔景荣、两广总督王尊德、福建巡抚熊文灿、大同总督卢象升等，都曾积极主张仿制红夷大炮。至崇祯三年 (1630 年) 八月间，仿制的大中小型红夷大炮有 400 余门，至 1644 年明朝灭亡时，已造出各类红夷大炮 1000 余门。 除了仿制实物火炮，明朝的军事专家还写了相关的专著，如王尊德《大铳事宜》，张焘、孙学诗《西洋火攻图说》，广东总兵何汝宝《西洋火攻神器说》等。
此外，辽海监军王征还制造有“西洋神器测量定表”和“活台架炮”等仪器。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晚明西洋火炮技术的传播与示范作用。
崇祯三年 (1630) 时，徐光启曾奉命组建一支用西洋火器装备为主的火器营 , 以提高明军的战斗力。徐光启对他的学生，同为天主教徒的登莱巡抚孙元化寄予厚望 , 不遗余力地支持其学习西洋火器技术。火器营里，除了徐光启和自己的爱徒，还云集了精通炮术的监军王征 ,、登莱副总兵张焘、在京教演火器的葡人公沙的西劳、葡人陆若汉等。火器营的家当日益丰厚，孙元化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率领的炮队不仅装备了直接从澳门引进的西洋大炮 , 而且当时还雇有公沙的西劳等几十名葡萄牙炮手和制炮技师 , 直接传授西式大炮的操纵点放之法，堪称“大明葡械师”。
△ 宁远大捷中的火炮
三、此消彼长
后金在宁远之战、滦州之战中的失败，令皇太极对此种新式火器的威力有了深刻认识，迫切感到先进火器技术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因此，皇太极下令重用被俘的汉人工匠，借此仿制西洋火器。
天聪五年 (1631) 正月 , 后金仿制成第一门红夷大炮 , 皇太极赐名“天佑助威大将军”。随后 , 后金组建了一个新的兵种“乌真超哈”，即炮兵部队。皇太极又新建汉军旗 , 由佟养性统领。不久，这支部队便在大凌河之战中初露锋芒。
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年秋，后金又以仿制西洋大炮作为火力支援，大举围攻大凌河，将祖大寿部团团围住、动弹不得。登莱巡抚孙元化派游击孔有德部率军增援，然而增援部队到吴桥时，由于给养不足，孔有德率部突然哗变。他们的背叛，不但给明军在登莱方向造成莫大的损失，而且使关外明军处境更加恶化，祖大寿部明军败走锦州。此次战役，后金军缴获明军大小火炮3500余门，大大增强了后金军的武器装备。
更为糟糕的是，孔有德率叛军于崇祯五年( 1632 年) 正月反戈一击，攻陷登州城，俘获孙元化、张焘、王徵等，先进的西方火器尽为叛军所得。在登州的葡军统领及教官也有12人阵亡，15 人重伤，损失殆尽。被叛军放回的孙元化、张焘遭弃市，王徵则被发配戍边，支持学习西洋火器技术的兵部尚书熊明遇、内阁首辅周延儒也因此遭到弹劾而去职。明廷引进西炮西兵西学的成果完全丧失。
翌年 , 明朝将领尚可喜也携带包括4门红夷大炮在内的大量火器投降后金。由于孔、耿及尚叛军的到来 , 许多直接购自澳门葡萄牙的优质火炮 ,自澳门聘请的葡籍技师，相关的铸炮和操炮技术悉数落入满人手里 。使得后金迅速跨越了引进红夷火器技术的初始阶段 , 短短数年之间 , 八旗军的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
△ 利玛窦与徐光启
四、晚明死局
单从军事角度而言，晚明的“洋务运动”无疑是成功的， 至少为明军的肌体里注入了一分胜利和自信的底气，延续了明政府的存在。但这场改革处在一种政局飘摇、国防危急、财政不足、人心思乱的情形中，从一开始，也就注定了它最后的悲剧结局。
谈到晚明的历史，总让人感觉到一种吞没、虚空、无解之忧，犹如黑洞。明之灭亡，消失于自己内部的一种混沌、无形、吞噬一切的力量，一种物质塌陷。当黑暗积累的太久，也许就会生成自我毁灭的力量。
崇祯帝绝非真正的杰出人物，他的见地、觉悟与道德都不足以力挽狂澜，他本人性格方面的诸多瑕疵，置他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并抵消他的所有努力。他几乎每一个好的方面，都同时伴随着致命的缺陷。
除了皇帝的局限性，此时的官僚集团也在党争的后遗症中缠斗着，拉帮结派成为朝中的主旋律。官员们为了争权夺利，而逐日攻讦，为此舌敝唇焦，心思全然不放在国家大政的得失上，这使得整个国家徒陷内耗。
譬如第四次赴澳购炮募兵时，卢兆龙为何要诬告葡人及姜云龙？耶稣会曾德昭对此事看得明白：“在广州中国人之与葡人贸易及作经济人的中国商人，他们曾从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毫无疑问，如葡萄牙人得到进入中国特许的便利，由葡萄牙人直接经营时，他们的利益将会丧失。于是他们在葡人成行前，就呈文极力阻止。并揭露广东地方利益集团，通过贿赂朝臣以达到这一目的。”
国运多舛之际，人心彻底涣散，整个朝野上下完全返回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状态，这真是“好一似食尽飞鸟各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
2、徐光启撰、今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 ，中华书局
3、孙文良、 李治亭：《 明清战争史略》，江苏教育出版社
4、万明：《 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黄一农 ：《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 ———以火炮测准技术之演变为例》，清华学报
6、张小青：《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 《清史研究集》第 4 辑 , 四川人民出版社
7、徐宗泽：《明清间耶酥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
8、李巨澜：《澳门与明末引进西洋火器技术之关系述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199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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