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個地方，她雖然面積不大，卻是春秋戰國、楚漢相爭、中原戰亂時期，大批北方世家大族南遷的避難地；她雖然人口不多，卻以優美的生態環境繼承徽州文化、接收山越文化、吸納贛鄱文化；她從生產、生活、信仰到人生禮儀、歷史傳說、民間歌謠等，均深受朱子文化的影響，有著濃郁的地方鄉俗遺風……沒錯，擁有這些鮮明特徵的，正是“夢裡老家、最美鄉村”婺源。
婺源，這顆鑲嵌於江西省東北部的綠色明珠，論地形地貌、自然氣候、山川河流等，並沒有十分顯耀之處。然而，北方的變亂卻給這裡帶來了大變革，讓這裡一度自守自安的農耕文明增添了儒家文化、書院文化、建築文化等。久而久之，這裡的先民也被先進文化所浸潤、所同化，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和諧景象。婺源由此在歷史長河中脫穎而出，在優美的生態環境，厚重文化積澱的孕育下，一位世界級的偉大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朱子從這裡走出。
走得出朱子，自然也走得出詹天佑、金庸、汪應蛟等一批聲振寰宇的各界精英，讓婺源贏得了“書鄉”之美譽。
視覺江西 艾世民/攝
一個“婺”字，即是“文武雙全之美女”。有了朱子，更充實了“詩禮人家”。婺源，總在不經意間帶給人們以遐想、以憧憬、以眺望。有了朱子，讓婺源在古徽州“一府六縣”中顯得略勝一籌，也讓江西省的文化自信有了更豐富的內涵，為“江西風景獨好”掙足了世人敬仰的目光。
朱熹像
“歷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朱子，作為儒家道統的忠實繼承者，他終身以整理、宣揚、維護、創新儒家思想，推行理學道統為己任。朱子理學所包含的注重民族氣節、重視品德修養，講求以理統情和自我節制以正心、發奮立志以圖強等論說，無不深深地影響著婺源的風尚、禮儀、習慣等民俗的發展和變化。
中國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其重要的思想是以家庭倫理為基礎的社會結構的重建，講究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作為傳統儒學的集大成者，朱子更以一種宏偉的理論氣概，讓原本處於散落狀態的儒學，具有了嚴密的哲學邏輯體系，成為南宋以後中國古代社會統治思想的代表，在中國文化史上贏得了與孔子比肩的地位。正所謂，“東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國兩闕里，曲阜與婺源”。
朱子生前雖然在家鄉講學傳道的時間不太長，但婺源人對這位鄉賢充滿了深厚的感情，朱子遺蹟在婺源保存完好，成為“活教材”。千百年來，婺源“讀朱子之書、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蔚然成風，朱子文化融入婺源人的血脈，生生不息。婺源，“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莊園”，境內千百個村落星羅棋佈而聚族而居，由於受不同文化的影響，雖然“三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但朱子理學思想是婺源人共同的“精神密碼”。“孝順父母”“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等朱子理學道統，是婺源祠規祖訓共同的“名言警句”。這種差異化裡的趨同、多樣性裡的統一，實屬罕見，值得考究。在朱子文化的浸潤下，婺源不管是文人紳士，還是山民工匠，待人接物、言行舉止都講究禮儀、謹守規矩，成了中國“禮儀之邦”一道靚麗的人文景觀。你看，即便是批評別人做事無厘頭、不講理，婺源人脫口而出的是“沒名堂”“沒者也”……這些話語，無不滲透著儒雅之氣而又意味雋永。婺源方言之美，如此可見一斑；婺源文化之美，由此可以想象。
視覺江西 艾世民/攝
有人說，一種文化所佔據的地理體量，往往決定著這種文化的能量。放眼世界，一些國家和地區逐漸衰微的一個原因在於它的體量狹小。然而，婺源卻以她不大的地理體量，釋放著巨大的文化能量。究其原因，正是朱子文化起到著“壓艙石”的作用，它讓“書鄉之舟”乘風破浪、行穩致遠。
視覺江西 王國紅/攝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禮樂文明是中華文明的一個主要特質，禮樂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素有“禮樂之邦”“禮儀之邦”的稱謂。在朱子看來，“禮是有序，樂是和樂”“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序之謂樂”。為使人們的言行舉止各從規矩，朱子遂在傳統禮制的基礎上，著《朱子家禮》一書，對通禮、冠禮、婚禮、喪禮和祭禮五個部分，作了具體的規範。該書博採眾家、融匯古今，由於歷代統治者和地方儒士的竭力推行，婺源“冠婚喪祭，一遵文公《家禮》”一直延續至今。
朱子是一位講理的大儒，他講兩個理，一個是“道理”的“理”，一個是“禮貌”的“禮”。同時，他把“禮”看作是對“理”的踐履，“如果理是知；那麼，禮就是行”。他強調禮對人的約束作用，認為人只有“動必有禮”，才能“不背於道”。如此看來，《朱子家禮》是將“天理”與“人禮”有效對接，是將形而上的理學思想世俗化的一種社會探索。其中，朱子的環境倫理思想，認為人不僅應當尊重自然、愛護萬物，並且認為人與自然萬物應為一體，相互協調、相互發展，這對婺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婺源村落的選擇、住房的建造、堂室的佈局以及圍繞著“家園”所形成的種種風俗習慣等，都與朱子理學有著密切的聯繫，成為婺源文化旅遊的制勝法寶。朱子的這種環境倫理思想，對於當今的生態文明建設，亦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和借鑑作用。
在婺源，朱子禮學就像一種文化基因世代相傳，在言傳身教、循循善誘中陶冶著婺源人的志趣情操。這些禮教，一舉一動中，無不滲透著對生態的敬畏、對蒼生的敬重和對文化的敬仰。你看，就連農村養牛戶遇到母牛生小牛，也會用米粉做成小牛粿，到村裡村外的分叉路口去供獻山神菩薩，祈求保佑小牛平安長大。同時，將小牛粿分送左鄰右舍，以慶小牛出生。這種對生命的敬重之禮，聞之，令人感動。
由於受《朱子家禮》的影響，婺源人十分注重家庭教育，扣好孩子們人生成長的“第一粒釦子”。就連剛出生的嬰兒，家長們都在新生兒洗三朝後穿新衣前，用紅頭繩在嬰兒的手臂上縛一圈，直至滿百天後才解開。這種“縛手”習俗，為的是防止孩子們長大後喜歡打架鬥毆或發生偷盜行為。在婺源，“蒙童開筆禮”也貫穿古今，難能可貴。正是這樣的“未雨綢繆”，造就了婺源人的溫文爾雅、彬彬有禮。
你看，在中國歷史文化名村、明清官邸群落沱川鄉理坑村，明朝工部尚書餘懋學、吏部尚書餘懋衡、禮科給事中餘懋孳等京城高官，他們返鄉建造的尚書第、天官上卿、大夫第等官宅，無不儒雅厚重又與村落風貌協調統一，清新雋逸、淡雅明快。作為京城高官，餘懋學他們並不高傲自大、我行我素，而是與村民低調共處、談笑風生。在他們的示範引領下，理坑村“青山濃翠、綠水淵環，園池整潔、簷宇森齊”，維護了村落秩序、創造了藝術瑰寶。理坑，原名理源，寓意理學淵源。在朱子禮學的浸潤下，使得理坑村列入了《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不同凡響、彌足珍貴。
理坑村，正是朱子禮教的生動實踐和感人寫照。
我想，餘懋學等歷史名臣都屬於文人當政。他們堅持以德潤身、以文化人、以理服人，深受皇帝欣賞和百姓歡迎。事實證明，受益於朱子禮學薰陶的婺源官員，大多是內聖外王之良才：既有“報國惟無私”的南宋名臣汪澈，也有“浩然正氣垂千古”的南宋名臣李芾，更有“一門九進士”的明代官吏潘珏、潘珍、潘旦、潘選、潘鑑、潘錡、潘潢、潘鎰、潘釴，等等。當然，“師夷制夷揚國威”的明代名臣汪鋐，官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也是婺源“文武雙全之鄉賢”的典型代表。放眼古今，亦是我國罕見之英才。
朱子的禮學研究，始終不忘化民成俗的現實關切，他的《朱子家禮》就是一部把禮學理論付諸社會實踐的千古佳作。可以說，化民成俗是朱子一生的政治追求和終身踐履的政治擔當。他作《大學章句集註》，坦言其目的是，為“國家化民成俗”，為“學者修己達人”。婺源人講究坐不爭上、食不爭多、行不爭先的“三不”禮節，誠信禮讓、民風謙和。當地大小村落裡的宗祠，無不寫著朱子“禮、義、廉、節”四字箴言，“誠信為要、禮讓為先”是婺源人共同的“行為準則”。
作為宋代家庭文明發展的標誌性成果，《朱子家禮》一書將朱子理學思想應用於庶民、影響於草根、浸潤於家庭，穩固了“守名分”與“實愛敬”的家禮之本，規範了百姓行為，淨化了百姓心靈，維護了社會秩序，孕育了婺源“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淳樸民風，成為社會德育的生動教材。
從2018年開始，婺源創新實施朱子文化進機關、進農村、進學校、進社區、進景區、進企業的“六進”工程，讓朱子理學“遍地開花”，使得朱子“小講堂”成為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的“大看點”。各中小學校舉行“釋菜禮”儀式，尊師重教蔚然成風；推廣普及“微家訓”工程，涵養社會文明風氣；把朱子經典詩詞譜寫成適合傳唱的歌曲，創作以朱子文化為背景、以朱子事蹟為題材的文學、演藝、電影作品等，在不知不覺中浸教化著普通百姓。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在發展旅遊過程中，婺源還按照“最美的風景是人”的理念，創新成立旅遊志願服務員、旅遊服務質量監督員、旅遊專業講解員、旅遊義務宣傳員、旅遊糾紛調解員等“五員”隊伍，人人爭當旅遊“宣傳員”“志願者”“實幹家”，人人“視、聽、言、動”皆有禮節，城鄉呈現了“人人是旅遊形象、處處是旅遊環境”的喜人局面。
我常常想，在大力推進全域旅遊的過程中，一方面，我們要強調依法治旅，出臺《江西省旅遊者權益保護條例》，設立旅遊法庭、警務室等；另一方面，我們要學習婺源樣板，依禮治旅，以德化人，以理服人，無論是旅遊者還是旅遊景區的經營者和人民群眾，都要不斷提高自己的素質，提升服務質量，完善旅遊環境，我們就一定能化解各種矛盾，實現旅遊業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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