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本不曾告訴你的歷史:“漢奸”一詞的由來


  

三元里的“漢奸”們

  

課本不曾告訴你的歷史:“漢奸”一詞的由來


  150多年前,在廣州城北三元里爆發了一場民眾抗英事件。這一事件當時多有流傳,後來被載入歷史教科書。在歷史上,當地有人“抗英”,也有人“援英”。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軍進襲廣州時,曾將一些廣東人組織成苦力運輸隊,冒著彈雨為英軍背送彈藥。

  

  1841年5月底,廣州城北的三元里爆發了民眾抗英事件,後來這個事件因被寫入歷史教材而廣為人知。

  

  但少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眾抗英的同時,也有不少民眾成為英國軍隊的後援。據記載,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這個數字要遠遠超過喪生三元里的英軍數量——《南海縣誌》稱斃敵十人,英軍司令臥烏古的報告是5人。

  

  不僅僅在三元里,在兩次鴉片戰爭中,都有眾多的中國民眾為英軍以及後來的英法聯軍服務,他們為這些“夷人”提供後勤,刺探情報、引路,甚至直接參與作戰。

  

課本不曾告訴你的歷史:“漢奸”一詞的由來


  這些援英者被斥之為“漢奸”。這種情況在當時是如此普遍,以至於有清廷官員慨嘆,“漢奸”是清軍戰敗的重要原因。1841年2月,琦善在連吃敗仗的窘境中,上書道光皇帝,指出廣東已不堪作戰,原因就在於廣東民眾除已為漢奸者外,其餘民眾鹹被英軍誘惑以助敵勢;浙江巡撫劉韻珂在奏報中說:“論者本謂該逆(清廷對英軍的稱呼)不長陸戰,而兩年之中,該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陸路,且能爬越山嶺,又有漢奸為之導引,各處路徑,較我兵更為熟悉。”

  

  這些寫給皇帝的奏摺難免有推卸戰敗責任,誇大事實的部分,但不可否認的是,“援英”現象的確普遍存在,成為令官員們頭疼的大問題。因此,清軍不得不面臨兩線作戰的局面,一面是要對付裝備先進的英軍,另一面則是要對付數量龐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當時的很多人看來,剿滅“漢奸”是比抗擊英軍更緊要的事。比如“靖逆將軍”奕山在對道光皇帝上奏戰果時,每次都把“殺死漢奸”放在斬殺英軍官兵的前面。

  

  所謂“漢奸”,大多數原本是和英國貿易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中國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戰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國人排斥。而紀律散漫的官兵為了謊報戰績,濫殺貧民,汙名為“漢奸”,反過來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數量。

  

  “第五縱隊”

  

  儘管“漢奸”一詞是從“第一次鴉片戰爭”起在中國開始被廣泛使用,但這一概念的首次出現則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於“夷夏之防”被過度關注,嘉慶皇帝就曾稱那些為暹羅(泰國的古城)充當貢使的中國商人為“漢奸”。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由於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鴉片的中國販子的存在,“漢奸”一詞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廣東禁菸的欽差大臣林則徐禁止了與英國的通商,那些違反禁令繼續與英國人做生意的商人統統成為“漢奸”。1840年春天,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摺裡,林則徐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態度,即最壞的敵人不是英國人,而是那數不清的與英國人往來的商人、水手和為英國人勞動的“苦力”。

  

  隨著局勢的越發緊張,這種“漢奸”行為也就越發讓林則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鴉片戰爭打響,中國“漢奸”正式成為了英軍得力的“第五縱隊”。當中國嚮導帶著英軍通過素稱難行的珠江水道時,林則徐的憤怒達到了極點,認為正是“漢奸”破壞了他辛苦營設的水上防線。

  

  在虎門的沙角、大角炮臺,英軍在正面進攻的同時,“又撥夷兵漢奸數百名,由大角山後緣山而上,從牆缺處打進攻臺……其攻沙角炮臺也,逆先撥黑夷千餘名,漢奸百餘名,由穿鼻灣登岸,逆兵船則攻炮臺前面,黑夷從山後攻炮臺後面,我兵兩面受敵。”(《鴉片戰爭文獻彙編(三)》。林則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戰役中的“漢奸”之害,他們“或冒官兵號衣,或穿夷服,用梯牽引而上。”既為英軍帶路,又幫助英軍作戰。

  

  1841年5月份,英軍兵臨廣州城下,趁夜在“漢奸”的指引下奪取炮臺,攻下城門。5月27日,廣州守將奕山被迫求和,與英軍締結了《廣州和約》。滿清親貴們把清軍戰敗的責任不斷地歸咎於“漢奸”。在他們的眼裡,“漢奸”無所不在。奕經形容兩廣一帶“到處漢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為奸匪”;為了消除這種恐懼,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於防寇”的觀點。

  

  不僅僅是在廣東,在其他地方,凡是英軍所到之處,都有“漢奸”接應。在寧波,被清軍拿獲的名為虞得倡的寧波漢奸供稱:“夷人用漢奸各處打聽信息,日日有報,或數十起,或一二十起。”在定海,英軍在“漢奸”引導下,從清軍設防薄弱的後山登岸。1842年7月英軍攻鎮江,“遣漢奸駛駕杉板船,預伏岸側,乘火輪船開炮頭,捨命登岸。”

  

  在一開始,道光皇帝還希望與英軍展開一場“漢奸爭奪戰”。他在給奕經的上諭中說:“奸民之甘為夷用者,一則貪彼重利,一則畏我科條,今若予以自新,懸以重賞,必有自拔來歸為我間諜者。”但隨著戰爭的節節失利,道光的防範心理逐步佔了上風,甚至開始擔憂“漢奸”會混進清軍內部。他諭令南方的各地大員,在地方上招募義勇時一定要防備“漢奸”。

  

  隨著戰況的惡化,“漢奸”兩字幾乎讓道光進入了焦慮狀態,他懷疑就連京畿地區也遍地是漢奸了。在給督防天津海口的穆彰阿的諭旨中,他讓守軍一定要拿出嚴密的防範“漢奸”的方式,否則的話,英軍“倘遣人改裝易服,於遼闊無人之境,陸續上岸,暗伏各處,迨聚多人,然後繞至炮臺後面,突出逞兇……倘該夷因海口嚴防,分遣漢奸匪黨,扮作商民難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藝人等形狀,潛蹤分起,溷跡入城,作為內應……”京城將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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