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曹操，各自表述■■■■“一个曹操，各自表述”的现象。
京剧《群英会》里的曹操脸谱
接着我们可以来谈一谈普通群众熟悉的曹操形象。应该认识到戏台上的白脸曹操，并不是与历史认识毫无关系的单纯艺术形象。否则，在20世纪50年代，也就不会发生由郭沫若、翦伯赞等一线史学家亲自领队、一哄而上为曹操翻案的现象。以《三国演义》和大量戏曲剧目为代表的三国故事，其实是某种精英史观的延伸，并以故事的形式深刻地影响着普通人群的历史认识。
为戏曲舞台上白脸曹操开路的，是萌芽于东晋，成熟于北宋中期的黜魏尊蜀的“正统”史观。历来对曹魏政权的性质有两种看法：其一，认为曹魏政权来自汉的禅让，有合法来源，故在分裂鼎立之际代表正统。在史学著作中体现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作品是陈寿的《三国志》，而且这一观点在西晋时并没有遇到太有力的挑战。第二种观点，认为汉的禅让源于曹氏篡逆性的挟持，曹魏政权因此具有先天的不道德性，故应将正统归之于意在绍续汉统的刘备政权。这一观点的始作俑者是东晋的习凿齿。后世学者认为，习凿齿欲为偏安南方的东晋王朝寻找合法性理由，故提出尊蜀的观点。这样的联想，恐怕要谨慎。因为习凿齿贬魏还有另外一层重要的内容，就是由晋直接继承汉朝，在这个谱系里蜀汉的作用只是铺垫性的。当然，为了达到贬魏的目的，塑造对抗时期蜀汉君臣的正面形象，的确是习凿齿下功夫的重点。到宋代，道德哲学日趋成熟，将蜀汉定位为更加合乎道德秩序的政权，因而这个政权应当拥有正统性的观点，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南宋以后尤甚。
在这一正统观念的关照下，曹、刘两家便有了善恶邪正的对立，善与正被判给了具有正统性的刘姓，那么留给曹姓的就只剩邪恶了。《三国演义》中的故事纵然有虚构、夸张，但寻其底色，无疑正是上述正统史观在文艺领域的延续。在这一背景下，若单纯地指出《三国演义》中的故事不符合史实，意义可能不大。正如前文所述，各家史书所载三国史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原貌尚是疑问，持道德正统论的史家们，更重视的是判定曹刘两家邪正的“史意”。那么小说戏曲故事，虽然不符史实，但它最终通过艺术升华所宣扬的价值观，无疑是符合这种“史意”的。这是数百年间《三国演义》以及据其改编的戏曲故事，不仅没有遭到文人士大夫的围剿，反而成为普通群众认知三国历史重要路径的原因。
郭沫若 翦伯赞
但到20世纪50年代，情况似乎变了。很多主流历史学家对道德正统论关照下的三国历史认知不再满意，由道德正统论催生的艺术形象自然也难免受到冲击。1959年初，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这篇文章的本意是讨论《胡笳十八拍》是否为蔡文姬所作，以及它的文学价值。只是在文末最后一段，借由蔡文姬的生平经历谈到了曹操，把赎回蔡文姬作为一个缩影，称赞曹操为那段历史作出了贡献。一个月不到，翦伯赞紧接着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正式提出要为曹操正名，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曹操问题的大讨论。集中式的讨论持续了半年左右，到这一年七月，见诸报端的曹操论已有一百三十余篇。成名学者如吴晗、郑天挺、尚钺、谭其骧、杨宽、周一良、缪钺等纷纷上阵，其中也不乏当时虽属晚辈，后来能执学界牛耳的学者，如田余庆先生等。在大讨论掀起之后，郭沫若特地另写了一篇《替曹操翻案》，鲜明而坚定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同年，三联出版社从这一百三十多篇文章中挑出了三十六篇，结集成《曹操论集》出版。
其实在郭沫若、翦伯赞发起大讨论之前，王仲荦早在1956年就撰写过一部六七万字的小册子《曹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曹操的生平事迹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梳理，对于曹操的历史贡献也给予高度肯定。曹操无疑成为50年代史学界最大的热门话题。讨论的结果，虽然在细节问题上学者们还有分歧，但整体上正面评价曹操的基调已经确定。
这次学界替曹操翻案运动，实质上是现代思想革命中反传统道德哲学的具体案例。但我以为那一场运动找错了辩论对象。因民间认同的白脸曹操形象，多由听读《三国演义》或观看戏曲而来，所以学者们在为曹操正名的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不符合历史。其中有一篇王昆仑撰写的文章，题为《历史上的曹操和舞台上的曹操》，意欲将曹操的历史形象与艺术形象作两分处理。正如前文中已指出的，历史资料中的曹操受不同历史学家的主观立场干预，未必尽符事实；而文艺作品中的曹操，正是正统观立场干预下曹操形象的延伸，未必全无历史依据。
所以，要决然分清哪个曹操属于历史，哪个曹操属于舞台，其实很困难，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舞台上的曹操，也是一种历史上的曹操。故而笔者以为，在这里需要辨明的，并不是历史上的曹操与舞台上的曹操的区别，而是传统史学评定曹操之取径与现代史学评定曹操之取径的不同。现代史学所要申明的是，我们的研究不应该在传统史学正统观笼罩下，继续对人物作道德评判。可惜，当时的大讨论并未涉及这个话题。
如果单论对历史人物的认识的话，学者和民众似乎生活在两个平行空间里。曹操这个人应该怎么看待，50年代的学术界已经有了共识。但这个共识，恐怕直到今天都难以为大多数群众接受。群众愿意接受的，还是善恶分明、忠奸昭然的历史图像，当然他们不会意识到，这其实是传统史学的一种叙述模式，也不会认识到现代史学扬弃这种模式有何意义。他们对于这种历史图像的向往，大概主要是因为，在奸臣对面的英雄身上，隐藏了他们的诸多理想。所以，用现代史学理念向群众重新解释历史，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迥然不同的人物评价，会被认为冒犯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或抬高了历史罪人。
于是现代史学视野中的曹操，和民众心目中的曹操，继续着“一个曹操，各自表述”的状态。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历史普及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工作，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摘自《稽古至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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