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代的外交策略,人们一般会想到明成祖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英武豪壮,或者于谦“一片丹心图报国”的慷慨悲歌,甚至在明末衰微,国势日下的情况下,崇祯也选择“宁死不屈”,自挂于歪脖树上。似乎明帝国对外策略一贯以强硬为风,铁血为骨。这种看法诞生于传统国学中“寸土必争”的外交观点,却不能真正适用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事实上,明朝的外交策略,远不止“铁血”二字。在明代,因为明帝国未能有效控制今天的蒙古高原、新疆、西藏的区,历代明皇都不得不处理与北方草原上的“前朝余孽”——“北虏”,以及西面的少数民族——“西番”之间的关系,务实的明帝国制定了联“西番”,御“北虏”的外交策略。
一 “北虏”——贫穷的“前朝余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帝国之所以制定“御北虏 ”的外交方针,不仅和宋朝到明朝初年的政治军事形式有关,还与“北虏”特殊的经济条件有关。
1.国仇家恨——北遁的“元廷”
明帝国之所以对北方游牧民族充满敌意,起源于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元对中原汉人王朝的入侵,虽然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都不同程度的实现了汉化,元帝国甚至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同时控制了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大一统多民族帝国。但是,“自古贵中华而轻夷狄”的“夷夏之防”学说仍然深深印刻在中原汉人的心中,当少数民族得势时,这种
民族矛盾便更为激化,最终成为了明帝国“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宣传武器。回到明帝国时期的“北虏”,其实际起源于明帝国的“前朝”——“元”。公元1368年,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同年徐达、常遇春合力攻破大都(今北京),后者更是追亡逐北,一举拿下元上都“开平府”,这标志着元帝国在中原统治的结束。但是,在蒙古高原、西域、西藏、云南等地区,元帝国仍然保持着极大的影响力,廓郭帖木儿、纳哈出等元朝将领仍然拥有着“引弓之士不下百万”的强大军力,史称“北元”。
虽然洪武永乐时期,明帝国通过经济封锁和数次北伐,大大削弱分化了
“蒙古诸部”,但生于草原惯于游牧的蒙古人依然保存了火种,并在明帝国军事实力衰弱时屡屡扣边,酿成了诸如“土木堡之变”的大规模入侵,成为明帝国不得不面对的巨大威胁。2.生产力的倒退和“掠夺”的必要性
虽然国仇家恨是明帝国与“蒙古诸部”敌对的部分原因,但是真正刺激“北虏”铤而走险,劫掠边邑的却是“经济因素”。
在辽宋金夏时期,蒙古人作为蒙古高原的主人,就面对着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资紧缺的生活条件 ,这些来源于大自然的挑战磨砺了蒙古人顽强生存的意志和迁徙游牧的行军能力,并且,蒙古人充分使用了蒙古高原上丰富的矿藏资源,通过“熔山而炉”打造铁器,最终组建出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弓骑军队,最终帮助蒙古人成为了“天下草原的主人”。
但是,随着忽必烈入主中原,先后迁都于开平府和元大都后,汉化迅速兴起,“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被迅速淡化,越来越多的蒙古人进入富饶的中原,甚至流连忘返 。此时,蒙古高原不仅人丁减少,生产力也出现了倒退,由于中原地区优质的铁器、食物、日用品的大量流入,人口却大量流出,蒙古高原逐渐丧失了自主生产铁器的能力,仅仅作为“元帝国”的牧马场而存在。在元帝国失去中原地区的控制后,大量蒙古人撤回草原,但面对生产凋敝的蒙古高原,失去经济基础的蒙古人越发需要南下劫掠来维持生活用品的充实。
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式,明帝国与“北虏”几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造成了双方长达百年的对峙和战争,双方在长达上百万公里的边境来回拉锯,反复争夺。其中,“西番”就是双方矛盾的焦点之一。
二 “西番”——“丝路”与“马匹”
“西番”之所以成为明蒙双方争夺的焦点,与其所处特殊的战略地位和战略物资有关。
1. 西北的“金三角”
“西番” 也称“西羌”,早在汉代就称霸西藏、陇右,后吐蕃兴起,羌人被迫东迁,在唐宋时期先后被
唐、吐蕃、宋、西夏等政权统治。及至明代,逐渐形成了以上百个藏族部落式统治的“番族”,这些番族之间关系复杂,种族繁多,自治性很强,但同时又缺乏强大的抵抗实力,是一块典型的“三不管”地带,明蒙作为相对强大和统一的政治实体,都有介入其中的需求和愿望。对于明帝国和蒙古部落而言,“西番”也是必须争取的力量。从地理位置而言,“西番”位居河西走廊的门户,占领着明帝国和蒙古诸部通往“丝绸之路”的道路,是明蒙通往中亚东欧的渠道,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尤其对蒙古诸部而言,“西番” 控制着其从中亚获取生活给养的必经之地,是一条“生命之路”,而对明帝国而言,得到“西番”的支持,就可以切断蒙古诸部与中亚游牧民族的联系,得到“斩匈奴之右臂”的效果。
并且,“西番”治下的“陇西地区”地势险要,扼守着陕甘蜀地区的要冲,得之则可一马平川,得陇望蜀,有“陇右为西秦之屏障,洮岷为陇右之藩篱”的说法,由此可见,西番所在的地区是西北地区的“兵家必争之地”。、
2.“西番”的战略物资——马匹
“西番”除了战略要冲的必要性,还拥有古代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马匹。在冷兵器时代,马匹在农业生产、消息传递,以及军事行动中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明帝国对蒙古诸部的战争中,骑兵不仅速度上占据压倒性优势,在
后倾补给和战斗中也更具优势。但明蒙双边关系的紧张,使明帝国无法从北方得到战马,明帝国迫切的需求同样引起了蒙古诸部的恐惧,他们深知,一旦明帝国得到“西番”的优良马种,改良国内交通条件,蒙古诸部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西番”所处的地区,正是青藏高原的边缘,高原山地型气候虽然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但是“水草甚佳,地势高寒,必宜马性”,极其适合放养能够在同为高原的蒙古高原上驰骋的良马。正因马匹的重要性,明帝国始终将陇西、洮岷等“西番”聚集地作为养育战马的天然牧场,这深刻的影响了明帝国对“西番”的外交方针与策略。
可以说,明蒙关系之所以紧张,是因为双方激烈的经济纠纷,而明番关系相对缓和,则是因为明帝国对西番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需求。
三 “以茶驭番”——“以己之长,补予之短”
明帝国能够顺利
“联西番,御北虏”,和明番之间的“茶叶外交”密不可分。1.“西番”对“茶叶”的需求
茶叶对“西番”之所以重要,与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息息相关。“西番”所需的茶叶,大多生长于日温差小、水分充足、气候湿润、有明显寒暖两季的“亚热带季风区”,在西藏高原和西北地区的气候条件下几乎不可能种植,而且,“西番”人对茶叶有着必需的理由。
《明史》中对“西番”人“嗜茶如命”的习惯有着详细的记载。具载,“番地寒苦,五谷不生,所种惟青稞菽豆已尔。”番人地贫温寒,长时间食用青稞菽豆,缺少易于消化的果蔬,加上“
所食惟酥酪及牛羊野性之味”,更难以消化,长时间淤积体内,不断发酵,最终造成疾病。如果此时不饮用“生津止渴,除瘴气,利大小肠”,富含茶多酚、矿物质、咖啡因的茶水,极可能“无茶则病且死”。正因自然环境导致的食品缺陷,导致了当地番人“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巨大茶叶需求。除了生存条件所带来的局限,宗教信仰同样给“西番”带来了巨大的茶叶需求。元朝时期,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藏传佛教在西藏及其周边地区大行其道,佛教在布道、冥思、谈经过程中有独特“佛教茶道”,这一方面推动了藏传佛教习俗的
高尚风雅化,另一方面则大大刺激了藏传佛教地区的茶叶需求,进一步加剧了西番地区的茶叶紧缺。正是明番双方互有对方所需的物资,促成了明帝国“贵其所无贱其所有”、“以茶驭番”等外交策略地形成。
“茶叶”作为明帝国“茶马贸易”最为重要的一环,始终发挥着明番媒介的作用。2.“茶马贸易”与“固我藩篱”
明帝国在通过外交实践后发现,相比汉唐时期采取屯田和军事占领的手段,“以茶驭番”不仅能充分发挥中国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给明帝国带来源源不断地马匹和贡赋,而且能有效避免汉人直接统治可能引起的冲突,并节省明帝国直接统治时需要花费的经费。这种“半自治”的政治模式和“茶马贸易”的
经济控制,使“西番”在政治、经济上都更加依附于明帝国,促成了明帝国“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的政治目的。并且,西番在接受与明帝国的“茶马贸易”后,与“北虏”的经济联系愈发减少,更有效的保障了明帝国对外关系上的
主导权和优势地位。可以说,这种带有政治目的的经济交易,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制西番以控北虏”,保障了明帝国边疆的安全和帝国的稳定。结论
综上所述,明帝国的实际外交策略仍是以实际为基础,并且充分利用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最终制定出了“以茶驭番”,“茶马贸易”的手段控制“西番”,并且借此实现对“北虏”的控制和削弱。
在明帝国中期军事实力衰弱的前提下,有效的外交策略为明帝国在东亚的称霸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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