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作為初盛唐江南文化的重要部分，以虞世南、賀知章為代表的江南文人隨著政治格局、時代風氣和地域文化傳統等諸因素變化而促成其文化精神的因革，從武德、貞觀時期江南文人的文儒素質而發展到高宗、武后時期第二代江南文人的功名欲和道德化，最後演變成初盛唐之際江南名士精神的迴歸。這一補充、修正和深化的流變過程，正體現了江南地域文化和初盛唐時代文化的互動和融匯。
從學者陳寅恪開始，我們往往把可能影響初盛唐政治與文學的地域文化劃分為關隴文化、山東文化和江南文化。儘管這種劃分由於主觀性而可能會將文化事實簡單化，但是它們之間的鉤聯確實是我們去理解南北朝以來政治嬗變和文化升降的關鍵。但是，任何地域文化並非一直處於定型狀態。
基於不同社會政治、歷史沿革和時代精神等諸因素的功能選擇和意義附加，地域文化總會經歷一個補充、修正、深化的流變過程。江南地域歷經先秦的培育、漢魏的建設，最終在東晉南北朝時期達到其文化巔峰，其進入到初盛唐時期，契合此時複雜政治局勢和多元時代精神，也必然發生一定程度的遷移，從而進一步豐富江南地域文化的內涵。本文立足於江南文化的階段變遷，擬從初盛唐江南文人的文化精神出發，來觀察江南文化的內在脈絡。
一、文學與儒學: 武德、貞觀時期江南朝士文人的文儒精神
李淵建國之初，四境未靖，其對以軍功為文化核心的關隴人物多有倚重，亦無暇於政治道德和文學辭章。隨著國事漸寧，國家政策發生遷移。武德五年三月，高祖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總管刺史各舉一人詔》雲: "苟有才藝，所貴適時"。從 "適時"一詞可以看出，武德人才需求是隨著政治環境而變遷的，武德初年以軍功為標準的人才觀念逐漸偏移，李淵逐漸開始關注道德治理和文事潤飾，如武德五年十二月，李淵下詔修魏周隋梁齊陳史。
武德五年令狐德棻與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類聚》，至武德七年歐陽詢奉敕撰成《藝文類聚》，歐陽詢《藝文類聚序》雲: "皇帝……偃武修文，興開庠序，欲使家富隋珠，人懷荊玉"。這種變化非常重要的表現就是江南文人開始活躍於武德政壇。如武德四年李世民開文學館以招納學士十八人，其中來自江南的文人就有七人。
《藝文類聚》
在武德五年主持前代史修撰人員中，可考者十七人，其中江南文人九人。可見，儘管江南文人活躍於武德政壇，文學修撰成為江南文人在武德年間立足的重要渠道。這種形勢在貞觀年間愈加明顯。《唐會要》卷五十七"翰林院"載:"貞觀中，秘書監虞世南等十八人，或秦府故僚，或當時才彥，皆以弘文館學士會於禁中"。
《唐會要》
而這十八學士加上直學士中，來自江南者十一人。在作為記載貞觀宮廷文人唱和的《翰林學士集》中，共著錄十七人唱和詩作，其中來自江南地區的就有九人 。另外，江南文人也是貞觀朝廷文化活動的主要參與者。貞觀三年唐太宗詔於戰所立寺， "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為之碑銘，以紀功業" 。其中六人為江南文人。貞觀十五年高士廉上《文思博要》，參與者中，有岑文本、朱子奢、許敬宗、褚遂良、姚思廉等江南文人。從此可見唐初江南朝士文人的文學之才是其參與政治的重要素質。
唐朝江南文人
唐初江南朝士文人的重要素質還表現在其濃厚的儒學修養上，唐初江南朝士文人的儒學修養首先表現在其儒學修養的家族化和師承化。唐初江南朝士文人多來自江南士族，其儒學修養或源自家族傳承，或來自江南文人的師學傳承。如袁朗，其家族 "世為冠族"，岑文本論其家族"足稱忠烈……清貞雅操"。如虞世南，《舊唐書·虞世南傳》:"( 世南) 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 。
顧野王以儒術知名，作為親炙其中的虞世南，其儒學精神當受顧野王影響。其次，唐初江南朝士文人的儒學修養表現在敦厚謹重的儒家性情。如蕭瑀，李淵《授裴寂蕭瑀左右僕射詔》稱蕭瑀"志懷忠確，業履衝素，……獻納惟先，周慎有聞"。唐太宗亦言其"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蕭瑀"守道耿介"的忠諒之心正可見其儒學品格。又岑文本，"
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 。
顧野王
最後，廉直耿介的政治姿態也是唐初江南朝士文人的儒學修養之一。如虞世南"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又姚思廉，唐太宗論其"不懼兵刃，以明大節"，其臨危殉義的"
節義之風"正可見其儒家精神在政治參與上的顯現。通觀唐初江南朝士文人，其儒學修養和兩漢以來北方儒學有一定區別，這就是其儒學修養多與文學素質相融合，形成一種文辭秀逸和儒學博通相合的文儒精神。
虞世南
如朱子奢，"少從鄉人顧彪習《春秋左氏傳》，後博觀子史，善屬文 "。許叔牙"少精於《毛詩》、《禮記》，尤善諷詠" ，又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好屬文"，這是儒學之士具有文學之士的身份。而以文學著稱的唐初文人中又往往有經學的學習經歷和知識儲備。岑文本"博考經史，多所貫綜，美談論，善屬文" ，如果"善屬文"可見其文學才能的話，那麼"博考經史，多所貫綜"則見其儒學功底。
《舊唐書·虞世南傳》: "( 世南) 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善屬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 。可見虞世南儒承顧野王而文祖徐陵，亦是儒學與文學的融合。很明顯，唐初江南朝士文人文儒一體的群體精神與晉宋以來江南文人縱逸蕭朗的精神狀態有很大差異。
《舊唐書》
這種差異的產生，除了這些江南文人的家族文化和師學因素外，儒學再興和山東文人崛起是促使唐初江南朝士文人文儒精神呈現的重要推動力。唐初社會，隨著國家最終確立，以王道管理天下成為大勢所趨，儒家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也隨之深廣。早在武德二年，李淵即下《旌表孝友詔》和《令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詔》以興化崇儒，唯此時唐代尚處在初建狀態，國家重心在武力平定。
故此時儒學倡導僅處於國家政策引導層面，未真正影響到具體國家管理。爰及武德五年後，儒學才真正被納入人才選拔和國家吏治領域，如武德七年二月，李淵下《令諸州舉送明經詔》雲: "方今函夏既清，干戈漸戢，搢紳之業，此則可興"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唐初儒學從武德二年至七年的發展狀態，亦可知武德中後期才出現儒學的逐漸興盛。
李淵
唐初江南朝士文人身處儒學再興的文化氛圍中，自然會強化其儒學素養。同時，隨著國家政策的調整，到貞觀年間，國家領導層面發生重大變遷。關隴人物逐漸退出政治管理的核心位置，取而代之的是山東文人集團。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
山東文人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多強調個體道德的自足性，而隋末唐初的山東文人往往與河汾大儒王通有密切關係，如山東文人的代表溫彥博、魏徵、房玄齡、王珪等與王通或師或友，也因此受其"
推帝皇之道，雜王霸之略"的精神影響，這種影響也就賦予初唐山東文化呈現出一種道德自律和功業自許的雙重特徵。這種道德規範下的政治文化觀念無疑成為唐初江南朝士文人生存的異己力量，也逐漸迫使其必須改變傳統的江南文人灑脫自由的詩性姿態，轉而俯下身體，接受山東文化所提倡的道德化政治姿態和儒學性政治素質。因此可以說，儘管江南文化確實在某些層面影響著唐初文學的走向，但是此時的江南文化更多是一種變異的，或者說融合了山東文化色彩的。從此角度而言，唐初江南朝士文人的文儒精神也和山東文化的主導地位有重要關係。
二、破壞與沿襲: 高宗、武后時期江南文人功名欲和道德化
和武德、貞觀時期的江南文人相比，高宗、武后時期的江南文人多生在唐初，他們未經歷前輩所歷經的國家動亂和朝代更替，他們面臨的唐朝是一個正從動盪走向繁盛的時代，是一個"佳氣鬱蔥蔥"而 "花舞大唐春"的社會，這就導致他們面對國傢俱有欣欣向榮的情緒和生龍活虎的氣質。
江南
因此，相對於第一代江南文人而言，此時的江南文人對於功名有著更加積極進取的態度。但是由於出身不同，面對功名的行為也就顯出不一樣的特徵。從文人家世來看，武德、貞觀時期江南文人多出於陳隋官宦家族，世為冠族。而至高宗、武后時期的江南文人，其出身就顯得有些複雜。
古代文人
一部分江南文人沿襲了唐初文儒的家世背景，如姚璹為姚思廉孫，許儒為許叔牙子，袁誼為袁朗孫和虞世南外孫，孔禎為孔紹安子，劉禕之為劉子翼子等。這些世家子弟，傳承其淵深儒業和文雅藝術，在行為上崇尚名節風教，在性情上往往顯得雍和從容，故他們延續了唐初江南文人的文儒身份。
新唐書
因此面對功名，他們尚且能保持敦厚謹重的精神，如"王紹宗，揚州江都人也，梁左民尚書銓曾孫也，……紹宗性淡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鹹敬慕之" 。又如蕭至忠，《舊唐書》本傳: "秘書少監徳言曾孫也，少仕為畿尉，以清謹稱"。而《新唐書》本傳亦言其: "有風望，容止閒敏，見推為名臣"。
此時江南文人中還有一部分出身寒門，如駱賓王、董思恭、桓彥範等。他們在面對功業之路時，往往會展現出慷慨競求的行為。駱賓王家族雖簪纓不絕，然至唐漸近沒落。其在政治上外無強援，內乏知己，故"落魄無行，好與博徒遊"。因此外示人以浮躁淺露之性情，然這種表面性情卻隱藏了其對於功名非常渴望的進取姿態和焦慮心理。
駱賓王
駱賓王在"莫言貧賤無人重，莫言富貴應須種"(《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 的豪情壯志中隱藏了一個寒士對傳統門第與富貴觀念的挑戰以及強烈的功名慾望和事功精神。這樣的心態在武德、貞觀時期的江南文人身上是看不到的，而在同時代的江南文人身上同樣很難看到。又如桓彥範，《太平廣記》卷三七二引《廣異記》雲: "扶陽王桓彥範少放蕩，有大節，不飾細行。常與諸客遊俠，飲於荒澤中。"
很明顯，駱賓王和桓彥範的的人生姿態應該說是對唐初江南朝士文人文化精神的一種反叛，但從時代而言，這種反叛也蘊藏了一個獨特時期寒門文人的群體特徵，並暗示著未來江南文人的精神走向。
桓彥範
隨著高宗、武后時期江南文人的功名慾望增強，此時的江南文人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並且出現了劉禕之、姚璹、蕭至忠和桓彥範這樣位極人臣的江南文人。但是這些政治地位高的文人多以悲劇方式結束人生。推究其中，江南文人政治命運與其參政姿態有密切關係。此時的江南文人傳承了唐初江南朝士文人廉直耿介的政治品格，亦呈現出道德剛正的政治風貌。
武后
孔禎，孔紹安之子，"高宗時為蘇州長史。曹王明為刺史，不循法度，禎每進諫。明曰:
'寡人天子之弟，豈失於為王哉。'禎曰: '恩寵不可恃，大王不奉行國命，恐今之榮位，非大王所保，獨不見淮南之事乎?'明不悅"。又如歐陽通，其為歐陽詢之子，"為相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通與岑長倩固執以為不可，遂忤諸武意，為酷吏所陷，被誅" 。
劉禕之性情多剛直，"( 武則天) 臨朝後禕之嘗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 '太后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稱制? 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謂左右曰: '禕之我所引用，乃有揹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誣告禕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妾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禕之，禕之曰: "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則天大怒，以為拒捍制使，乃賜死於家，時年五十七" 。
（劉禕之墓誌銘）
劉禕之之死正顯現出武則天政治管理與江南文人政治品質之間的衝突。《資治通鑑》稱武則天"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責，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武則天在逐漸建立自己的勢力集團時，一方面其要打擊李氏政治集團，另一方面也需要排斥和貞觀、甚至高宗政治有非常密切關係的政治勢力。
因此，武則天需要重新選擇文人來輔佐其政治管理，那些沒有複雜政治背景的文人就必然成為其人才選拔的對象。這些文人也因沒有複雜政治背景，其政治命運多控制在武則天一人之手，文人的依附性會被強化，而獨立性也會隨著政治名利追求而逐漸喪失。也就是說，對於武則天而言，其所需要是能完全依附而聽從其政治者，而不是去左右其政治者，正因為如此，面對劉禕之的意見，武則天才有 "禕之我所引用，乃有揹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之言。
蕭至忠
當然，面對武氏朝政道德尺度的喪失，江南文人在功名欲驅使下亦有人格沉淪的現象。如蕭至忠儘管治政有能事，且為人簡儉自高，然其先後依附武三思、安樂公主和太平公主，最後"九世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已"。
姚璹
又如姚璹，《
舊唐書》本傳: "貶桂州都督府長史。時則天雅好符瑞，璹至嶺南，訪諸山川草樹，其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為上膺國姓，列奏其事。則天大悅，召拜天官侍郎。"《舊唐書》本傳論其"已失忠貞"、"無常"，雖苛亦中。正如楊再思面對他人責其"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 時，答曰: "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因此，政治文人的道德卑瑣或許有其本我性情的關係，但更多的是來自外部強大力量的壓迫而導致的自我修正甚至扭曲。高宗武后時期的江南文人其時而展現出來的卑微人格並非江南文人的個案現象，而是整個初唐中後期的時代群相。
三、江南文化的迴歸: 初盛唐之際江南文人的精神轉向
初唐而至武則天時期，武后為了更好地站立她的政治腳跟，一方面在用武力來打擊李氏子孫和貞觀時期新興的貴族階層，而另一方面則通過科舉等手段擢拔和起用寒士，以權利的誘惑和威嚴來建構自己的政治框架，這種建構往往更多的是重視文人外在之才而忽視內在之德。道德評價的缺失使我們看到這個時期的文人大多處在一種道德失衡和人格沉淪之中，文學評價也逐漸從道德主導性向形式主導性的標準轉變。
（《五經正義》）
同時，隨著《五經正義》的頒佈，儒家教義成為科舉考試的教材，從而陷入教條化和簡單化的迷霧之中，也在初盛唐時期逐漸喪失了其對文人行為規範和內在心靈的根本影響，而佛道精神也愈加深入文人世界，成為文人精神重要支柱，也構成了初唐後期至盛唐時期文人精神的自由狀態。
佛教
文化流變總是和政治沿革有著密切關係。如果說武德貞觀時期江南文化受多方面鉗制而隱沒的話，那麼隨著武后主政，至於中宗時期，隨著賀知章等江南文人的崛起，江南文化出現迴歸潮流，重新尋找到了晉宋時期江南文人的名士風度。
吳中四士
在中宗至開元時期，逐漸形成了以吳中四士為代表的吳越文人群體。《舊唐書·文苑傳》: "先是，神龍中，( 賀) 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
考察吳中四士的精神與行為，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初盛唐之際的文人從唐初江南文人道德化生存和功名欲追求中逐漸走出，而慢慢和傳統的晉宋時期江南文人姿態向重合，同樣展現出一種心靈性和自由化的名士風範。如吳中四士呈現出淡泊灑脫的精神和曠放自由的行為的雙重結合。如賀知章，"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
賀知章
乾元元年十一月，肅宗下詔褒揚已故的賀知章雲: "器識夷淡，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 ……常靜默以養閒，因談諧而諷諫"。從這段材料來看，所謂和雅、夷淡和靜默，指向的是主體淡泊灑脫之精神境界，所謂談諧和縱誕，指向的是主體曠放自由的行為姿態。又如包融，孟浩然《宴包二融宅》詩云: "閒居枕清洛，左右接大野。門庭無雜賓，車轍多長者。"
從詩歌所描繪的包融閒居和交往，可以看到一個平淡處世、淡泊功名的悠然氣度，而在"枕清洛"和"無雜賓"中亦可見其超俗越世、孤傲自由的精神狀態。如張若虛，鄭處誨《明皇雜錄》稱其"雖有文章盛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誕而然也。"又如張旭，李頎《贈張旭》雲: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瞠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 "
張旭
在這裡，張旭不事生計，亦醉亦仙，藐視功名而追求逍遙自放，這種精神正體現出一種淡泊和雅之風。從具體情況看，吳中四士名士風範表現在其詩意化的生存行為上，如縱酒，酒幾乎是他們觀照現實的載體。
杜甫
杜甫《飲中八仙歌》雲: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如翰墨，賀知章"常與張旭遊於人間，凡人家廳館好牆壁及屏障，忽然忘機興發，落筆數行，如蟲篆飛走，雖古之張索不如也。"這種書法精神和其飲酒是一脈相承的，吳中四士此種行為無疑和晉宋文人以此彰顯自由精神和灑脫行為相同。
另外一個在吳中四士中常見的行為就是清談品評，《舊唐書·文苑傳》雲: "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 陸) 象先常謂人曰: '賀兄言論倜儻，真可謂風流之士。'" 這裡的言論倜儻其實就是一種清談品評。
《世說新語》
可見，吳中四士行為之醉酒而顛狂，書翰而自在，清談而狂放中能看到晉宋時期山簡、孟嘉、陶淵明等人物的影子，如賀知章有《題袁氏別業》詩云: "主人不相識，偶坐為林泉"，詩中的賀知章與《世說新語·簡傲》所描寫的"徑造竹下，諷嘯良久"的王徽之有幾分神似。總之，在吳中四士的清狂中，我們能看到一個浸染了晉宋風流的名士群體形象。
四、初盛唐江南文人精神流變的原因
作為一群跨越初唐而進入盛唐的江南文人，吳中四士以其獨特的名士風範展現出並引領著初盛唐之際江南文人精神的轉向。江南文人在步入開元時代時，蓬勃的盛世氣象以其包容開放的姿態去接納和融合多元區域文化乃至國別文化。
基於這樣的時代精神，我們才能看到盛唐江南文人在沒有太多的外在力量修改的前提下自由地薰染其趨於淡泊曠放的地域文化，並在堅持自有文化的基礎上合理地廣泛地吸納其他地域文化，從而塑造出兼具地域性和時代性的盛世江南文人形象。也正是基於這樣的時代精神，一個真實坦誠的江南地域精神也更吸引了大量的盛唐其他地域文人的注意，南遊成為盛唐文人漫遊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江南文人
在這一刻，我們看到了李白的江東朝聖，看到了杜甫的吳越壯遊，也看到了孟浩然的清逸旅遊，以及北方文人絡繹不絕的南下，等等。這些南遊以及南遊時期所感受的江南精神無疑成為這些盛唐名家成長過程中不可忽視的精神力量。
同時，感染著江南名士風範的盛唐人物逐漸成為這個時代極具標誌性乃至時尚化的代表，如深受唐玄宗歎賞的"
九齡風度"，如杜甫筆下的《酒中八仙歌》，還有那傲岸縱放的詩仙太白，無疑告訴我們，江南文化和江南文化是成就盛唐盛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所有的這些，無不與初盛唐之際以吳中四士為代表的江南文人的崛起以及晉宋江南文化的迴歸有密切的關聯。結語：
從歷時性看，初盛唐江南文人經歷了從以虞世南為代表的朝廷文儒向以賀知章為代表的名士文人的精神轉變，同時，通過對初盛唐江南文人轉變的觀察，我們也比較清晰地看到江南地域文化和精神在唐初時期、高宗武后時期和盛唐時期的沿襲和變遷，這種流變性的姿態讓江南文化在初盛唐時期呈現出自我調整、修補從而逐漸優化的脈絡，這對我們更準確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內部發展有著較好的啟發意義。
參考文獻:
《唐高祖文集輯校編年》；
《藝文類聚》；
《唐人選唐詩新編》；
《舊唐書》；
《新唐書》；
《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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