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經過明初人口大遷徙、土地大開發以及賦稅徵收方式的深化改革，單一的農業經濟逐漸轉向農、工、商多種經營。明中葉後，東南地區農村人口大分化、大流動，大批勞動力從傳統農業生產中分流出來，有點就地遷業，從事商業性農業，有的流入市鎮從事各種工商業活動。這樣一來，自然經濟統治地位開始動搖，並誕生新的生產方式--近現代中國農業與工商業經濟，其中以東南沿海地區為最發達。

當時，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包括蘇、松、浙江以及江西,也是國家財政收入最重要的來源地。如洪武二十六年,全國兩稅米麥總收入為29442350石,其9707919中石來自上述地區,佔33%。

不過，讓人費解的是，當時主管國家財政收入的戶部官和吏，卻不準由江蘇、浙江、江西人出任。正所謂“戶部一曹,不許蘇、松及浙江、江右人為官吏（謝肇淛《五雜俎》）”。《明會典》載：洪武二十六年規定凡戶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蘇、松之人”又凡戶部吏“不許用江、浙、蘇、松人。”

這是為什麼呢？

第一，蘇松、江浙、江西三地是明朝賦稅最重要來源，以原籍之人擔任恐其與當地勢力勾結，侵吞國庫。

據《續通典》載：“明制銼政最嚴,如戶部官不許蘇、松、浙江人為之,以其地多賦稅,恐飛詭為奸也。”句中“飛詭”一詞的意思是“飛灑”和“詭寄”。其中，“飛灑”是指為逃避賦役,大地主勾結當地官府胥吏,將田地、賦稅化整為零,分別寫在貧弱戶、逃亡戶、滅絕戶，甚至無地農民的名下；“詭寄”則指無優免特權的地主逃避賦役，將田地、賦稅寄在有優免特權的地主名下。可見，這些地區的地主豪紳利用“飛詭”侵吞國家賦稅,達到了驚人的地步。

第二，預防胥吏貪汙。

“胥吏”一般指古代官府中辦理文書的小官吏，相當於明清時期的師爺，其中以紹興師爺為最。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天下之治亂在六部,六部之胥吏盡紹興。故紹興者,天下治亂之根本也。”

而明朝官員多數是進士出身,治理國家、社會還是勝任的,但是涉及到財政管理方面--籌算、貨幣財政等實務知識，經驗卻不足，因為他們是熟讀四書五經出身的，缺乏這類相關知識。這樣一來，就沒人能約束理財能力超強的戶部胥吏了。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就列舉這方面“教訓”：“

那麼，該如何避免官吏利用職務、親屬和地域等特殊關係,結黨營私,貪贓枉法呢？

實際上，早在明朝開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就主張“立國之初，先當綱紀”，不惜用極端的手段維護中央集權專制，如在司法領域就採取了迴避制度。

嚴格來講，“迴避制度”不是朱元璋發明的，早在兩漢時期就已確立了，唐宋時期發展成熟，但直到明清時才逐漸完備。因此，明朝官吏任職迴避制度比前朝更嚴密了，內容更完備了。具體來講，主要程序有特殊官員迴避、親屬迴避、地方迴避和官級迴避。

第一，特殊官員迴避。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將自己的兒子分封到邊疆戍邊，即宗室藩王。為區別於一般官吏，王府內的官員叫做王府官,主要職位有長史、典簿、審理、典寶、典儀、伴讀、教授等,品秩從正五品至從九品不等。明代王府官的任用變化很大，尤其英宗繼位後,吸取藩王叛亂的教訓,開始實行“王官不外調”的制度，此後幾代皇帝都嚴格執行該制度。

第二，親屬迴避。

明朝親屬迴避範圍，大致包括直系、旁系血親和姻親。《大明令》規定“凡內外官管屬衙門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以卑迴避”。《明會典》也載：“凡父兄伯叔侄兩京堂上官,其弟男子侄有任科道官者,對品改調。”其中，“兩京堂上官”指的是南京、北京的中央各部門官員,如各部尚書、侍郎,各寺、監、院、司的卿使等職；而“科道官”指的是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給事中與各道監察御史。

第三，地方迴避。

為了利於地方官執行上方公務，明朝規定地方官迴避本籍。據《明史》載：洪武年間,“定南北更調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宮南。其後官制漸定,自學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主要是考慮到本地官員可能會與原籍的親朋故舊結成“同盟”或者宗派勢力,中央政令難以暢通,外族百姓可能遭到欺壓。

第四，職務迴避。

對一些身居要職的官吏，明朝嚴格執行職務迴避，如規定“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並令巡迴監察官迴避原籍、曾任官之地、寓居之地等，防止親朋故舊干擾監察。

在司法審判過程中，就有親仇迴避原則。《大明律·刑律·訴訟》為此專門規定：“

實際上，中國古代社會十分重視宗族血緣，而回避制度可以預防同宗、同鄉徇私舞弊，防止官員捲入地方性官場腐敗，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官員隊伍中上下級、同僚之間正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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