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赵武灵王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近乎默默无闻的君主，流传于后世的记载也并不多见。但是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作为中原王朝乃至是中华民族向外族学习其先进文明成果的首次尝试，虽然不如商鞅变法，管仲变法等因其巨大的政治经济价值而被后世所铭记，但其独特方向上的变革尝试和开放精神还是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原王朝的另类变革-胡服骑射
多重围困—独特地理区位下造就的独特改革。
赵武灵王是东周时期赵国的第六位君主，在即位之初就面临着五国联军进犯的国家危险，同时不利的地理位置又限制着国力衰落之下的赵国，不可能如同腹地极为广阔的秦、楚一般内撤防守，等待天下有变的时机借之而崛起。赵国如同韩，魏一样，是从原先的晋国分裂而来，从春秋五霸【注一】到战国七雄，除宋国因国势衰微被齐，燕分食之外，自晋国分裂而来的赵，韩，魏三国，基本在承袭了晋国的土地和人口的同时，也分别承受着由晋国所留下的外交压力，其中以赵国承担的压力最为庞大，东北同东胡相接，北边与匈奴为邻，西北与林胡、楼烦为界。在承受着来自于西南方向上秦国威压的同时也面临着数个方向上游牧民族的侵扰。
赵国不但受到诸侯国限制，还有周围的游牧民族侵扰
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根本无法在这样的重重围困中保全国家。同时，和游牧民族接壤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也为赵国最终以胡之长作为学习的对象提供了必要的地势便利。在五国联军攻赵国得胜及赵国在长期与游牧民族间的斗争中频繁失利之后，武灵王逐渐看到了自身国家在军事制度以及现有的服饰对于国家战争潜力的限制，因而决心开始了被后世称之为"胡服骑射"的改革，力图从服饰文化上借鉴外族的文明成果，从而挖掘自身的战争潜力。
胡服骑射后的服装造型
面对亡国危机，胡服骑射是赵国改变命运的重要尝试
长期以来，在中原人民的心目当中，就有充斥着对于并非属于本民族或部分民族的些许偏见。从南边来的是蛮和夷狄，从北边来的是胡，东南向是倭寇，西北方是胡。作为长期处于中原的国家和民族，自诩为受到周天子封邦建国的诸国自命名开始，就留存着对其认识的谬误，这是根植于文化传统之上的偏差，但是这样一种观念却仅仅只能做到是一种精神力量，不经过实践的转化始终难以成为推动或限制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或束缚。在面对有可能的亡国灭种危机的时候，传统观念对于赵武灵王的限制显然不是决定其是否要推动改革进程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赵武灵王在本就接近少数民族，并且有着长期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对抗经验的前提下，摒弃了传统华夷观念，清楚的认识到了采用"蛮夷化"的作战方式和进攻手段所能够为自身军事实力带来的巨大提升。于是首先从军队中和贵族上层开始进行变革宽袖长衣的改革尝试，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示范作用促使整个国家的服制向着提高军事实力的方向发展。
其次，在军队作战形式的改革之中，更加注重于胡化的骑兵式作战方式在提升军队整体机动性，彻底改变赵国在面对机动性因骑兵存在和战车制造技术更为先进的少数民族部落，以及围困自身的中原诸国时只能被动挨打的局面。特别是在注意到逐渐崛起的战国七雄的军队，即使是骑兵也都以重铠甲装备，机动性严重不足，同时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这一重大缺点之后，结合赵国自身盛产优质马匹的地理条件，决心学习诸胡在进犯本国时机动性极强这一优势，将自己的军队改造成为较为先进的骑兵部队。然而，宽袍大袖的中原服饰显然无法承载长期在马背之上颠簸的要求，因此，想要继续自己的改革进程，武灵王只能也必须从变更服饰制度开始。在胡服骑射得以施行之后，赵国的军事实力达到了顶峰。
胡服骑射前，中原王朝没有骑兵
赵武灵王变法反映出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古本竹书纪年》中的记载："今王魏襄王十七年（前302年）,邯郸赵王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以实其地 ,又命将军、大夫、适嫡子、戍吏皆貉胡服。"
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到，为何武灵王只是简单的改变服饰形态就遭受了如此强烈的反抗，以至于自己最后在沙丘被自己的臣子重重围困而遭饥饿而死。这是因为服饰制度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布料和形制差异，根本上还是代表着原有的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更是赵武灵王在赵国实践自己改革计划中的破局点，在考虑到反对改革的种种势力当中并不存在与少数民族直接相关的利益群体这一现实，我们更应该注意到文化对于当时社会生产之间的重大影响。文化作为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在精神世界当中的反映，虽然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限制，并且由一定的政治经济所决定，但是经过实践所能够转化而成的物质力量在改变着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巨大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武灵王变更服饰和作战方式，下一步的改革必将依托已经交融发展的文化对于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巨大力量，瞄准于削弱半封建贵族手中的利益，贵族们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全力希望将以胡服开始的改革扼杀于摇篮之中。
服饰变革中重要一环，下裳改裤
面对内外交困的改革困局，武灵王选择通过服饰的变更作为整个改革计划的破局点，力图以增强自己所能够掌控的军队实力为开端，逐步削减旧贵族利益从而实现整个国家的封建化。这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新路，它不同于管仲变法中通过行业国营化改革从而积累国家财富，也不同于商鞅变法中强硬制度来削弱贵族。在赵武灵王的设想中，自己所掌控军队实力的增加，更多的是侧重于战略意义上的威慑而非实际开战，这是一条和平封建化的尝试，但是，赵武灵王在顶住贵族压力完成了胡服和骑射这改革第一步之后，轻易地将王位和权力交给了自己年幼的儿子，固然也是有着保证政权平稳交接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最后也使得自己的改革因王子年幼，权利受到诸贵族分割，从而在迈出了第一步之后胎死腹中。
总结：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积累而产生的精神财富，民族文化反映该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赵武灵王所推行之改革，虽因种种境况而致使改革的进程仅局限于服饰文化方面，但这仍是一次民族文化大交融的重要事件，这不仅破除了延绵已久的“重华夏，轻夷狄”的文化传统，更是塑造了中华文化延绵至今富有包容性的传统，使得原本影响范围仅局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化，通过与各民族文化间的碰撞和交融，在融合中得以丰富，在实践中得以发展，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作为先导，中华文化自此逐步辐射至黄河流域之外的广袤大地，对于塑造民族性格，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史记·赵世家第十三》
〈赵武灵王改革新探〉
《赵国史稿》
【注1】本处所指的春秋五霸采用史记索隐中的说法，即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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