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快遞”使得生產要素和產品在全國範圍自由流動，快遞發展對生產決策的重要性逐步提升，全國多地已出現了基於快遞網絡的產業集群和快遞經濟區。隨著快遞企業向綜合物流供應商轉型和現代供應鏈的發展，快遞業將在加速區域均等化進程和繁榮區域經濟中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
一、快遞延續高速增長，多項指標呈現積極變化
2019年，全國快遞服務企業業務量累計完成635.2億件，同比增長25.3%，業務量規模連續六年穩居世界第一，對全球快遞包裹市場增長貢獻率超過六成，是全球快遞包裹增長的第一引擎。快遞業務淨增量為128.1億件，創歷史新高，增量相當於歐盟一年的包裹量，月增10億件、年增百億件成為行業發展新常態。日均快遞處理量1.7億件，最高日處理量達到5.4億件，同比增長28.6%，快遞市場高位運行。快遞使用高頻泛在，人們使用快遞更加頻繁，年人均快遞使用量超過45件，全國快遞服務日均服務3.5億人次，也就是說平均每天四個人中就有一人在使用快遞服務，“衣食住行遞”成生活基本需要。全年快遞業務收入累計完成7497.8億元，同比增長24.2%，增速比上年高2.4個百分點，實現逆勢增長。快遞業務量收的增速之差進一步縮小至1.1%，創十年以來最小增速差，快遞價格企穩，四季度快遞價格出現小幅回升。快遞業增速是同期服務業增速的3倍多，是服務業增速的近4倍，成為經濟新動能的代表行業，為經濟穩健增長注入了新的活力。
圖1： 2010-2019年快遞業務量及增量變化情況
二、城鄉結構持續改善，加速區域均等化
2019年，全國快遞網點鄉鎮覆蓋率達到96.6%，較上年提高4.2個百分點，全國99.5%以上的人們足不出鄉就可便捷使用快遞服務。部分地區開始從快遞下鄉向快遞進村延伸，服務網絡進一步下沉，農村快遞網絡覆蓋的廣度和深度穩步提升。快遞下鄉支撐了電商平臺的渠道下沉，拓展了下沉市場的網絡消費空間。預計全年農村網絡零售額預計將達1.6萬億元，其中八成以上為實物零售[1]，農村消費者通過快遞渠道可以同樣的價格可以購買到與城市同質的產品，推動農村消費從“有沒有”向“好不好”轉變，加速全國統一市場建設。快遞服務網絡下沉推動了地方特色農副產品上行，農村從過去的派送快遞為主向攬收派送並重轉變。2019年，全國打造快遞服務現代農業“一地一品”年業務量超百萬件項目163個，新增昆明鮮花、煙臺蘋果、南寧沃柑、成都柑桔和五常大米等20個年業務量超千萬件“快遞+”金牌項目，農村地區累計收投快件超過150億件，支撐工業品下鄉和農產品進城超過8700億元。快遞服務網絡的下沉，快遞業在服務農村發展、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精準扶貧方面作用日益凸顯，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助力。
圖2： 20:4-2019年快遞網點鄉鎮覆蓋率變化情況
三、中部地區快遞崛起，東部極化效應加劇
2019年，中部地區完成快遞業務量82億件，同比增長31.4%，比全國增速高6.1個百分點。中部地區快遞業務量佔全國的比重達到12.9%，同比提高0.6個百分點。其中：河南、安徽和湖南作為東部產業的主要承接地，快遞業務量增速均超過30%，成為中部增長的亮點。隨著東部地區產業向中部地區轉移，中部地區的快遞發展也進入了快車道。東部地區快遞業務向廣東、浙江、江蘇三省集聚，極化效應進一步增強，三個省累計完成快遞業務量358.1億件，佔全國的比重達56.4%，同比增長30.4%，增速不僅高於全國增速，且高於三省上年增速，對全國增長的貢獻率持續提升，現全國新增的3件快遞中就有2件來自這三個省。剔除廣東、浙江、江蘇三省外，東部其餘省份合計完成148.2億件，同比增長13.5%，比全國增速低10個百分點以上，對全國增長的貢獻率下降。西部地區完成快遞業務量47億件，同比增長18.8%，佔全國的比重僅為7.4%，同比下降0.4個百分點。從較長的時間週期來看，西部快遞業務量佔全國的比重相對穩定，基本維持在7.4%左右；東部佔比持續下降，從2014年的82%降至2019年79.7%，累計降低了2.3個百分點；而中部佔比卻從2014年10.6%提升至2019年的12.9%，中部地區快遞逐步崛起。
圖3 2014-2019年快遞業務量區域結構變化
四、快遞加速“去中心化”，帶動關聯產業轉移
2019年，省會城市（含直轄市）佔比重繼續下降，31個省會城市快遞業務量累計完成255億件，同比增長13.5%，比全國增速慢11.7個百分點，市場份額佔全國的四成，比上年下降4.2個百分點。快遞“去中心化”進程反映了實體經濟從省會城市向周邊地區轉移的過程。在省會城市中，長沙以44.4%的增速領跑，其次是合肥的37.9%，長沙和合肥的高速增長與其分別承接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地區的產業轉移密切相關。從京津冀產業轉移的重要承接地石家莊來看，快遞業務量增速31.1%，增速在省會城市中排名第四。實際上，“快遞+電商”實現了生產和消費的無縫銜接，場地位置對生產決策的重要性下降，快遞發展水平和價格水平成為消費型生產的重要參考指標。近年來，隨著房價水平持續上升，生產企業的場租成本和人工成本直線上升，大幅壓縮企業的利潤空間，很多企業迫於成本的壓力開始外遷，快遞發展加速了產業轉移的進程。拼多多聯合代工和外貿企業探索C2M定製化生產，2019年，參與其“新品牌計劃”定製研發的企業已超過900家，累積推出2200款定製化產品，涉及家電、家紡、百貨、數碼等近20個品類，累積定製化產品訂單量超過1.15億單，這些訂單的完成就是通過快遞渠道來實現。部分地區已經將快遞發展作為支柱產業，吸引周邊貨源在本地集中，帶動相關資源要素在此集聚，進而引導相關產品生產基地在本地落戶，培育形成區域經濟的增長極。
圖4：2013-2019年31個省會城市快遞業務量佔全國比重
五、城市間快遞競爭激烈，比較優勢出現分化
2019年，全國快遞業務量前50城市中，僅有12個城市的排名沒有發生變動，城市之間快遞競爭程度加劇。從“准入門檻”來看，2019年，全國快遞業務量前50城市、前30城市和前10城市的“准入門檻”分別為2.3億件、5億件和12.6億件，較上年分別提高近0.7億件、1.7億件和2.1億件，排名越靠前，“准入門檻”越高，“准入門檻”提升幅度越大。從增速來看，金華以61.8%的增速領跑，揭陽、無錫、保定、臨沂、宿遷、潮州等6個城市增速均超過50%，成為地方發展重要的增長極。從城市排名來看，前10城市排名最為穩定，深圳超過上海排名第三，揭陽超過泉州和成都首次躋身前十。前50城市中，排名提升最快的是宿遷和保定，同時提升7位。快遞發展水平是衡量城市經濟活躍程度的重要評價指標，通過快遞業務量前50城市規模及變動情況發現，城市快遞業務規模越大，在全國的排名越穩定，在全國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但部分前列城市受產業轉移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這種競爭優勢在弱化。前50城市中大部分城市快遞競爭優勢仍處於培育階段，城市間規模差異較小，如果能夠將快遞發展的優勢打造成為產業的競爭優勢，就能在新一輪的城市發展中把握先機，在城市競爭中贏得主動。
圖5： 2019年快遞業務量前10城市對比（單位：億件）
六、消費本地化特徵顯現，新業態新模式發展迅猛
2019年，同城快遞業務量完成110.4億件，與上年基本持平。即時配送訂單量達到184.9億件[2],同比增長37.6%。通過2013年-2019年同城快遞業務量和即時配送訂單量增長對比可以發現，2015年以前，同城快遞一直保持較快的速度增長。2015年即時配送快速崛起，外部資本加速進入，即時配送進入高速增長期，2017年首次超過同城快遞後，差距進一步拉大。隨著O2O的興起和城市服務功能提升，用戶對同城消費的偏好發生變化，不再像電商快遞“唯價格論”，而更青睞於高時效性和便捷性，傳統快遞組織作業模式難以滿足用戶需求，而即時配送迎合了這一需求而迅速壯大。作為寄遞業務創新，“即時配送”在為客戶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務體驗同時，也對調動閒散勞動力資源、分享合作經濟提供了機遇。快遞企業也在加速進入這一市場，順豐2019年10月成立“順豐同城急送” 圓通計時達、韻達雲遞配等也在試點推廣。隨著即時配送開始向三四線城市甚至縣（區）延伸，同城市場潛力將加速釋放。
圖6： 2013-2019年同城快遞與即時配送訂單量增長對比（單位：億件）
“互聯網+快遞”使得生產要素和產品在全國範圍自由流動，快遞發展對生產決策的重要性逐步提升，全國多地已出現了基於快遞網絡的產業集群和快遞經濟區。隨著快遞企業向綜合物流供應商轉型和現代供應鏈的發展，快遞業將在加速區域均等化進程和繁榮區域經濟中扮演愈發重要的角色。
原文發表於《物流時代》2020年第1期，有刪減。
[1] 根據歷史數據預測。
[2] 數據來源：艾瑞諮詢《2019年中國即時物流行業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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