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豆儿豆儿
千万不要小瞧了古人，人类再与疫情的对抗上少说也有数千年的历史，我国在与瘟疫的对抗上更是有着久远的历史，自然的，在这久远的历史中也形成了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第一、隔离制度
“隔离”这个方法并不是我们现代才有的，我们古人早在汉平帝时期就发现了，将得了疫病的人隔离起来可以有效的控制疾病的传播。
到了南北朝后，为此还形成了专门的“隔离制度”，朝廷建立起了名为“六疾馆”的隔离机构。虽说一开始大家对这一行为十分的不理解，甚至激发了民怨。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认识到隔离的重要性。对于有传染性的也会主动隔离，碗筷餐具也单独使用。
第二、艾草消毒大法
不得不说艾草是一神奇的生物，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今都被赋予极高的位置。从我们现在的什么艾枕、艾灸、艾熏等等就可以看出来。
古人们会燃烧未完全干的艾草，以其散发出来的浓烟达到消毒的效果。这一方法到现在许多农村地区还是会这样做。记得03年非典的时候，那时像素还在读小学，我妈就用这一方法对家里里外外做了消毒。
第三、注重卫生条件
众所周知，所有的疾疫来自卫生的不重视，古人在很早之前就发现了这一现象。
于是在大战之后都会清理战场尸体，在大旱、大灾之年发生之时，病毒传播是最快的。这个时候朝廷都会要求家家户户搞好卫生。
第四、深埋患者遗体
因为疾疫去世者，朝廷都会集中处理深埋，或者赐予棺木让其家人深埋，达到遏制疾病扩展的目的。嗣后者，官府亦会请来僧侣埋葬处理。
当然，除了以上的做法还会有许多的方式处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古人对于这些疫情的控制还是十分的重视的。
像素说
提到瘟疫，就想起了十四世纪中叶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2500万人丧生于此。大多数史学家认为罪魁祸首就是当时称霸全球的蒙古大军。黑死病就是鼠疫，常通过鼠蚤叮咬（啮齿动物→蚤→人）的传播方式将动物身上的病菌传播给人类。
既然蒙古大军能将病菌带入欧洲，那么华夏大地能幸免吗？史载，元明时期，中原灾害瘟疫频发，除了受到寒冷气候（小冰河期）的影响，蒙古沙鼠也是罪魁祸首之一。
据统计，大明国祚276年，有疫情的年份竟有118年，占比高达43%。其中，爆发在万历年间的疫情更是令人发指，据专家估计，1580年，山西、北直隶和河南三省的总人口大概2560万人，然而到1588年时，大概还剩下1300万人，死亡率高达40%多。
据专家分析，这次大瘟疫实则就是鼠疫，1571年大明重启明朝和蒙古的边市，同时，部分中原农民迁居蒙古草原，无意中入侵了蒙古沙鼠的栖息地。慢慢地，携带病毒的鼠蚤从老鼠身上跳到人类身上。大约1580年，山西率先爆发瘟疫。尽管大明立刻关闭了马市，然而疫情已经向中原蔓延。1587年，京师瘟疫盛行，到了1588年，山西、陕西、河南及南畿、浙江等地同时发生饥荒和瘟疫。
死伤人口如此之多，是因为就当时的医疗水平，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鼠疫，因此大明朝廷也没有太好的措施来阻止疫情的扩散。但是面对这样的灾情，朝廷也并非无动于衷，那么，他们是如何来应对疫情的呢？
1）古时候，人们常将自然灾害瘟疫等看作是老天对执政者的警示或惩戒。因此，皇帝往往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同时要求朝廷官员修身反省，力惩贪官，清理冤案，减免赋税，赈济抚恤百姓。除此之外，还暂停宫廷舞乐，总之是期望老天看到执政者的悔悟，从而能早日撤回惩罚。
2）自洪武年间，朝廷为了应对多发的疫情，便在多地设有免费施药、施诊的惠民药局。而在京师，朝廷则会精心挑选太医，分别驻扎在京城内外，诊治病人，发放药材。据史载，明世宗亲自制订治疗瘟疫的“小饮子方”，命令礼部刊行。
3）隔离。年来水旱作灾屯，疾疫家家尽掩门。鉴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人们还没认识到鼠疫为何物？但已经清楚的意识到，只要接触患者就容易被传染，因此，便自发地通过禁足来隔离外部的传染源，从而保护自己及家人。
等到1911年的满洲鼠疫爆发时，伍连德虽然引进了西方的防疫方法，但显然对鼠疫还是束手无策，除了简单粗暴地将疑似病例隔离在官办的疫情医院。据说，先喝碗小米粥，接着泡20分钟的冷水浴，再换上薄棉袄。一顿操作猛如虎，是个人也该发烧感冒了，于是病情确认，从此，与外界隔绝，没有任何取暖设施，脸上撒上石灰，地上铺上石灰，病人就躺在冰冷的地上等死。病人死后，被统一深埋。
此举后来遭到很多家庭的抗议，人们不想被如此残忍地隔离，便刻意隐瞒家中的病人不上报，等到死后，才将尸体扔到外面。当然，这也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也许能保住一条命，但是也有可能因此搭上全家人的性命。因此，在医疗水平不发达的古代，甚至是遇上新病菌的现代，隔离仍是上上策，至少可以阻止疫情的迅速扩散。
读春秋思无忌
办法很简单。古代人口流动性小，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出村，官府把关隘城门一关，疫情就控制住了，肯定不会发展成全国性的瘟疫。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吃中药，药能治愈则治愈，如不然，就只能等瘟疫自己消散了。至于染病者能活下多少人，全看病毒有多强。这个时候一定要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体质差异，因为很多人光靠自身免疫力就能顽强的活下来。
简而言之，古人对瘟疫的控制手段，就是简单的“防”和“堵”。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里推荐一部电影《大明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到了近代，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官府能做的工作比古代多了一点。但如果没有针对瘟疫的特效药发明，官府对瘟疫的控制，仍然只能是防堵为主，没有更好的办法。
举例子说——“1910年东北鼠疫事件”。
1910年10月底，黑龙江省满洲里的一家客栈连续出现客人突然暴死事件。死者无一例外都是先发烧，然后咳嗽不止加吐血，最后因为呼吸困难而死。死掉的人，皮肤浑身都会呈现黑紫色，异常恐怖。
PS：这场鼠疫源自沙俄，但沙俄方面没做合理控制措施，导致不少中国矿工染病，所以最先出现鼠疫的地方就是位于两国边境线上的满洲里。
客栈老板被吓坏了，再加上客栈频繁的出现客人突然暴死的现象令客栈凶名大盛，无人再敢住。于是老板决定关店，先回家过年。
但是，最吊轨的一件事情发生了！
客栈老板回家不久，也突然暴毙身亡。亲戚们为老板停尸五天，举办丧礼。结果丧礼还没办完，客栈老板老家村子里便不断有人病倒，乃至暴毙而亡。
最后，整个村子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就变成了鬼村，到处都是呈现黑紫色的尸体。
看到这里，现在正在家“闭关”的朋友应该都能猜到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了——由于这是传染病，每一个接触到感染者的人都有几率成为病毒的携带者。所以这场瘟疫在大家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很快就从满洲里，蔓延到了黑龙江全省。
1910年11月6日，哈尔滨的一位铁路工人突然高烧不退。两天后，工人死亡，事后被确诊为鼠疫。
由于该名工人生前与很多人都接触过，所以不久后，几乎是一夜之间，好多哈尔滨家庭都是全家突然暴毙。就连负责维护现场和处理案件的警察、医护人员也纷纷染病倒下。
转瞬之间，鼠疫就像是开闸了的洪水，迅速在哈尔滨蔓延开来。
截止到1910年12月初，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达到一百多人。
注意，这只是一天的死亡人数。
哈尔滨“沦陷”不久后，1911年1月初，长春和沈阳先后“沦陷”。仅仅20多天，鼠疫就传遍了整个东三省。平均每月死亡一万人，很多家庭都是举家暴毙，直接被病菌灭门。
更可怕的是，由于当时的东北是全中国的工业中心，建立了全国最发达的铁路网络，瘟疫可以沿着铁道网迅速蔓延到关内。所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希望朝廷赶紧想办法，否则过不了多久，京城就沦陷了。
疫情如此凶险，势不可挡，清政府高层当然不敢怠慢。所以没过多久，由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极力推荐的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博士便成为了治理这场鼠疫的总负责人。以全权总医官身份赴哈尔滨，开始了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
1910年12月24日傍晚，伍连德先生带着一个助手抵达哈尔滨，当天夜里，他就深入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区域进行深入调查。
其实早在1910年11月8日第一例鼠疫患者死亡后，死者那极其明显的死状立刻就让在哈尔滨工作的沙俄和日本医学专家联想到了鼠疫。并且次日通过化验也确认了这一结果。
所以此时此刻，摆在伍连德面前的，不是确定这场瘟疫是否是鼠疫，而是鼠疫到底是从何而来？又应该如何防堵？
不找到鼠疫根源，防疫就无从谈起。
在伍连德调查清楚这些问题之前，东北当地政府听从了日、俄医学专家的意见，全东北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老鼠行动。因为当时的世界医学界普遍都认为鼠疫是跳蚤从老鼠身上再传播给人类的，比如当年让欧洲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就是这么传播的。所以日、俄专家便认为只要打死老鼠，就能掐断瘟疫源头。
然而事实证明，日、俄专家搞错了方向。东三省官民几乎把耗子抓绝种了，可瘟疫蔓延的现象并没有得到遏制。
瘟疫源头不是老鼠，那又是什么呢？
后来伍连德通过实地了解，发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消息——很多人与患者没有发生过身体接触，可依然会被感染。
前面说了，传统鼠疫是通过跳蚤这个中介间接传染到人体身上的，所以传统鼠疫要想扩散开来，被感染者与源头感染者之间，一定会有身体接触。可是，伍连德现在发现的信息却推翻了这一结论。于是这让伍连德开始有了一种猜测——这不是一般的鼠疫，而是一种变异过的，更凶险的鼠疫，它脱离了接触传播的限制，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具备人传人的能力！
而且伍连德通过对傅家甸区域的土拨鼠皮毛采样化验，也证明了自己的猜测。这就是新型鼠疫，而不是传统鼠疫。
PS：沙俄人和东北人都喜爱穿貂皮，但野生貂太少，于是就有很多人用土拨鼠的毛皮来代替貂皮。伍连德经过化验，得出了这场鼠疫的源头就是来自土拨鼠的皮毛。
有了调查结果，伍连德很快就向上级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思路。比如做隔离，给每个医护人员配发口罩等。
然而，伍连德的研究结论却受到了日、俄专家的反驳。他们认为伍连德的研究结论完全是无稽之谈。人与人之间没有身体接触也能传染上鼠疫？开什么玩笑？
为了反驳伍连德，法国医学专家梅斯尼决定进行实地调查。他于1911年1月5日前往中东铁路医院探视鼠疫患者。在进入传染病房之前，梅尼只穿戴了白色工作服、帽子和一双橡皮手套，并未戴口罩，就直接对四名患者进行了诊察。他绝不相信鼠疫会通过呼吸或唾沫传染。按传统鼠疫的传播方式，他是绝对安全的。
然而事实证明，伍连德的结论就是对的，这就是一种经过变异后的新型鼠疫。梅斯尼在接触患者后不到三天，就突然出现低热、头痛、寒战的情况，并在次日清晨出现咳嗽和痰涌。尽管梅斯尼第一时间入院治疗，注射了抗鼠疫免疫血清，但仍然医治无效，最后暴毙而亡。
梅斯尼死后，整个世界医学界哗然，大家都不敢再质疑伍连德，于是关于控制鼠疫，也就按照伍连德的方案正式全面展开了。
首先，清政府下令，封锁山海关，并在山海关外设立三道军事防线。从1911年1月13日开始，任何人出入山海关，都必须要先在军人的看守下滞留5日，待确认无恙才可以放行（当时鼠疫的观察期是五天）。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其次，东三省总督下令，从1911年1月14日开始，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停止运行，最大程度减少人员跨区域流动。
其三，所有人都配发口罩（伍连德发明了一种因地制宜的棉纱口罩，佩戴方法和如今流行的主流口罩基本相同），而且强制要求佩戴，不戴口罩者直接抓捕。
其四，严格控制人员窜门现象，尤其是哈尔滨鼠疫最严重的傅家甸区域，被划分为了四个小片区，这四个片区的老百姓分别配发红黄蓝白四种颜色的口罩。警察通过口罩颜色不同，控制不同区域内的老百姓相互窜门。
应该说，这是非常科学的防疫制度。
不过，尽管当时在伍连德布置并实施了各种科学的防疫措施，但疫情没有得到遏制，继续愈演愈烈。
防治措施没有效？老百姓纷纷质疑，以至于人心惶惶。一种恐惧和绝望的心情在民众中间蔓延开来。
伍连德认真审视整个防控措施，终于发现还存在的一个漏洞，那就是死者的尸体。因为鼠疫杆菌可以在尸身上存活很久，如果不把尸体处理好，鼠疫不会结束。
起先，伍连德想把尸体做深埋处理。但当时是深冬季节，天寒地冻，积雪达七寸高，不可能挖开土地埋葬。而如果等着春天雪化了再让死者们入土为安，到时候鼠疫又会传播开来，导致东三省再度“沦陷”。
于是深思熟虑后，伍连德奏请朝廷，请求以焚烧尸体的方式彻底断绝鼠疫。
按中国传统文化，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不能安葬就没办法见祖宗，把遗体烧了，这是大不敬的事情。并且一次性要焚烧几千具尸体，这是绝对不能让人接受的事。
所以伍连德的这个提议一经传开，立即就遭到了当地百姓甚至是地方官的一致反对。
不过好在当时远在京城的摄政王载沣没有犹豫，他准了伍连德的奏陈。于是在有了朝廷支持的情况下，东三省所有感染鼠疫的死难者遗体全部被焚烧。这是当地，甚至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中焚尸行动，烈火足足烧了几天才熄灭。
遗体全部焚烧后，奇迹出现了。
从1911年2月20日开始，东北所有采取了隔离措施的地区，死亡人数全部出现下降。
这是疫情开始以来的首次。
到了1911年3月1日，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首次出现了零死亡！
此时距离而距离伍连德下令焚尸的那天，刚好过去一个月，距离清政府封锁山海关，过去了47天。
从3月1日到3月底，整个东北，再也没有出现新的死亡报告。
没有出现新的死亡报告即说明，席卷了全东北，导致数万人死亡的鼠疫，得到了控制。
总体而言，传染病有三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
传染源和传播途径这两个要素，会因病毒的不同而不同。但不管是什么病毒，其对人类的伤害是一样的。
换而言之，如果出现传染病，你我他，大家都是易感人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所以一旦出现传染病，大家要做的就是尽量配合组织，一定要戴口罩，尽量不出门，切断传播途径。只要大家别瞎恐慌，听从安排，过了这个时期就行了。
千万别传谣，别传谣。也不要崇古贬今，觉得古人就能有什么好办法。
Mer86
我是水煮汗青，我来回答。
在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瘟疫，其中有困扰了欧洲几百年的黑死病，有震惊全世界的西班牙流感，还有几乎令印第安人灭绝的天花。
当古人遇到严重疫情的时候，会怎么做呢？
我们先不说外国的那些严重疫情，就以我们古代来说，古人在控制疫情方面还是非常积极的。
首先是救治
当古人遇到疫情的时候，由于当时信息并不发达，因此不好判断该病的传染性到底有多高，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医治。
医圣张仲景就是目睹过疫情的发作，当时他在南阳做官回来的时候，看到同族几百人死去了三分又二，有些人高烧脸红身有汗，掀开被子还特别怕风；而有些人身上无汗，但特别怕冷。针对不同的病人，张仲景开出不同的药方进行医治，后来也将这些药方写入著名的《伤寒杂病论》里。
明朝也是一个瘟疫多发的朝代，为此朝廷针对疫情也做了不少工作。嘉靖年间，如果发生瘟疫，皇帝会下令太医院打开大门，让太医们去民间为百姓看病，这一举动也深得民心。
嘉靖皇帝不但要求太医去民间看病，他自己也没闲着，据《世宗实录》记载，嘉靖皇帝曾亲自写过药方，制成《济疫小饮子方》，要求礼部把这药方散发给民间。嘉靖24年的时候，皇帝干脆直接在“朝天门外施药”。
清朝时期，天花就像幽灵一般困扰着大家。康熙因为得过天花后康复，因此登上皇帝的宝座，他也深知天花的危害性。那时候在民间有一句俗语：“生了孩子只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由此可见当时的天花有多么严重。
康熙十七年的时候，吴三桂等三藩叛乱，就在这紧急关头，皇太子胤禛又出痘了，这下可急坏了康熙。后来在康熙的悉心护理下，皇太子康复了，康熙重赏了治痘的知县傅为格，也将此人的治痘方法用在了其他皇子身上，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
其次是隔离
当古人意识到疾病具有强烈传染性的时候，也会将病人隔离。
西汉时期发生过严重的旱灾，接着就是蝗虫暴发，瘟疫横行。据《汉书》记载，当时朝廷为了控制瘟疫蔓延，免费为患病的灾民提供药物，进行救治，并且还专门安排了空房子给患病的人住。
《汉书·平帝纪》：“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东汉时期，汉军在一次西征的时候，军营里发生了瘟疫，据《后汉书》记载，所有被感染的兵将们都被统一安置到了“庵庐”之中。这个庵庐也是相当于现在的隔离所，就是为了将患病的人与健康的人隔离。
清朝时期由于天花肆虐，朝廷专门建设有“避痘所”，不过这个场所并不是安置病人的，而是健康的人在这里居住，防止被感染，承德避暑山庄就是当时皇家用于避痘而建的场所。
结束语
由于缺少发达的网络科技，古人对重大疫情的判断和控制可能会有些慢，但针对疫情所做的措施还是和现在差不多的。那个时候没有抗生素，也没有病毒病理的分析，在疫情面前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比如建安二十二年的那场大瘟疫，建安七子有五子死于那一年，曹植在《说疫气》里描述了当时的惨状：“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关于建安大瘟疫，有人说可能是出血热，也有人说可能是流感，不过古人对这些名词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因此史料上也没有写当时是哪一种疾病。
随着人类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对病毒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不管从技术手段还是反应速度都比古代要先进。
水煮汗青
说实话，没法儿控制。
古代医疗水平低下、信息交流不便，政府对于民间的执行管控能力更是低下，面对具有传染性的疫病，只能是听天由命。
抵抗得了得就生存，生存不了得就被淘汰，总结起来就八个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所以古代一旦爆发瘟疫，常常是大面积的染病死亡，十室九空。
早在三国时期便有着瘟疫的相关记载，曹植曾在《说疫气》中如此描写道：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说疫气》
当然，影响最为深远的应该是明朝末年的鼠疫。当时的明朝可谓是天灾人祸不断，首先战争不断，万历三大征几乎耗光了明朝百年的积累。而又因为遇上小冰河时期，气候大变，洪涝旱灾不断，以及由此引发的蝗灾肆虐。陕西、河南一带年年灾荒，饥民遍野，饿殍遍的。国力疲敝且腐败的明王朝根本无力救灾，无路可走的老百姓为了活命，不得不造反，这便是明末农民起义的源头。
所以正是因为瘟疫大面积的传播，使得本就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不堪重负，最终覆灭。
甚至于明朝的灭亡就可以归咎于鼠疫。众所周知，当年明朝灭亡前夕，李自成兵临京城，崇祯皇帝不是必须得死。他完全可以迁都，去到南京。不说可以翻盘，但至少可以稳固南方，甚至于辽东的皇太极也没有机会入关。
但崇祯他没有迁都，而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最终吊死在了煤山的那棵老歪脖子树上。他倒是死了，但南边的小朝廷因为崇祯的死，群龙无首，各派系勾心斗角，一盘散沙，根本无法抵挡八旗军队的铁蹄。
而当时崇祯之所以不迁都，一方面是面子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形势其实还不算坏。京城城高墙厚，并不是没有固守的能力，再加上周边勤王之师尚存，京师并不是孤城。这是当年土木堡之变后京师保卫战打下了的经验。
但是他们忽略了京师横行的瘟疫，从黎明百姓到军队士兵，瘟疫乃是无差别攻击。被瘟疫肆虐后的京城，面对李自成的大军，根本毫无抵抗力，所以很快便被攻破。
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当然，不仅仅是咱们中国，国外面对瘟疫同样无能为力，比如公元十四世纪中叶的欧洲黑死病，短短数年时间，夺去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到当时欧洲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古代，面对瘟疫，治疗的难度是很大地。诚然，虽然我们有《伤寒杂病论》、《肘后方》、《温热论》等一些在瘟疫传染病方面有价值地医学巨著，但总的说来，其治疗难度很大。其更多的还是一个提出问题阶段。
当然，古人也不是说完全得无能为力。瘟疫虽然没法儿治，但是可以防。
比如“隔离”，这种办法至今都是防控传染病的最有效办法。因为“隔离”是阻断了病毒的传播，没有病毒传播，自然就不会被传染。那么接下了就只需要去治疗已经被感染上的病人。
早在东汉时期，医者们就意识到，面对瘟疫，首先需要把病人隔离起来。
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
当然，这种情况基本是发生在城里。在没有条件的乡间，基本就是一有传染病，便找个地方给你搭个棚子，把你丢到那里，每天送点吃的，觉得自己好了再下山。
再比如前面提到的欧洲黑死病，欧洲人同样采取了隔离的办法。当时的威尼斯人不准带有瘟疫的船只靠近威尼斯，同时所有抵达威尼斯的船员须在船上隔离40天。
当然，古代的科技水平有限信息交流不畅，执行管控能力差。其实很难做到全方位的隔离。你比如明朝末年的鼠疫，在难民群中爆发，根本没人去管。再有威尼斯人的隔离办法，虽然船员虽然被隔离了，但并没有隔离掉船上的老鼠，这些携带着鼠疫杆菌的老鼠溜进了威尼斯之后，黑死病依然在威尼斯爆发。
咱们现代为什么瘟疫的致死率和爆发范围要比古代少？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更好的隔离措施。路上的封堵，信息上的宣传，以及政府的执行力度，可以较为理想的将疫情控制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
当然，除了隔离还有消毒，尽可能地从源头上消灭病毒。现代社会又消毒水、喷雾等等措施，相对要更方便。而古代虽然也有消毒办法，但效果相对就要差上许多了。比如古人会用生石灰、或者焚烧感染者尸体地办法。
总的来说，古代只要遇上瘟疫，那基本就是一场浩劫。当然，其实在咱们现代，瘟疫同样也是一个大难题。一旦遇上致死性、变异性强地新型病毒，我们采取的其实也都只是“防控”为主，治疗为辅的办法。
无论古今，那都是如此。所以，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疫情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勤洗手、戴口罩、讲卫生。注意身体健康，保持免疫力，不要做被淘汰的那个人。
白话历史君
从古到今，人类遭受了无数的瘟疫，在古代，因为医疗卫生条件落后，每次经历瘟疫都会死伤无数，那么，古人面对瘟疫等传染病，是如何来控制疫情的呢？
在古代，如果发生瘟疫，官府都会重视起来，一般都会采取以下几种措施来控制疫情：
采取隔离措施
在古代一旦发现沾染瘟疫的病人就要进行隔离，隔离就是把受灾区的全部人集中在一个地区集中处理，除了政府官员医生都不允许人进来，同时也不让任何人离开。
通过隔离病人，可以有效防止传染病的扩散，如果有得了瘟疫而死的人，为了避免感染其他人，官府会给民众提供草席棺木让民众掩埋死者，并且一律将其火化。
派官吏问诊施药
古代医学技术不发达，百姓手里可用的药物很少，有些药物昂贵是普通百姓们无法承担的，一旦瘟疫爆发，皇帝一般都会命令太医院开门，令太医等人深入民间问诊、施药。
除了官方就诊施药以外，官府也会向民众发放钱财，动员民间大夫和民间医馆，共同对抗瘟疫，如此一来，不仅可以控制住瘟疫，还可以给皇帝在民间留下亲民爱民的好名声。
在水井里面撒药
瘟疫发生的时候，古人还充分发挥水井这当时重要饮用水源的作用，给水井加栏，上盖，必要时直接将治疗瘟疫的药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饮用，如此一来，也能有效治疗和预防瘟疫的传播。
消毒处理，预防疾病传播
中医在古代就已经有消毒的意识了，在疾病爆发的区域，会使用醋或者石灰进行消毒处理，宋代的时候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蚊虫以预防瘟疫，而且禁止灾区的百姓随意出入城门，对来往的车马都要进行消毒。
综上所述，在古代古人一般采取隔离、掩埋尸体，消毒、官府有专门机构发放药物等措施来控制疫情，在古代，交通并不发达，同样瘟疫传染起来也很慢，慢慢瘟疫就被平息了。随着古人对抗瘟疫的经验不断积累，古人对瘟疫的预防也日渐科学。
小聪历史客栈
古代的医疗水平非常差，一旦爆发瘟疫，再加上交通落后，政府反应速度慢，在古代十室九空的现象就很容易发生。
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大型瘟疫，也造就了很多名医，甚至一些医生在古代的药方在现代还在使用。
例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论》中就描述了许多传染性疾病的不同治疗方法，直到现在，日本还在用张仲景的药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疾病。
而导致疫情爆发的原因有很多，大多数都在天灾发生之后还有战争等。
古代是怎么防止疫情的呢？
不治己病治未病
早在2000多年前诞生的《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己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就是在未发病之前先治病，这种治疗方法被现代医学家认定是最有效的预防疫情的发展。
早在公元前10世纪我国就已经发明了疫苗，即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里的痘浆和痘疮结痂，或者是天花病人穿过的衣服去感染未患天花病的人，由于这种感染的天花比较弱，被接种人体内会对天花产生防御性反应，获得天花的免疫力。这种方法后来传进西欧，促进了现代免疫医学的诞生。
卫生
古人非常注重卫生，秦朝就曾有刑法规定:不允许随地扔垃圾，衣冠不整面容不洁的人同样会受到刑罚，并且在城市地下设立下水道。而西方因为没有相关卫生条令，导致粪便满天飞，造成了瘟疫频发。
隔离
公元2年，青州发生瘟疫，汉平帝下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考古学家还发现，早在汉代就有了专门用来隔离患者的区域。
中医
在古代瘟疫爆发之际，中医系统的理论观念对治疗疫情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分内治与外治，内治指的是各种草药，外治指的是针灸、艾灸等，许多方法至今仍在使用。
消毒与焚烧
消毒和焚烧可谓是古代减少瘟疫的两大法宝，利用生石灰把细菌杀死，然后把因病而死的人焚烧成灰埋在土里。
据统计，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我国一共发生了321次瘟疫，由于中医的有效治疗及预防，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西班牙大流感 、黑死病等重大瘟疫。
调侃历史
最近武汉肺炎疫情举国关注，那古时候的人又是怎么样控制的呢？
宋朝的时候：人们已经知道喝开水减少生病。而且宋朝是最富足的朝代，中医发展很快很受重视。有大型的医院，疫情时可以隔离病人。苏东坡遇到一次传染病，修建投资了一家大医院，叫做安乐坊，后来接受社会捐助，又做了扩建。后来朝廷觉得不错，收为官办。成为公立医院。然后全国推广。种痘这种疫苗防治从宋朝到清朝，发展出四种种痘法,即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水苗法。康熙皇帝还亲自研究天花，大力推广种痘法。不过，后来的同治皇帝却依然死于天花。从古至今，期间大量医学家和医书都在宣传预防传染病，比如《论衡》告诫人们不能吃老鼠碰过的东西；《金匮要略》则指出，决不能吃被虫子、蚂蚁咬过的掉在地上的果实；《淮南子》总结民间经验，认为被打死的病犬不可以投入水中，否则会污染水源。
明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传染病专著——《温疫论》，该书对传染病(瘟疫)的病因、感染途径、发病规律等，作了深刻的探讨。清代已经有非常完善的法律法规，发生疫情时检疫，隔离，消毒，上报朝廷，政府，社会和NGO都会积极救助。尽管如此，因为科技条件，清代还是因为鼠疫死了很多人。
不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要加强疫情防范意识，多喝水、勤洗手！
宁哥说事
不要低估古代人的智慧，古代虽然医疗条件落后，但是也是尽可能的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对疫情进行控制的。
我国周代就对瘟疫有了记载，是世界上明确有文字记载瘟疫最早的国家之一
关于瘟疫在我国史料中很早就有了记载。
比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
吕氏春秋·季春纪》中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我国史料及医书中记载的瘟疫实际上就是现在官方术语传染病。
疫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又称做瘟疫。瘟和疫同义，均指传染病。顾名思义“瘟”字与气候升温有关。
《黄帝内经》之《素问·本能病》篇说：“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瘟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
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可以说我国古代在很早就知道传染病的危害了，而且对其成因及危害有了非常详尽的描述，对比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泛滥的时候大部分欧洲人认为是上帝的惩罚，高下立判。
古代医书对瘟疫的治疗及预防有详尽的描述
古代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
《黄帝内经》支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意思就是瘟疫虽然可怕，但只要提升人体免疫力，瘟疫病毒就难以攻破人体防线。同时还指出“避其毒气”，就是让我们要避免接触传染源。这些现在传染病的预防大同小异。
明朝医家吴又可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他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上面说的吴又可就是电影《大明劫》里的那个医生。
其实仔细翻看古代医书，对瘟疫有不少详尽的介绍以及方子，中医和现代医学是相辅相成，虽然有缺陷但也是不断进步和改进的。
古代官方及民间对瘟疫的防治手段
古代王朝在稳定阶段对于疫情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农耕社会，劳动力就是第一生产力，人口是最大的财富。
一、隔离法很早就被我国用于治疗瘟疫。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泛滥，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欧洲人才想到隔离患者，而我国在很早就用到了隔离法。
我国早在先秦时已出现了将传染病人隔离的现象，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政府在给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的同时，专门腾出空房子来安置患者。
可见早在先秦、两汉时期，我国就对瘟疫采取了隔离法，可以说领先于当时各国。
二、用药剂诊疗。光隔离肯定是不行的，治疗瘟疫的药剂是少不了的，我国古代朝廷在瘟疫之年基本都有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做法。比如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所载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临安出现瘟疫，朝廷推出了“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史载“活者甚众”。
再比如明朝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发“疾疠”，嘉靖皇帝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民众，效果也相当好。
三、将死者填埋，防治瘟疫扩散。在我国古代也很早就认识到死去的瘟疫患者也是传染源，这些人必须填满。一般就由当地官府出资，出钱让人填埋尸体。比如北宋仁宗年间，京城大疫，仁宗赵祯就下诏，掩无主尸，赐给棺材：“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南宋宁宗赵扩，在流行病发生时也曾向贫民及疫死的军人家属赐药、发棺殓费。
四、注意个人卫生，保护水源。说到这里我又要说道黑死病了，不是我黑当时的欧洲人，当时欧洲人根本没有意识到瘟疫和水源污染，肮脏的动物有联系，而我国古代很早就开始对饮用水源的保护，水井就是中国古人保护饮用水源而发明的，古人还会给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
五、禁止食用病死、被污染等问题畜禽肉。早在我国东汉时，不食死、病畜肉、鱼肉成为民间常识。当时的医学专家、中国古代“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记，不少都是饮食禁忌：“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可见古代中国人是很智慧的，除了没有现代医学知识外，对疫情的了解和控制实际上已经达到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了。
古代由于医疗技术、科技水平限制，大疫的破坏依然很严重，尤其是乱世中瘟疫杀伤力惊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科技、医疗水平高度发达，疫情的危害已经大大减少了，而且对疫情的控制也得心应手了。
我家的猫叫皮蛋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瘟疫的爆发，古代的时候因为医疗水平比较落后，防范手段比较低级，一旦发生瘟疫之后传染还有致死的率都非常高。
因此在史书上记载，每一次发生瘟疫都会造成数十万人甚至一个地区的灭亡，一个村死的一个人都没有也是常有的事情。
古代的瘟疫如此厉害，那么古代是通过什么办法来控制疫情的呢？他们都是由什么手段来治疗得瘟疫的人的呢？
纵观相关历史资料，人类历史上发生瘟疫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比较知名的两大瘟疫，一个是欧洲的黑死病，另外一个就是大明年间的鼠疫，有学者称这两个疾病都是蒙古军队从草原带出来的一种流行传染病。
这个流行病在欧洲造成了2500万人的死亡。而在明朝史料记载，明朝的鼠疫造成山西，直隶，河南三省人员大量死亡，当时三省在爆发之前的人口多达2560万，但是等到8年瘟疫过去之后，人口剩了不到1300万，死了将近一半的人。
正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瘟疫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式，而且致死率非常高，所以人们对于瘟疫都非常的害怕。
古人将瘟疫会看成是老天发怒在惩治人间，因此在瘟疫爆发之后，家都会重点治理贪官污吏，而各地官员也会躬身自省，并且赶快祭拜上天，希望上天能够饶过百姓。
也会认为是有哪位官员审了冤假错案，导致上天震怒，国家会将之前审过的案子重新梳理一遍，如果要是用冤假错案尽快平反。
所以中国古人对抗疫情一个手段就是通过国家和官员们集体反思，但这也是一个没有用的方式。
当然在发生疫情之后，地方政府还会免费发放预防作用的药品，比如说会将一些药品直接投入到井水里面，让老百姓打井水喝从而达到一定的预防效果。
在古代也有一些专门抗病毒的中药方，比如说现在很多抗病毒口服液都是纯中药制剂，通过提前饮用这些药品来达到预防的目的。
对于那些已经得了瘟疫的村子，会让军队强制隔离封锁村子，尽量不让村子里的人出来，以防疫情到处传播。
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凡是接触的那些得过瘟疫的人都会被传染，所以会强制将得了瘟疫的人给隔离开来。
当时人们也非常自觉，若是村子里有人得了瘟疫，其他的人都会藏在家里不出来，除了必要的打水或者说买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之外，其余的时间都待在家里。
对于一些因瘟疫死亡而且无人埋葬的尸体，官方也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处理，比如说火烧或者说用生石灰掩埋放水杀毒。
疫情爆发期间，国家也会组织相关医生赶快进行相关的人体实验，测试不同的药方，找一些轻症患者或者重症患者进行实验治疗，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会有很多医生因此染上瘟疫去世。
由于古代没办法研究这些瘟疫病毒的特性所以在测试药方的时候成功率非常低，而且因为人的体质不同所以很难找出一个能够治疗所有瘟疫的药方。
不过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医生总是冲在对抗瘟疫的第1线，这一点是无可否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