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的丧钟早在百年前就已经敲响，初时袅袅轻鸣，渐至震耳欲聋。在那幢即将崩塌的大厦前，有人拆墙，有人添砖，有人一边拆墙一边添砖。
掌权的人是清廷走投无路求革新时，壮大起来的军事领袖，辅佐的文官是熟读经史子集又敢睁眼看世界的前朝仕人。有变革，有创新，然而在国是、宪政、党派这些政治元素之外，整个社会依然蜷缩在旧砖瓦垒起的屋檐下。
1912 年3 月10 日下午3 时，北京石大人胡同的前清外务部公署前正举行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典礼。参会的百余人中，“内有洋服者，有中服者，有有辫者，有无辫者，有红衣之喇嘛，有新剃之光头，五光十色，不一而足”。
典礼的主角是即将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典礼开始，身着军服，佩戴长剑的袁世凯面南正立，宣读誓词：“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这个政府有个广为人知的称呼叫“北洋政府”；而这个时期也被称之为“北洋时代”；这个集团则被称为“北洋军阀”。
袁世凯是北洋军阀集团的核心灵魂，他虽死于1916 年，但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928 年张学良东北易帜，而要论及北洋系的形成，则可追溯到更早的晚清时期。北洋系从形成到覆灭，前后40 余载，中国的内忧外患，莫不和这个集团息息相关。
私塾先生徐世昌
1879 年，未及弱冠之年的袁世凯在陈州结识了25 岁的徐世昌，两人交称莫逆，时相过往。当时徐世昌尚未入仕，在做过私塾先生，担任过各大小县衙文案等诸职后，决定入京赶考。但徐世昌与当时的很多读书人一样面临一个问题，那便是空有满腹诗书，奈何囊中羞涩。他的挚友袁世凯雪中送炭，四处张罗为他筹到一笔资金。徐世昌没有辜负好友的期望，在此后的应试中先得举人，再中进士，于1886 年任翰林院庶吉士，从此仕途步步高升，直至当上民国总统。徐袁之交大概是北洋人物中最早达成的交情，对于袁世凯而言，徐世昌既是良友，亦是其毕生最重要的谋士。
1897 年12 月，在袁世凯的奏请下，已入翰林的徐世昌被批准兼管新军营务处。徐世昌以双重身份往来于京、津之间，可以及时将宫中的消息传递给袁世凯。到天津任职对徐世昌而言也是地位的转变，例如他当翰林时，年俸仅45 两，而给袁世凯做谋士，年薪则达2000 两之高。
庚子之乱期间，徐世昌曾随慈禧与光绪帝逃至西安，待两宫回銮后，他即受到慈禧召见，开始为当权者所重视。之后徐世昌协助袁世凯在天津做成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创造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1904 年，在袁世凯的保荐下，徐世昌升任巡警部尚书，负责京师的治安。这支警察部队虽是袁世凯所建，但建警理念的奏折、警察的章程等细化工作皆出自徐世昌之手。
留美幼童唐绍仪
1884 年12 月4 日，以金玉均为首的朝鲜开化党在日本协助下暗杀了7 名守旧派大臣后，发布新政纲，史称“甲申政变”。
袁世凯于12 月6 日率领清朝驻朝军队两百余人前往弹压政变，行至穆麟德家门前时，“见到一个中国青年持枪守门，意气凛然，袁勒兵后退，两人互道姓名，才得知这位青年是唐绍仪”。
在历时仅三日的“甲申政变”中，袁世凯最大的意外收获便是结识唐绍仪。当时的唐绍仪年仅22 岁，袁世凯也不过26 岁，两位年轻人惺惺相惜，结成莫逆之交。
唐绍仪自幼求学于上海，于1874 年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当时亦算不可多得的麒麟才子。来往中，唐绍仪还向袁介绍了一些政经读物，如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还有《万国国力比较》《日本宪政略论》等，并向袁介绍自己的美国实地见闻，充当袁“政治现代化”的启蒙导师。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感到处境日危的袁世凯化装成平民逃离朝鲜，于7 月22 日抵达天津，结束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高潮。当时唐绍仪身配双枪双刀，一路骑马护送袁到汉江边，看着他登上英国外交官朱尔典准备的兵舰。袁世凯离开朝鲜后，职务由唐绍仪代理。后来袁世凯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唐绍仪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为袁世凯最为重要的臂膀之一。
北洋三杰
甲午战争以清军的惨败，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朝鲜也因此脱离了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朝鲜的悲剧压垮了李鸿章，却成全了袁世凯。《马关条约》签订后6 个月，袁世凯终于接到负责起草计划筹建新军以及制定新军章程的任务，即将迎来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小站练兵。之前结识的徐世昌、唐绍仪此刻都已被袁氏招到帐下效力，徐世昌担任参谋，唐绍仪则主要负责文案。
徐世昌与唐绍仪虽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负责的各项工作也成绩斐然，但他们毕竟都是文人出身，并非新型的军事人才。袁世凯虽“自认文武全才，但他毕竟没有军事的实际知识”，于是向天津武备学堂的总办荫昌求助。
荫昌是旗籍道员，本人没有太显赫的战功，但其识别军事人才的眼光却很独到，他向袁世凯推荐了冯国璋、段祺瑞、梁华殿和王士珍四人，除了梁华殿之外，其他三人成为日后大名鼎鼎的北洋三杰，而梁华殿未能成名并非其能力不济，而是运气太差，他在调往小站不久后，就在一次夜间操作中失足掉入水中淹死。
北洋三杰后来分别得到了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的绰号，他们能力各有长短，经历也不尽相同。
“北洋之龙”王士珍给叶志超当过书办，曾被选送至武备学堂受教三年，参与过甲午战争。
位列北洋三杰之首的王士珍，颇有些名士风范。袁世凯升任北洋大臣后，对王士珍更为器重，但凡重要的军事问题，“必咨询士珍而后行”。袁世凯所写的奏折中，无论上奏或下发，他也一定先让王士珍圈阅修改和临发前审阅，王士珍因之被称为“龙目”。
袁世凯则赞誉他“聘卿乃北洋第一军事人才也”。不过，王士珍骨子里的忠君思想也比较重，因此他与袁世凯之间的交往更多的只限于公务。1912 年清帝退位后，王士珍也辞官归故里，直到袁氏欲行称帝时才再度出山。后来袁世凯因洪宪帝制之事与段祺瑞、冯国璋先后闹翻，唯有王士珍，直到袁临终前都一直守在他的病榻前。
“北洋之虎”段祺瑞的军旅生涯起步很早，少年时期就有怀揣一块银圆徒步数十天二千余里，来到山东威海投奔任管带的族叔的经历。同年9 月，段祺瑞以优异成绩考入武备学堂第一期预备生，后被分入炮兵科。毕业后，颇受器重的段祺瑞被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对西方军事制度颇有研究。
当初新建陆军选将时，袁世凯早就内定了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三人都作为协统，以达到互相牵制，便于控制。不过依照当时定的规矩，要当上协统必须先通过考试，结果王士珍与冯国璋在前两轮考试中都顺利通过，只有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段祺瑞两次都没能及格。
段祺瑞因考试失利闷闷不乐，同时他更担心如果第三次考试还考不上，就可能屈居人下。就在他为此焦虑之际，有一天袁世凯忽然命人让段祺瑞去见他。段祺瑞奉命到达袁世凯府邸后，袁世凯“东拉西扯，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直到临走时才塞给段祺瑞一团纸，段祺瑞拜别上司后，将纸团打开一看，发现竟然是考试的试题。
袁世凯在考前故意泄露试题之举，不仅达到他预先让三杰平衡发展的目的，同时也卖给属下一个天大的人情，可谓一举两得。
袁世凯暗助考试之事令段祺瑞毕生为之感动，此后常对知交说他受袁宫保的私恩太重。1901 年，也就是段祺瑞的夫人吴氏病故后一年，袁世凯将自己的表侄女张佩蘅许配给段祺瑞。
“北洋之狗”冯国璋是秀才出身，在武备学堂步科班毕业后，后又成为中国驻日使臣裕庚的随员，在日期间与一些日本将领结交，考查日本军事，编著兵书。冯国璋于1898 年底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后，一度成为袁世凯练兵的得力助手。他不仅制定了一套营制军规、训练章程及考核制度，并编著了新军训练的基本教材《新建陆军操法详细图说》。
1896 年回国后，冯献书于聂士成，后者不感兴趣，冯只得转投袁世凯。袁世凯对冯著给予了高度评价，视为“鸿宝”，称“军中学子无逾公者”，后来新建陆军兵法操典也多出自冯手。
后来很多历史书籍及影视作品将清末的北洋军刻画成一支“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的私家军或许有所夸张，但袁世凯的确是北洋军不可或缺的人物，即使在他下野后依旧对这支军队发挥影响。
北洋系掌舵人
经过“庚子国难”，老一代的朝中重臣死的死，走的走，袁世凯成为取代李鸿章，众望所归的唯一人物。在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跃成为北洋正统的领导人。
从新建陆军发展到北洋六镇，袁氏帐下也已是将领辈出，谋士如云。武将中比较著名的如副将张勋，此人在小站练兵时期担任工程营管带，后随袁世凯到山东清剿义和团，1899 年升至总兵，原本在北洋军中不算出彩，但因其在民国年间制造了一场12 天的“张勋复辟”而人尽皆知。
都司曹锟也是天津武备学堂出身，到袁世凯帐下后颇受器重，后于1907 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军第三镇统制官，此人后来靠贿选当上了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守备孟恩远原是行伍出身，新建陆军组建后投奔到袁世凯麾下效力，从此仕途平顺，步步高升，至民国初年时坐上了吉林督军的高位…
除了武将，袁世凯还笼络到一批文人与谋士。1903 年，一名梁姓考生因在应试期间被人造谣为梁启超之弟，引起慈禧太后不悦，导致原本考得第一名的他被强行刷掉。这位梁姓书生落榜后深感自己怀才不遇，终日闷闷不乐，就在此时，唐绍仪将他引荐给袁世凯，并被袁氏启用为北洋编书局总办，“从此北洋兵书多出于梁氏之手”。这位梁氏书生就是日后被称为“北洋财神”的梁士诒，民国成立后，他曾担任北洋政府交通、财政高级官员，亦是后来洪宪帝制的主要推手之一。
北洋圈的生死劫
袁世凯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巩固自己的北洋圈，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担心年迈的慈禧一旦撒手归西，光绪帝重新掌权，他将遭遇灭顶之灾。1908年11 月15 日，袁世凯担心的这一天终于来了，不过对他而言还不是最坏的情况，因为慈禧死去之前，年轻的光绪皇帝也驾崩了。但摄政王载沣将对袁不利的消息在当时路人皆知。
老练的袁世凯最终逃过了此劫。究其原因，除了在朝堂上张之洞以“国有大丧，不宜诛戮大臣”为由坚决反对外，从根本上拯救袁世凯的还是他精心打造的北洋圈。
载沣的儿子，末代皇帝溥仪也有一段回忆说：“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后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结果是裕隆太后听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
1909 年1 月2 日，载沣以皇帝的名义明降上谕，命“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袁世凯在晚清最显赫的一段时光也随着这道圣旨走到终点，临行前，他将在北京新购置的府学胡同私宅赠给了段祺瑞。但只要北洋圈还在，袁世凯对朝局的影响就不会消失。
北洋时代新气象
北洋政府时期三十余任内阁，常有大来头的人物担任教育、农林、工商总长，通常这是一种调剂，给那些出策出力有名望的人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闲职。
但是很多工作还是开展起来了。民国元年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教育宗旨，废除了旧时忠君、尊孔的主旨，改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袁世凯时期教育方针有复古的趋势，但新的学制、新的课程标准还是得以推广和实行，入学人数显著增加，高等教育和女子教育发展起来。农业和实业方面，提倡并保护民间兴办企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开矿、金融等行业，成立农政机构，设立农业学校，对中国传统农业进行改良，并鼓励垦荒。尽管很多措施影响有限，经济还是有所增长。
于是我们看到的北洋时代，南北军阀割据，谁都想做大。但有资本和有知识的阶层开始展示自己的力量，民国初年的新气象多由他们而起。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陋习依然广泛地存在，普通人依然挣扎在温饱的边缘，整个社会的面貌，总不能局限于社会上层一部分人的新鲜尝试。
平民的生活从来不写进正史，城市以外的广大农村也常常在视线以外。人们总是关注政局的变化，关注戏剧性的事件，对那些千百年来一直默默消长的人和事，最多只看到他们被时代牵动时微微惊起的波澜。辫子剪掉了，缠足放开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然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到什么程度才算真正的改变？我们有必要将目光移向庶民的世界，在街头巷尾田野间寻找新与旧分量迥异的存在。老北京城的文化魅力
北洋时期是新与旧之间一个山重水复的过渡，此时新秩序正尝试建立，旧势力并未消除。这个时代的新，在于晚清以来对革新思维的种种禁锢豁然放开。这个时代的旧，则在于几千年的旧文化旧传统已深入民族的根基，注入每个人的骨髓，一路走来的惯性之大，撼动不易。所以有人还要做皇帝，有人怒斥白话文，贫民的窘困一如从前，种种弊端并无实质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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