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葉一劍（方塘智庫創始人）
2月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強調，“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們一定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要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能力”。
很顯然，這樣的研判和要求，不僅適用於國家層面整體性的現代化治理體系的構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也適用於包括湖北省和武漢市在內的地方層面的現代化治理體系的構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
城市和區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觀察和實踐視角，不但體現為城市和區域對國家戰略部署的遵循和落實，還需要城市和區域在很多方面和很多具體的實踐中，依託當地獨特的資源稟賦、具體的執行環境和時點以及當地管理者和主政者的獨立思考等，做出更富創新性的探索，在推動城市和區域不斷走向良治的同時，亦為動態化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做出貢獻。
區域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重要組成部分
北京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長、中國城市治理創新聯盟理事長俞可平曾公開表示，新型城鎮化極大推動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但同時也帶來許多城市治理方面的問題和挑戰，如何解決城市進程中遇到的問題關係到整個國家的治理現代化，“無論政府治理現代化，還是城市治理現代化，人、制度、工具或者技術，這三個要素不可或缺。城市治理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既要提高管理者的素質，又涉及到整個治理體制，同時也需要工具的現代化”。
如果以此觀點來對中國當下的城市和區域治理體系構建和治理能力提升進行分析的話，在我們看來，隨著《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發佈，至少從中央和國家層面對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一系列制度構成做出了綱領性指導，基本制度構建的問題已經基本上解決，並對一系列具體的改革創新命題給出明確的目標，對國家治理中的一些底線問題、法制問題、導向問題也做出了規制，這些可以說是為城市和區域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普遍性指導。
就“工具或技術”而言，隨著全國智慧城市建設的大力推進，不但越來越多的先進技術設備作為城市建設和運行的基礎設施被採用，而且，基於這些先進的多元化的硬件基礎設施的改善，結合城市運行的社會機制、經濟機制、行政機制等專業研究積累，還進行了基於大數據、雲計算、超級連接支撐的平臺搭建，無論是政府還是市場機構，對城市運行狀態的監控和了解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說，無論是從某一城市和區域為單元的治理工具的獲取和應用來看，還是以整個國家為單元的治理工具的獲取和應用來看，對很多城市和區域而言，治理能力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甚至在很多城市和區域，已經建立了全球領先的優勢，併成為全球智慧城市建設的實驗場和標杆。
剩下的就是“人”的問題。這其中雖然不僅限於城市的管理者和主政者，但城市和區域的管理者，尤其是主政者顯然佔據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不但提出要“堅持德才兼備、選賢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養造就更多更優秀人才的顯著優勢”，還明確提出要“健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制度。完善擔當作為的激勵機制，促進各級領導幹部增強學習本領、政治領導本領、改革創新本領、科學發展本領、依法執政本領、群眾工作本領、狠抓落實本領、駕馭風險本領，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
總體來看，隨著我國地方主政官員群體越來越表現出高學歷、年輕化、國外訪學經歷、基層崗位歷練、專業科班出身等特點，雖然不能說體制內官員集中了中國最大數量的社會精英人士，但絕對是中國現有精英群體中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無論是在城市和區域平時發展中的戰略制定、政策執行、品牌營銷、社會互動、招商引資等方面的表現，還是在一些危機處理中的應對自如，都表現出了較高的綜合素質，不但獲得了來自媒體和公眾的關注和掌聲，有的還直接成為了所在城市和區域的一張名片。
比如，這些年表現搶眼的青島市委書記王清憲、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雲南省長阮成發、原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原山西大同市長耿彥波、原貴陽市委書記陳剛、原浙江省長李強、原貴州省委書記陳敏爾等，而且，因為這些地方主政官員在互聯網上的超高人氣，也被網友稱為“網紅市長”、“網紅書記”、“網紅省長”等。這些明星主政官員不僅給所在城市和區域的老百姓帶來了更多的發展自信、文化自信，甚至政治自信，激發了當地的發展熱情和共識，而且，因其較強的人格魅力、戰略魄力和高效的執行力，還贏得了更多市場機構和企業的認可，客觀上為所在城市和區域帶來了更多的產業發展資源和社會治理資源，帶來了更多來自全國乃至全球的資源配置，從而為所在城市和區域贏得了更多的發展機會，甚至帶來了超常規的跨越式發展格局。
在我們看來，從城市和區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角度來看，這些明星主政官員不僅是當地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一環，而且是重要的長板優勢體現，甚至成了重要的標籤。而且，在制度和工具（或技術）獲得了普遍性供給的背景下，人的因素以及最具代表性的主政官員的選擇就成了推動城市和區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最重要的變量，平常是這樣，面對突發的重大公共危機的時候，表現得將更加直接和明顯。
雖然面對公眾和媒體鏡頭的表現不是評價一個主政官員綜合素質和能力的全部標準構成，但讓大家擔心的是，作為一個地方的主政官員，發生了這麼大的危機，面對媒體和公眾的時候，如果連基本的坦誠和專業表達都做不到，很難想象在平常的城市和區域治理中就能夠做到坦誠和專業。
所以，在思考和考察城市和區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候，我們不僅要看到一個或多個優秀的主政官員對一個城市和地區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及高質量發展所可能帶來的巨大正面作用，還應該看到一個或多個平庸的主政官員對一個城市和區域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及高質量發展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可能是綜合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僅在具體的戰略規劃、政策制定、執行效率、價值導向等方面產生直接的影響，而且，還可能影響當地的發展自信、社會價值認同、城市品牌認知，進而影響當地的產業發展和社會治理。
在我們看來，當互聯網、大交通以及平臺型企業賦能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不同區域之間的區位和基礎設施落差的時候，能吏以及因為能吏的主政而帶來的包括營商環境改善在內的綜合效率的提升，正在成為很多地區發展的關鍵優勢，也是在更大程度上激發區域和城市發展活力的關鍵因素。
另外，在中國的傳統治理智慧和治理傳統中，對能吏一直多有期待，對庸吏也一直抱有警惕和批判的傳統，無論是在正史還是在野史記載中，甚至在民間傳說中，都對這些能吏和庸吏做出了態度鮮明的評價，成為歷史論著和民間傳說的主流話題。
優秀的主政官員對區域和城市發展起到關鍵作用
在沒有系統的城市和區域治理體系構建導向的國家治理時代，都知道並重視一個或多個優秀的地方主政官員對一個地方發展的關鍵作用，那麼，
在明確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時代背景下，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優秀的主政官員對一個城市和區域發展所能發揮的關鍵作用和特殊價值，對能吏政治多有重視，不應該讓主政官員的素質成為一個城市和區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當然，改變似乎正在發生。從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幾乎涉及到所有省份的地方官員大輪換中，我們似乎看到了這樣的吏治邏輯，所以，我們也期待通過這一輪的官員異地交換，不但能夠革除之前地方吏治中因為長期的本地化從政所帶來的一些弊端，更期待通過較大規模的官員輪換所帶來的高素質主政官員資源的均等化，平抑區域發展的不均衡和不充分。在我們看來，這對於提升和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整體戰略佈局而言，不但有意思，而且還很重要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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