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河对岸
从中央集权与国家稳定的角度上来看，建文帝削藩固然没有错。但是，从封建宗法与传统道义的角度上来看，靖难之役乃是错在朝廷。如果要问燕王朱棣有没有谋反之心、想不想当皇帝？那么，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有谋反之心、想当皇帝并不能算是罪行。
古时候，就有副对联，上联是：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贫家无孝子；而下联是：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古今无完人。即便是贩夫走卒乃至是衣不蔽体的乞丐，也会臆想一下当皇帝的感受，更何况是与皇位本来就有一定继承名分的宗室亲王。只要燕王朱棣无谋反之实，就不能假定以谋反之罪。
尽管靖难之役也能算是燕王朱棣先动的手，但从本质上来说，是完全遭到了朝廷的逼迫。在燕王朱棣举兵之前，建文朝廷已经废了周、齐、湘、代、岷等五位藩王，而废藩是违背明朝祖制的。
我们都知道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度，但从财产分配的角度上来看，分封制的实质并非是嫡长子继承全部财产，而是一直遵循兄弟析产制。按封建宗法，天子的嫡长子为天子，其他儿子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为诸侯，其他儿子为大夫；大夫的嫡长子为大夫，其他儿子为士。诸侯的封地称为“国”，而大夫的封邑称为“家”，“家”实际上也是“国中之国”，“国家”一词即由此而来。天子只是拥有整个天下的名分，而对其他藩王的封地与财产实际上并没有处置的权利。
随意废黜藩王，实质上就是大宗欺压小宗。汉文帝时期，淮南王刘长因遭到流放而绝食身亡，淮南国被除。当时就有民间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汉文帝听闻之后，就感叹道：天下人以为我是为了贪淮南国的土地吗？也可以说为了堵天下人之口，汉文帝又将城阳王刘喜徙封到淮南故地。
即便这些藩王有不法、不德的行为，但按封建宗法来说，只要这些藩王不是举兵对抗朝廷，朝廷也不能随意废藩。如果藩王的确有不法、不德的行为，而将藩王废黜，而藩国也应该由其同宗子第继承。周夷王时期，齐哀公因遭到纪侯的谗言而被烹杀，而齐国则由其异母弟异母弟齐胡公继承国君之位。
周夷王烹杀齐哀公，可以说并不超越王权。但如果周夷王趁机将齐国收为己有，那显然是违背道义的。
因而，历史上的吴起、商鞅、晁错等遭受贵族、藩王们痛恨并不是无理由的，这些人实则就是帮助大宗欺压小宗。放在今天，就相当于企业大股东利用职业经理人打压、排挤小股东。
无论是汉朝的七国之乱还是满清时期的三藩之乱，如果论事理之曲折，显然都是曲在朝廷。这也是为何当吴楚七国打出“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帜时，汉景帝立马将晁错腰斩弃市的原因。朝廷在道义上本来就有过错，而并非吴王刘濞天生反骨。吴王刘濞年轻的时候不反，儿子被汉景帝拿棋盘砸死的时候不反，非要到了晚年都快折腾不动了才反？在情理上都讲不通。
那么多诸侯、藩王都在反你，却把“叛乱“的罪责推给刘濞，那显然是不公道。满清时期的三藩之乱，也是一样，三藩虽然都是汉奸、而不值得同情，但满清撤藩却显然是背信弃义、过河拆桥。
靖难之役更是如此，那些藩王都是朱元璋分封的，建文帝是没有权利随便废藩的。实际上建文帝是有更缓和、稳妥的措施，这便是“徙藩”之策。
建文初年，卓敬秘密上疏，称“燕王才智超群，有雄才大略，跟太祖朱元璋很相像。其封地又地势险要，兵马精锐，是金朝与元朝建都的地方。不如把他改封到南昌地区，万一情况有变，也比较容易控制。”
但是，建文帝却没有采纳卓敬的“徙藩”之策，而采纳了齐泰、黄子澄的“削藩”之策。而在朱棣夺得天下后，卓敬被拘捕，朱棣就责备卓敬为何建议建文帝改封自己，而离间皇家骨肉亲情。卓敬厉声答道：可惜了建文帝没有采纳我的建议。
朱棣很生气，还是怜惜卓敬的才能，而不舍得杀死。结果，姚广孝与卓敬有仇，进言道：倘若卓敬的建议被建文帝采纳，您又怎么能当得了皇上？于是，朱棣才杀掉卓敬，并诛杀了卓敬的三族。
从中也可以看出，燕王朱棣并非一定会反，如果是”徙藩”，燕王朱棣还是会被迫接受的。徙藩比削藩政策要柔和得多，也便于各藩王接受，还可以瓦解各藩的联合，同时又不违背朱元璋“建藩”的祖制，建文帝也一样能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颇具讽刺的是卓敬的徙藩政策起先是针对燕王朱棣而起的，而建文帝没有采用，结果却被朱棣采用了。燕王朱棣当上皇帝之后不久，就先将被封在边塞的有实力的藩王一个一个地改封到内地，然后再一个一个地解除各藩王的兵权，这才渐渐地消除了明初各藩王对中央朝廷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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