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所謂慶元黨禁，無疑就是一場黨爭。不過此次黨爭與以往黨爭都不同，它上升到了學派的高度。以前的兩黨或者幾黨相爭，僅僅侷限於政見。而以韓侂冑為首的反道學派，針對政敵以思想價值上的攻擊，否定其學術、道義。不僅如此，韓黨表面上說是斥“偽學（道學）逆黨”，但實際上重的只是所謂“逆黨”，如其所謂“偽學”名單，有三分之一的人和道學壓根沒關係。
慶元黨禁，對於道學派等韓黨政敵來說是一次大清洗，而對於韓黨來說無疑是一次大豐收。通過此次黨爭，韓侂冑一躍成為權相，也算是報了之前趙汝愚不與其節度使的仇。
成為權相的主觀原因
任何一個權相都應該有著不小的野心，韓侂冑亦是如此。不過剛開始，韓侂冑還是個“老實人”，為什麼？他只想要個節度使。而當時的宰相趙汝愚在擁立寧宗時，曾允諾韓侂冑與其節度使。然而，事成之後，他卻道“爪牙之臣才可論功行賞”，而“外戚、宗室之臣”則不可。而之後，趙汝愚還將同是宗室的功臣趙彥逾外放，韓侂冑更感趙汝愚過河拆橋。
不光如此，趙汝愚還有點看不上韓侂冑，曾以“他又有什麼功”拒絕韓侂冑的升遷。如此種種，韓侂冑對於以趙汝愚為首的道學派更是記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韓侂冑的野心早有，不過是被趙汝愚等激發出來的。為什麼他打擊“偽學逆黨”這麼不遺餘力？恨得太深，野心太大。
而在通往權相的道路上，野心大隻是必要條件，並不意味著一定能成功。總的來說，韓侂冑控制朝政的方法有兩種——假借御筆與控制檯諫。
- 操縱御筆
御筆，就是內批。本來是帝王的專屬，其特點是可以避開一切繁雜的受阻的程序，直接下令。沒有中書擬議，更沒有什麼臺諫來阻撓。然而，御筆這一優勢卻往往容易被權臣利用。徽宗一朝，御筆幾乎成了蔡京的專屬物。誤國誤民的後果，可想而知。黃度曾察覺到韓侂冑的專權苗頭，準備彈劾他，卻不料韓侂冑以御筆奪了官職。對此他曾進言：
祖宗以來，人主雖獨斷於上，但天下事必經中書，未有直以御筆裁處的。崇寧、大觀御筆可為深戒。近來臺諫官與封駁官屢有更易，中書無所參預，御筆漸多，實駭觀聽！
不過縱使有著這個前車之鑑，也有不少忠直的大臣加以勸阻，寧宗還是不管不顧，一上位就開始用御筆。罷免留正，正是出於此。
話又說回來，這和韓侂冑有什麼關係呢？其實，在開禧元年七月以前，韓侂冑並沒有什麼實際職務，不過是有著不少接近皇帝的機會。韓侂冑是外戚，而趙汝愚是宗室，古來皇帝總以為宗室的威脅較外戚要大，皇帝自然偏好作為外戚的韓侂冑。
其次，韓侂冑以宣押入內（知合門事），“獲聯肺腑，久侍禁密”、“召見無時,終不能遠”，換句話說就是皇帝想要召見他就可以召見他。而另一方的趙汝愚卻沒有這種特權，孝宗朝更是命令宰相不能與君王私下接觸。在這種情況下，韓侂冑極盡己之所能，將御筆收入囊中。慢慢地，寧宗“每事詢訪,覬有俾補”，其對韓侂冑的倚重可想而知。
- 控制檯諫
需要注意的是，韓侂冑是個武官，士大夫的政治之事其實他不是很懂。真正把他帶上道——罷免政敵的是劉弼，劉弼是對趙汝愚漸生不滿後投靠韓侂冑的，他曾給韓侂冑獻計，“惟有用臺諫爾”、“御筆批出是也”。從此，韓侂冑開始以私密啟，寧宗御筆，來提拔自己的臺諫。而這一步，顯然是趙汝愚所忽略的。
對於臺諫官的選擇，韓侂冑也是煞費苦心，非知名人士不選（其實也不全是），如何澹等人。可笑的是，韓侂冑強調“臺諫公論不可不聽”，他本人卻不秉承此原則，反以“風旨”秉承。但是，在韓侂冑的忽悠下，寧宗竟然還以為臺諫就是“公事公辦”。
與此同時，韓侂冑還效仿秦檜，所謂臺諫也會兼任經筵官一職，反倒是不兼任經筵官的僅有兩人。而臺諫往往利用經筵官於內易見到皇帝的優勢，打聽皇帝動向，與韓侂冑通風報信。
舉個例子，王德謙是當時寧宗面前的大紅人，御筆之事也有他的一杯羹，韓侂冑想要專權就必須出去這個隱形炸彈。由此，有了如下的記載：
侂胄知上之信用王德謙也,陽與之為義兄弟,相得歡甚。一日謂德謙曰: “哥哥有大勳勞,宜建節鉞。” ……何澹時為中丞,侂胄密諭之曰:“德謙苦要節鉞,上重違之,已草制。中丞宜卷班以出。” 翌日廷播,何悉如所。
於是乎，王德謙就這麼被抓住口舌，被韓侂冑控制的臺諫彈劾，韓侂冑也正是因此徹底掌控御筆。
此後，韓侂冑還將黨羽插進了封駁官裡。慢慢地，封駁機構也被韓侂冑收入囊中。對內，韓侂冑可以利用御筆輸出自己的意志；對外，韓侂冑的政策不會被駁斥。若是有人反對，韓侂冑可以利用臺諫將其彈劾，實在不行的就用御筆。
成為權相的客觀原因
要說韓侂冑還真就權傾朝野，無所不能了？那倒不至於，因為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政策，都可以被一個人反駁，那就是宋寧宗。然而，這個皇帝實在是闇弱無能。
在慶元黨禁期間，宋寧宗幾乎沒有什麼自己的見解，甚至可以說是一言不發。韓侂冑說什麼，幾乎就是什麼。對權臣唯唯諾諾，這一特點尤其體現在臺諫上。
老實來說，宋寧宗是個“虛心”的人，他不會有“帝王一怒，伏屍百萬”的時候。大臣們進諫，他倒也能聽得進去，可是單就這點被韓侂冑給抓住了。宋寧宗不是個傻子，他也曾意識到慶元黨禁的危害性，然而臺諫的攻勢還是讓他屈服。
他常說，“臺諫者，公論自出，心嘗畏之。”為何他後來就聽臺諫的話，而不聽其他大臣的諍言？因為這是“祖宗之法”，不可輕易打破。本來臺諫的出現，就是要讓非黨派人士清正之人去監督大臣的行為。然而，在寧宗初期，臺諫完全就是韓侂冑控制朝政、掌握“公道”的工具。
而韓侂冑更是摸清了寧宗的特點，時時勸諫他“臺諫為公論，不可不聽”。所以，很多官員被彈劾或是要復職的時候，寧宗幾乎都被所謂“公論”說服。陳傅良是寧宗昔日的老師，在黨禁期間也被打壓。一天，寧宗突然想起這位“舊學官”來，“陳某今何在？卻是好人！”可韓侂冑卻說道，“臺諫曾論其心術不正，恐不是好人。”寧宗馬上說：“心術不正，便不是好人了！”於是乎，陳傅良的復官之路就這麼結束了。寧宗之庸可見一斑。
張溥曾說，“構既無良，檜尤兇醜，君臣魚水。”如果說紹興之政是高宗與秦檜一同造就的話，慶元、嘉泰之政完全就是韓侂冑的獨角戲。寧宗實在沒有什麼自己的主見，正如起居舍人所言：
待罪史官，分立柱下，今逾兩月，每睹陛下尊居座，延見群臣，奏篇無慮累牘，前席或至移時，陛下霽色溫顏，兼聽廣覽，雖靡厭倦，而聖志謙抑，深自退託。未嘗有所諮訪，有所質問，多唯唯默默而容受之。進言者不得極其諫，秉筆者無所載其美。已事而退，皆若有不自得之意。
如此看來，寧宗更像是一個“局外人”或者說是“觀眾”，他坐在高位上，單看著底下大臣做一場報告會。偶有爭執，就當是其中的高潮。
寧宗有一個優點，就是再怎麼樣都很尊重士大夫，無論大臣有多少話，費多長時間，他都會認認真真地聽完，這一點很有其祖父孝宗的風範。然而，他的缺點也很明顯，就是沒啥意見，也不知道該說什麼。聽完“長篇累牘”的進言後，寧宗的反應就跟臺下的觀眾突然被抽到臺上做演講一樣。“端拱沉默”，這似乎就是他上朝時的狀態。
如此闇弱，如果這時有一個強勢的大臣左右，他定是會言聽計從，而這個人恰好就是韓侂冑。在這種情況下，韓侂冑權勢更盛，很多大臣都依附於他。一次，寧宗率群臣朝見太皇太后吳氏，半路上百官聽到韓侂冑來了，轉身就去給韓侂冑行禮，竟然把寧宗給晾在一邊了，場面極其尷尬。
於是，“政事皆不由己出”，“君子之脈既削，小人之勢遂成”。沒有寧宗的闇弱無能，韓侂冑是萬不能成為權臣的。
結語
事實上，韓侂冑在開禧元年七月以前，並未擔任什麼實際職務，更別提宰相了。直到開禧元年七月，由宰相陳自強提議，寧宗才下令韓侂冑為平章軍國事。
先說說陳自強是誰，陳自強原來是韓侂冑的老師，學生髮跡後轉投於其門下。之後，陳自強演變成韓侂冑的心腹，沒過幾年就當上了宰相。不用說，陳自強的提議是有韓侂冑的參與的。而且在恢復大計上，陳自強尤其顯得言聽計從：
侂胄曰：兵當用，自強亦曰：當用；侂胄曰：事可行，自強亦曰：可行。每對客言：自強受恩深，只得從順。
再說說平章軍國事，這一官職在宋朝並非常制，權力可大可小，然而韓侂冑當的這個“平章軍國事”，可以說是“宰相之上的宰相”。寧宗允許韓侂冑獨班奏事，位列宰相之上。另外，他還可以獨身進對。依宋視朝制，皇帝可能會在朝後留下一個或幾個人單獨議論。而韓侂冑自然不肯放棄這個機會，每每退朝，獨身進對常有。因此，皇帝的決策往往會被韓侂冑左右。
再加上御筆與臺諫，開禧初年的韓侂冑能不是權相？然而，韓侂冑的下場卻不是很好，最終落得個身首異處的下場，而源頭自是那場錯誤的北伐。有人說韓侂冑為了鞏固權力而執意開戰，也有人說韓侂冑也不乏愛國之心。《宋史》將其列為奸臣，多數史學家也對他嗤之以鼻，認為他是個實打實的小人。沒錯，韓侂冑在成為權相的道路上著實是不擇手段，幹了許多“奸臣”之事。但也不至於一概否定，韓侂冑到底是不是奸臣，其實沒必要爭論。
說到底，韓侂冑所行政事影響的是南宋一國。就開禧北伐而言，韓侂冑做好了一切思想準備，卻未能做好軍事準備。韓侂冑沒能領導南宋北伐成功，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客觀原因，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定不是一個好的“將領”。
歡迎關注，下一篇筆者將繼續說說開禧北伐那些事。
參考文獻：《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的時代》、《從宣押入內到獨班奏事:南宋韓侂冑的專權之路》、《韓侂冑與開禧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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