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立國之初，稱其猛將如林、謀士如雲大致還是不錯的。可以說，秦之所以能在諸強紛爭中後來居上，並最終混一天下，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由於其持續吸納諸國才俊。然而後來統治秦朝的仍然是這批人，並且司馬遷也曾指出，這些人中不乏安邦定國之才，可是他們卻只能坐看國家日漸混亂，並一步步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原因固然甚多，然細究起來，實與始皇乾剛獨斷、一意孤行、剛愎自用關係甚大。如博士淳于越對新政提出了不同意見，他不僅不聽，還下令把民間私藏的書籍燒掉，並禁止人們議論時政;方士說了他的難聽話，他便大肆株連，以至坑殺諸生460人。凡此種種搞得偌大個帝國，只有他的長子扶蘇才敢對他直言進諫，到最後，就是扶蘇他也容不下，竟又將其趕回上郡。看始皇如此獨斷專行，不能不讓人在嘆息其對秦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同時，也心生疑問：如此獨斷專行、剛愎自用的人，他是怎樣併吞六國統一天下的?
打開史籍不難發現，併吞六國前的始皇與併吞後的始皇為人行事大不相同。在併吞六國以前，始皇是禮賢下士的。如他對魏國人繚以禮相待，讓繚享受與自己相同的待遇，然而就是這樣繚還說他壞話：“秦王這個人長得高鼻樑、長眼睛、高胸脯，說話還聲音沙啞。這樣的人缺少恩德而有虎狼之心，窮困時可以禮賢下士，得志時也容易輕視人，這樣的人不可與之長久相處。像我本是一個普通人，因為他有求於我，所以他見到我也非常恭敬。如果讓他實現了他君臨天下的夢想，那麼天下的人就都會成為他虐待的對象了。這樣的人不適合共事。”說過就逃走了。可是始皇知道後，因欣賞他的才能，不僅不怪罪他責罵自己，還派人把他找了回來，並委以重任。
始皇還是待人誠懇、知錯能改的。當時韓國的間諜鄭國意欲通過讓秦修築水利工程以消耗其人力物力的辦法，進而削弱秦國實力的陰謀洩露後，始皇一怒之下下“逐客令”，要盡逐山東六國在秦之遊士。客卿李斯於是上書指出秦逐客乃是錯誤的舉措。始皇讀後，覺得李斯說得有理，便馬上撤回了逐客令，而韓國的間諜鄭國在向始皇講了修渠對秦國的好處後，始皇不僅原諒了他，還讓他繼續主持該項工作。又如在滅掉楚國需用多少軍隊這個問題上，青年將領李信認為有20萬足夠了，而名將王翦則認為非60萬不可。始皇當時認為王翦是因年歲已高變得膽小怕事了，於是起用李信伐楚，結果李信大敗而回。始皇得知消息後，立即親赴王翦家道歉並懇請他領兵出征：“寡人誤聽李信的話，致使秦軍受辱，現在楚軍正乘勝向西進發，將軍您既使有病，能忍心拋棄我不管看著我作難嗎?”
始皇還是集思廣益、從諫如流的。對於李斯、姚賈、尉繚、頓弱等人，他可謂言聽計從。對於重大事件，他往往都要召集群臣集體商議。如山東四國曾一度試圖併力西向攻打秦國，始皇為此曾召集群臣及賓客等60人商議對策。併吞六國之初又曾多次召集群臣、博士、儒生等議政。很顯然在併吞六國之前，甚至可以說在秦朝建立初期，始皇的形象還是相當開明的。然而後來隨著神化始皇運動的展開，始皇的性情變了。這其中既有始皇對自己的推崇，所謂“德高五帝，地廣三王”，“以為自古莫己及”，又有臣下的推波助瀾。如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稱始皇“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李斯又說“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僕射周青臣說“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更有刻石頌功之舉。在數度巡行過程中，先後在嶧山、泰山、之罘、碣石、會稽等處刻石頌功，其中如《琅邪刻石》稱始皇“功蓋五帝，澤及牛馬”、“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會稽刻石》稱“皇帝休烈，平一宇內”(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是君主的神聖地位被制度化，亦即確定“皇帝”為君主的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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