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趙蘊嫻
謠言漫天的時代，等“闢謠”幾乎成了我們網絡生活的一部分。在講求效益的今天，對信息真實性的核查逐步讓位於信息傳播速度，無論是經媒體發佈的消息還是私人公開發表的言論，每一條網絡文字都有身為“謠言”的嫌疑，就像一切事物都有被“反轉”的可能。在“闢謠”和“反轉”中，我們眼見無名之輩和權威被輪流打倒，昨日的智者淪為今日的庸眾，今天被釘在“恥辱柱”上的人又是明日為之高歌的英雄，亂象叢生。
“造謠”與“闢謠”似乎是一場場智慧與無知、正義同邪惡的殊死搏鬥，然而在今天，我們不難發現，許多“謠言”並非完全憑空捏造，“造謠者”也不全然出於“不可告人的動機”。在對謠言發動進攻前，我們是否應當後撤一步，審慎地考量何為“謠言”？我們是否應當去思考，謠言的產生是否單純出於人性之惡與無聊？除去製造恐慌與焦慮，“謠言”還有其他的社會功能和意義嗎？
謠言的歷史或許同人類語言一樣漫長，當下被視為流毒的“謠言”是“真-假”二元對立的產物。在這種思維下，謠言被窄化為可以判斷真偽的命題、一個與真理相悖的謬誤，而非一種傳播媒介，一個包含了衝突、對抗與探討的過程。通過重新梳理“謠言”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到，“謠言”遠比我們所知的要複雜，它交織著人們對重大事件的焦慮和不安、對信息的渴求，以及對官方話語和權力的反叛。
惑眾之言：從“被證偽”到“未被證實”的信息
謠言向來活躍於人間舞臺，但現代學術對謠言的研究直到二戰時期才興起。當時，美國政府、媒體及其他意見領袖都認為，鋪天蓋地的戰爭謠言嚴重影響了軍隊士氣。1942年，《生活》雜誌這樣寫道：“戰爭時期，攻擊一個國家脆弱神經的所有病毒中，數謠言最為惡毒。”儘管國家呼籲公民不要參與謠言傳播與討論，但酒吧和工作車間依舊成了謠言滋長的溫床。
1942年6月，羅斯福政府成立了戰時信息辦公室（Office of Wartime Information，以下簡稱OWI），旨在打擊虛假消息，並宣傳國家在戰爭中的“積極正面”形象。“謠言工程（Rumor Project）”是該辦公室諸多宏偉計劃中的一個，旨在教育民眾學習如何甄別虛假信息，並鼓勵各個大學成立“謠言診所”，由志願學者與學生一起對戰時謠言進行研究，並將研究成果反饋給OWI。
謠言控制學說的代表人之一羅伯特·納普是波士頓謠言診所的負責人。他認為，“謠言是一個參照當前時事、旨在使人相信的命題，在未經官方證實的情況下廣泛流傳。”與時事相關、未經證實、意圖使人相信，是當時研究界對謠言特點的普遍認識。該領域的另外兩位奠基人戈登·奧爾波特和利奧·波斯特曼同樣認為謠言“同當前事相關聯，意在使人相信”，但“缺乏可靠的證據標準”。
研究者們試圖給出一個看似中性的定義，但“未經官方證實”“缺乏可靠的證據標準”還是流露出了當時人們對謠言的消極態度。除去消極性的暗示，“未被證實”還將謠言納入了“真-假”二元對立的範疇。作為信息的謠言非真即假，“未被證實”將大量的信息圈禁起來，等待英明者的裁決。在研究中，納普等人通常選取“日軍在俄勒岡州投放一枚含有鼠疫病菌的炸彈”這樣具有危險、誇張傾向的謠言作為樣本，從而推論出謠言只能是“偽”的，最終走向荒謬。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保障戰爭勝利，必須對謠言加以遏制。
然而，法國學者卡普費雷在《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中指出了一個尷尬的事實：謠言控制學派的研究刻意忽視了那些“被證為實”的謠言。儘管生活中存在許多“虛假”的謠言，但也有不少謠言被證為確有其事，大部分謠言也並非空穴來風。例如，“美國政府監聽公民隱私”一直以謠言的身份流傳多年，人們或許感到確有其事，卻無法證實，直到斯諾登將“稜鏡計劃”披露給媒體。
顯然，謠言無法直接等同於虛假信息。近年來，“未被證實”這類說法也遭到學界質疑。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泳指出，“未經證實”一說有違信息傳播的規律。首先，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很少去查證消息的來源和真實性。如果用納普的謠言定義對日常對話進行一一甄別，則一切交流的信息都有可能成為謠言。其次，證實的概念常常與假定為我們證實信息的人綁定。無論如何提高警惕，我們對一個信息給予多少信任總是取決於信息提供者的可信程度，在接收信息之時，我們通常假設可信賴的親友、有專業水準的媒體、有公信力的政府已為我們核實了信息。這也是為何消息一旦被證偽，受損的是個體與機構信譽，而非信息本身。
“即興新聞”：作為社會努力和抗議的謠言
早期研究對謠言的定義有失偏頗，以確保戰爭勝利為目的的研究將注意力集中在命題真偽鑑別與信息管控之上，對社會文化心理的折射不在研究範疇之內，謠言作為集體社會行為的一面被不斷弱化。奧爾波特與波斯特曼等人雖然推論謠言的流傳有群體性的經濟收入、教育程度、族群等作為基礎，但在實際傳播中還是將其降為個人主觀行為來看待。
日裔美籍社會學家澀谷保打破了這兩個對謠言的認知。在他看來，謠言應當更多地被看作社會行為進行研究，而非囿於真偽之別，做大量的個例判斷和信息管控。他主張謠言是社會群體解決問題、用以面對不確定性的工具，是“集體交易”中產生的“即興新聞”。
奧爾波特與波斯特曼曾提出一個著名的謠言公式：
謠言＝（問題的）重要性×（事實的）模糊性
一個事件越重要，且事件的公開透明度越低，謠言越容易產生。該公式提出後獲得廣泛的認同，澀谷保的謠言研究也基於此公式之上。不同的是，謠言控制學說傾向於把謠言看作“較少理性”的社會活動形式，而澀谷保則認為，謠言的產生以及傳播是對事件模糊性的一種回應，謠言被不斷建構的過程，就是“不明真相”的群眾努力追尋答案的過程。
對澀谷保而言，謠言信息的真假已不再重要。即使謠言建構的方向偏離了真實，也不意味著其追尋真相的努力全然付諸東流。2002年底，有關“非典”疫情的信息就作為謠言在網絡論壇流傳。2003年2月10日廣東省政府新聞辦正式公佈非典前的兩天，“廣州發生致命流感”“不明病毒一夜奪命”等謠言通過手機短信和互聯網在廣州城內佈散。儘管這些謠言以奪人眼球、聳人聽聞的形式出現，但它們不乏事實基礎，更重要的是，它們的出現並非是對已知真實信息的偏離，而是對未知事件的探尋。
胡泳在上述謠言公式的基礎上新增了兩個促成謠言的條件：一是群體採取行動前期待形勢獲得充分肯定的期望；二是形勢要求群體作為整體採取行動而非單打獨鬥。也即是說，除了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和模糊性，事件牽涉的人群多寡、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程度、對群體共同行動的阻力，都是促生謠言的養料。SARS事件影響面之廣之深無需贅言，謠言之所以出現，與當時的疫情無法得到官方承認、主流媒體失語有極大關係。謠言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信息的空白，儘管其承載的信息有謬誤甚至荒唐之處，但它是群體面對重大公共事件所採取的探知真相的集體社會行動。正如胡泳所說，謠言在此意義上是一種社會抗議，是缺乏信息者對信息資源不平等的挑戰。
謠言管制：“真-假”二元對立之下的話語之爭
澀谷保之後，謠言研究突破了簡單的“真-假”二元對立以及社會心理學範疇，轉而將作為社會行為的謠言放入更廣闊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框架中考量。假消息固然存在，作為社會探尋真相努力的謠言也可能帶來更多的不安，但謠言研究給我們的現實啟示是，在進入真偽判斷之前，應當後退一步，首先甄別哪些信息是需要、可以“被證偽”的。
然而，謠言一詞長期帶有的貶義色彩使“後退一步”變得異常艱難，胡泳認為，在中國，學界對謠言問題研究視野的逼仄是造成此問題的原因之一。他總結到，中國上世紀80年代以來發表的學術論文大多對謠言持否定態度，沙蓮香、周曉虹等人主編的不同版本的傳播學、社會心理學教材亦對謠言持消極看法，有的還摻雜了誅心的動機之說。這些教材對謠言的定義與二戰時期美國研究者給出的大同小異，澀谷保、卡普費雷等人的研究方向仍未成為學界與公眾輿論的主流。
卡普費雷的謠言定義進一步警示了“後退一步”所面臨的阻礙。在其定義中，謠言是“在社會中出現並流傳的未經官方公開證實或已經被官方所闢謠的消息”。官方的意見是判斷信息是否為謠言的重要標準，信息的真假、傳播途徑都退居其次。卡普費雷在《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中寫道：
“謠言既是社會現象，也是政治現象。‘官方’來源的概念就是政治性的：公眾一致同意這個概念式緣於官方從法律上來說對所有信息都擁有話語權而構成的，儘管官方從道義上卻並不一定具有同樣的權威。因而，謠言是對權威的一種返還。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設，迫使當局開口說話。同時，謠言還對當局作為唯一權威性消息來源的地位提出異議。謠言是無人邀請的自發性發言。它經常是反對派的發言：官方的闢謠並不能說服它，就好像官方與可靠性並不是相輔而行的。謠言對當局提出質疑，對‘誰有權對什麼事發言’提出質疑。謠言提供的信息與官方信息是並行甚至相左的，謠言是一種反權力。”
謠言與闢謠不再是簡單的真假之辯或善惡之爭。在此層面上，謠言是對權力的反叛，而闢謠則是權力的規訓。謠言之所以成為謠言，並不在於其內容是假的，甚至不在於內容可否被證偽，而在於它能否被官方或其他權威話語體系接納。故而，即使官方消息被證偽，也是在正面積極的“修正改錯”旗號下進行，極少被稱為帶有貶義的“闢謠”。
在理想狀態下，親友、媒體、學術機構、政府等都可以成為信源，由多個信源提供的大量消息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虛假”謠言的產生。但在特殊情況下，民間信源減少，官方成為唯一法律意義上唯一可信的信息來源。一方面，眾望之下，官方或出於不可推卸之責，或為維繫自身權威，疲於在汪洋之中給一條條消息都戳上“真”或“假”的公章。另一方面，當官方無力招架超高速的信息產生及傳播時，作為社會努力與抗議的謠言又呼嘯而至，堆積起更多的不確定因素，造成惡性循環。
謠言產生自不安、焦慮、恐慌，對信息和事實的渴求，以及對權力的反叛。因此，在信息不透明、權力不平等的情況下，謠言將永遠存在。納普曾提出過五個消除謠言的建議：使公眾對所有官方媒介無保留地信任，勿需求之於他；使公眾絕對信仰其領袖，最大限度信任政府能夠解決危機；儘可能多地發佈官方信息；消除一切未知的空白點；有效地安排人們的工作和閒暇時間以避免私下討論……如果說這些建議在非常時期尚可理解，那麼放之於和平年代，它們描述的又是怎樣一個國家呢？
參考文獻：
《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法] 卡普費雷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12月
《謠言心理學》 [美] 奧爾波特、波斯特曼 著 遼寧教育出版社 2003年3月
《謠言作為一種社會抗議》 胡泳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15577
“During WWII,‘Rumor Clinics’ Were Set Up to Dispel Morale-Damaging Gossip”. https://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wwii-rumor-cli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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