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
在這個漫長難熬的特殊假期，每個人都時刻關注著疫情的變化。現代醫學的飛速進步，一度讓人產生“人類已經戰勝古老的傳染病”的錯覺，但正如美國細菌學家漢斯·辛瑟爾所警示的：“只要人類的愚蠢和殘暴給傳染病一個機會，它們就會乘虛而入，重整旗鼓。”
面對疫情，恐慌和焦慮是人類出於本能的應激反應，也是人體必要的自我防禦機制。這場全民皆兵的攻堅“戰疫”究竟還要打多久，至今無從研判，我們或主動或被動地隔離在家中，接受著各種疫情信息的轟炸，若非專業的醫療和科研人員，不免有愛莫能助的無力感。
但其實，我們至少可以做兩件事情：一是對這個歷史性時刻進行記錄，把每天的日常見聞和思考寫下來，這些文字拼貼在一起將會是此次疫情的全景紀實，它們不僅能為當前的疫情防控提供有效信息，更能為歷史提供一份有價值的底稿；二是可以到書籍和電影等藝術作品中，尋求必要的智慧和心靈的安頓，讓我們能更從容地應對此時的困境。
在接下來一段時期，新京報將採訪一批作家、學者、藝術家，請他們談談自己在疫情期間的工作和生活，以及他們的閱讀和思考。這些採訪將記錄下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知識分子群體的生活、心理和文化狀態，他們未必都能為疫情的控制提供良策，但在對一些事關宏旨的時代議題的反思和人們心靈的安頓自處上，他們將提供有益的思考或一份可參考的書單、影單。
第一期我們採訪到的是北京大學哲學系何懷宏教授，他撰寫過《良心論──傳統良知的社會轉化》《底線倫理》，也是《沉思錄》《正義論》等經典名著的譯者。從事倫理學和道德哲學研究數十年，他在疫情中首先關注的是人類對待動物的倫理問題，疫情暴發不久後，他便以《野生動物的報復》為題撰寫了反思文章。
春節期間，他再度拿起加繆的《鼠疫》，並重審災難中的責任與信仰問題。他認為，“加繆的傾向是不太贊成過於理想化的高調，無論那是追求英雄主義、愛情至上還是宗教信仰……能夠在一種邊緣處境中堅持履行職責和做人的義務、尊嚴與同情，其實也就是一個英雄。”此時此刻，被全網悼念的武漢市中心醫院李文亮醫生，或許正是這種“英雄觀”的最佳詮釋。
何懷宏：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倫理學、人生哲學、社會史等領域的研究。著有《生命的沉思──帕斯卡爾評述》《契約倫理與社會正義──羅爾斯正義論中的歷史與理性》《良心論──傳統良知的社會轉化》《世襲社會及其解體──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代》《底線倫理》《道德·上帝與人》《獨立知識分子》等，譯有《沉思錄》《正義論》《道德箴言錄》等。
重審災難中的責任與信仰問題
新京報：這個春節假期，你是怎麼度過的？每天的生活、讀書和寫作是如何安排的？
何懷宏：和往常沒有什麼變化，原先也基本是“宅”在家裡。白天讀書寫作，也上上網。晚上看看閒書或電影。每天還是會照舊出去到空曠處走走。
新京報：春節假期在讀什麼書？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會選擇這些書？
何懷宏： 除了讀一些原先計劃中的書，又重讀了加繆的《鼠疫》。這是我第四次讀這部作品，它讓我思考突發災難中的責任與信仰問題。作者的傾向是不太贊成過於理想化的高調，無論那是追求英雄主義、愛情至上還是宗教信仰，他強調的是一種突然“被捲入的情境”中的誠實面對和職責所繫，是日常的勞作和抗擊。但是，能夠在一種邊緣處境中堅持履行職責和做人的義務、尊嚴與同情，其實也就是一個英雄了。
作者也不認為最後就是人戰勝了鼠疫——鼠疫是自己退走的，但是，在心力交瘁中依然做好自己的本分，也是閃現出人性的光輝了。他還是堅信，在人的內心裡，值得讚賞的東西總歸還是比應該唾棄的東西要多。但事過境遷，人可能就會忘記災難及其原因，“鼠疫”很可能再回來，所以，有些東西一定要寫下來，要牢牢記住。
《鼠疫》（法）阿爾貝·加繆著，李玉民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3月版
新京報：春節期間看了什麼電影或電視劇？為什麼選擇這些影片？
何懷宏：看了電影《日本沉沒》，但和很多年前看過的小說似有些不同，我對當年書裡面寫到的堅決不肯離開日本列島的元老級人物的鎮定與悲哀有過深刻的印象。他們願意把年輕人送出去避難，自己則和自己所愛的東西一起毀滅，或者說，還有願讓死和生一樣絢爛吧，就像飄落的櫻花一樣。這當然是個人的選擇，但和民族性大概也有點關係。
新京報：最近是否在寫作或翻譯什麼作品？在這個特殊時期，做這項工作是否有何特殊感受？
何懷宏：寫了兩篇與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有關的短文，一篇是《野生動物的報復》，一篇是《讓同胞之情落到實處》。前一篇是和這次疫情暴發的原因有關，是試圖代入動物的立場，以一種擬人的方式對人類發出警告，不免有一些悲憤。後一篇則是因為對這次事件中看到的一些地方性的歧視和排斥有感而發、心情則是有些悲涼，我們不是最講愛國主義的嗎？到真正需要同胞內部團結、互伸援手的時候，為什麼卻變成了歧視和排斥？我希望同胞情誼能落到實處，能落實到我們身邊具體的個人。
《正義論》（美）約翰·羅爾斯，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8月版
希望能從痛感中產生改革的力量
新京報：你對疫情有持續關注嗎？是否有做日常的記錄和觀察？
何懷宏：每天都會關注湧來的各種消息，當然也會分辨，也會隨手寫下一些感想，但並無有規律的記錄和觀察。
新京報：對於此次疫情的暴發和應對，你認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麼問題？有何政策建議？
何懷宏：這件發生在春節期間波及全國的大事件，肯定需要我們認真反思和吸取教訓。有些問題是暴露得很明顯的，有些則還需要通過問責調查與沉澱思考去發現。聽到最早預警的一位醫生李文亮的死訊，我深感悲哀和痛惜。他說：“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也許只是到這樣的生死關頭，對這句話才能有一種全民的痛感。我希望從這種痛感中能夠產生出改革的力量和舉措，不僅恢復健康的肌體，也促成一個健康的社會。
《良心論》何懷宏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版
至於當前的政策建議，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只能從觀念方向上提一點意見：希望能同時注意全面兼顧和抓住重點。重點自然是武漢、湖北各縣市和其他疫情嚴重的地方，要迅速採取措施讓所有患者和疑似患者都能夠得到確認、收治和隔離，而不是像武漢封城之後前十來天那樣，病患求醫無門、交叉感染。“兼顧”是說全國疫情不那麼嚴重的大多數地方，除了防範，也要迅速恢復比較正常的經濟秩序和生產，乃至為爭取後面的經濟反彈努力做好準備和促進工作。“非典”過去十七年了，有一些錯誤我們不要讓它成為“典範”，有一些經驗和優勢則可以繼續發揚。
校對：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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