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疫情較輕的城市管理者要有敢於承擔風險的意識，最大化提高科學防控方法和手段，自行決定何時復工和開業，從而降低經濟和社會風險，恢復經濟的正常平穩運行
從1月23日武漢封城開始，已經過去半個多月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實現了全國總動員，付出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代價。在對重點城市和地區進行加強防範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疫情並不嚴重的城市，盲目參照疫情嚴重地區，採取封城和停業等防控措施。
有些城市確診病例僅僅是個位數，但是防控措施堪比疫情災區。這種盲目恐慌和攀比的心理，原因是一些幹部沒有底數，沒有使用科學的分析方法，反而過份放大疫情影響，帶來對經濟的嚴重損害。
一些經濟學家預判，如果繼續全國總動員，全部城市和鄉村停業停工，中國的GDP將會下降2-3個百分點。因此在防疫戰役的關鍵時期，如何區分疫情的重點地區和非重點地區，採取因地制宜的科學防控措施，及時要求疫情較輕城市和地區復工和開業，對於降低疫情引發的經濟和社會成本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全國除重點城市和疫區之外，疫情都得到了控制，新增確診病例在武漢之外的地區連續三天出現了下降。
1月20日－2月7日新增確診病例數量變化情況
如何看待疫情的傳播，需要對疫情科學地分析，不僅要在醫學層面，而且更要在社會危機治理方面，瞭解疫情發生及傳播的規律，進而制定更為合理的戰略方案。
疫情的風險重點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即期的醫學風險，涉及到傳播的範圍，確診的病例，可治癒的人數和如何通過醫學手段降低死亡人數和降低傳播風險。另一個是為了疫情防控可能承擔的經濟社會風險，因為這些風險需要全社會來付出，並且可能對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巨大的困難和壓力。
應考慮劃分不同疫情級別區域
疫情主要是從人傳人開始的，形成大面積傳播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的人口流動性就業，而且正好與春節期間人口流動的高峰期結合在一起，使得整個疫情的傳播被放大到全國，甚至影響到國際。
按照初始的判斷，疫情傳播的危險點應該是春節前後。
其一是返鄉過節度假高峰，也是安排假期旅遊和其他聚會活動的高峰。1月10日-1月24日，武漢外流人口中，流入湖北省內城市的佔比68.1%；流向湖北省外城市人數佔比31.9%。這一波人口流動，把疫情從武漢和湖北帶到了全國。
其二是春節後返城，大規模的人口從返鄉途中回城就業，又一次形成了人口流動的高峰。如果沒有進行疫情控制，這個高峰帶來的後果將會極為嚴重。
春節返城的風險已經大大降低。在整個春節期間，已經對疫區外流人員實行了嚴防死守，全面的追蹤和調查，並且對疫區相關人員基本實現了全隔離。返城就業和度假回家的人，基本來自非疫區。比如，1月25日－2月7日北京、上海的遷入來源地中，來自湖北省的遷入人數佔總遷入人數的比例分別是0.6%和0.7%。雖然人口仍會出現大規模的流動，但是風險已經大大降低。
根據各地疫情報告，疑似病例和確診病例的分佈並不平均。截至2月7日24時，湖北省累計確診病例佔全國的約72.1%，新增疑似病例佔全國的約49.2%。流入湖北和武漢的就業人口，原先的流出地承擔了較大的風險。比如，雖然武漢及相關疫區採取的封城措施較晚，但是已經流出的人口無論是患病還是未患病，都得到了嚴格的控制，因此全國疫情分佈的現狀和格局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
分省看，除湖北、廣東、浙江三省外，其他省份確診病例小於1000人；直轄市和地級市中，確診病例大於500人的只有湖北省內的10座城市，100－499人的有24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其餘城市均少於100人。雖然目前還有死角，但絕大部分應該是在控制範圍。全國病例數最多的前100個城市中，有69%的城市增長率下降，其中26%的城市顯著下降。
應採取城市疫情分級政策。根據當前情況，其實可以根據疫情發生率、風險程度，劃分為疫情等級不同的區域，針對各地的不同情況進行分類指導。如果區域劃分明確，對於可能出現的大規模人口流動，也不必過分擔心。因為還有各類檢測措施和社區治理措施在跟進。有機構已經根據疫情發生的危急程度，對全國的疫情進行了分級。當然這只是按照省的分級，並沒有按照城市分級。
截至2月8日19時的分省累計確診病例分佈
避免採取“一刀切”政策
疫情發生後，將面臨兩類風險，即期風險和預期風險。現在處於疫情防控形勢的轉化期，應該未雨綢繆，把一部分關注重點放在預期的經濟社會風險中。
從全國各地疫情的應對上看，其實在缺乏防疫統一指導的情況下，各地大多采取了“一刀切”政策，就是停工停業，封閉社區和道路，甚至封城。對於疫情重點地區，這是必須的，但是對於非重點地區，是否也要向重點地區看齊，是在防疫新形勢下不得不考慮的的緊迫問題。
我們認為，地方政府領導在科學實施疫情防控的過程中，還是需要加以引導，防止在防控手段上盲目照搬疫情重點地區。我們擔心，地方官員的恐慌和不擔責心理，在疫情防控的過程中不計後果，將嚴重放大疫情帶來的預期風險，終會給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失。畢竟各種防控措施的全面實施，將影響到無數個不同類型和規模的企業，影響到各個產業和行業的發展，同時影響到人們的正常生活。當下，全國除了集中精力防疫之外，社會的很多方面都陷入了全面停擺之中。
再看一下受疫情影響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和臺灣地區的情況。
日本總人口1.27億人，目前確診病例86個；泰國總人口約6900萬，目前確診病例25個；德國總人口8300萬，目前確診病例12個；香港和臺灣人口分別是745萬和2400萬，而確診病例分別是26個和17個。雖然確診病例相對比較少，也要看到，這些國家和地區並沒有採取類似“一刀切”的防控措施。
反觀中國的一些地級城市，人口規模達到上百萬人，確診案例數僅僅在個位數，但仍然採取了很多極端措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是否應該反思應該如何借鑑國際經驗？
相比於世界各國，中國在各種抗災的戰時全民動員力方面，具有強大的體制優勢。但是如果不計成本的無限放大，全國都向重點疫區看齊，未來可能付出的成本和社會代價也是無限的。
也許向疫區看齊，不會出現疫情傳播的風險，看似是沒錯和沒有責任的。但是一系列的問題值得探討：未來本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的損失，誰來承擔？為什麼同樣發生疫情的一些國家或地區並沒有按照我們的方式採取“一刀切”的全封閉政策？我們應該借鑑哪些方面的經驗，如何在科學地採取防範措施之後，儘量減少經濟和社會的成本？
其實很多有效的措施和方法都在實施。例如，加強對疫區全方位的支持；強化疫區相關人員的防控，強化社區治理的優越性；對疫情發生風險相對較高的地區和城市，採取必要措施進行風險防範；通過各種媒體和新聞渠道，要求全社會提高個人的自我風險防範意識等。
但是，必須承認在很多方面忽視了另外一些方法和手段。比如，加大科技手段的使用，充分利用手機信令和互聯網大數據等，對疫情地區的人口擴散和人口流動的方向進行全方位的追蹤。各地採取協同作戰的方法，加強信息統籌，實現數據和信息共享。這些本來也是中國獨有的優勢，如果充分利用，可以大大降低社會成本和經濟成本。另外，還可以通過各種醫學手段進行多層次的檢測，也可以採取更為細緻的防護手段和方法，降低傳播風險。
通過疫情的防控，可以感受到醫學專家們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採取全民嚴防的基礎上，更多地通過醫學專業知識影響城鄉居民加強自我防範意識，進而實現全社會總動員。但是醫學專家並不是經濟專家和社會專家。他們的重要性在醫學方面，而在防範經濟社會風險方面，更需要其他學科的專家和政府共同提出方法和解決方案，才有可能防範預期發生的其他經濟和社會風險。
所以，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之戰中，我們亟需黨中央、國務院及有關部門提出指導全國抗擊疫情的意見，要求各地區各城市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提出自身的方案，採用更為科學、人文的方法來防控疫情，以期降低經濟社會成本。例如要求疫情較輕的城市，及時復工、開業，並提供技術支持。
同時，建議各級政府的主官們要有敢於承擔風險的意識，最大化的提高科學防控的方法和手段。只有幹部的恐懼心理降低了，社會的過度恐慌才有可能被緩解。希望在疫情並不嚴重並已經達到了充分防控效果的城市，在提高防控能力和手段的同時，自主及時復工、開業，恢復正常經濟和社會生活。
可以說，只有真正地站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出發，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這次新冠肺炎抗疫之戰的即期風險和預期風險問題，把損失降到最低。
作者為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編輯：朱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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