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期，艱困憂患和繁榮輝煌是交錯並存的，在這種整體氛圍中，包括士人群體構成的多元，生活內容的多元，思想意識的多元，藝術品味的多元，都成為當時社會的典型現象，呈現出宋人生活中一體多面、雅俗相依的雙重文化性格。
就今天的主題而言，在座專家雲集，我個人則對茶藝、器用等方面的內容瞭解有限;所以今天只能嘗試講一些“邊緣性”的內容，算是敲個邊鼓，也藉以向各位求教。
對於宋代這樣一個歷史時期的定位，中外學界有很多不同的認識。總體而言，學界對於宋代經濟、文化的發展成就有高度的肯定，同時對這個時期面臨的嚴峻挑戰、產生的突出問題，也有非常嚴肅的討論。談到宋代文人“大俗大雅”的生活情趣，勢必涉及他們在當時的“生活圈”。所謂“生活圈”，是指文人生活的環境以及當時的社會氛圍。下面我們分三個方面，簡單地談談。
生於憂患，長於憂患
首先要從趙宋王朝的立國形勢開始講起。宋代的立國形勢，我想基本上可以用八個字簡單概括，就是“生於憂患，長於憂患”。宋代所處的歷史時期，始終面臨著非常嚴峻的外部壓力，事實上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南北朝”時期。宋代是中國各主要王朝裡疆域最狹小的，到南宋的時候，以淮河—大散關一線作為宋金之間的邊界，則更是偏安一隅。這樣的外部環境，給宋代的歷史帶來了非常深刻的影響。
正是在這樣的整體格局之下，對外貿易交流的出發點轉向東南沿海，才出現了所謂的“海上絲綢之路”。實際上，從考古發現中，我們清楚地看到，“海上絲綢之路”主要的貿易產品已不再是絲綢，而是大量的瓷器，也有一些金銀器、鐵器。現在大家看到的是南宋沉船“南海一號”上考古現場的照片。2月24日《文匯報》剛剛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南海一號:沉睡八百年的繁華》。
南宋沉船“南海一號”考古現場
宋代的歷史呈現著許多看似矛盾的現象，從這個角度而言，也可以說這個時期有非常開闊的研究空間。我們既看到兩宋三百年，經濟、文化、制度建設方面有著輝煌的成就，也痛切地感覺到王朝末日的蒼涼。在這樣一個時代裡，一方面有宋徽宗這樣酷愛藝術的帝王，對“太平盛世”刻意追求、大肆渲染;另一方面，這個時期實際上並不是三百年的“太平盛世”，而是始終伴隨著外部環境的挑戰。
宋代的民庶、士人以及征戰於疆場的軍隊將士，用他們的脊樑撐起了這樣一個時代。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們的生活寄託。以岳飛的《滿江紅·怒髮衝冠》和韓世忠的《臨江仙·冬看山林蕭疏淨》為例，可以看出既有徵戰中壯懷激烈的慷慨悲壯，也有承平時往事如煙的慨嘆與閒情。在這個時期，方方面面呈現出一種多重而複雜的生活情境。
總體來說，宋代外部壓力沉重，就國內政治局面而言，“穩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標。對於民間文化發展、經濟事業、社會生活等方面，宋廷因仍自然趨勢而未予過多幹預。相對來說，宋代文化環境比較寬鬆，士人群體活躍，“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二《鎮陽讀書》，《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第22b頁)。正是在這樣相對開明、寬鬆的環境下，宋代社會充滿活力，大師、精英輩出。由這種開放的氛圍，孕育出一種開創的精神。
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從唐代到宋代，一方面社會形態、文化學術方面有非常清晰的延續性，另一方面當然也有走勢上的明顯不同。葛兆光先生在《道教與中國文化》中曾經說，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巔峰”，而宋文化則是“近代文化的濫觴”(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6頁)。這兩者間的區別，如果用一種較為簡單的方式來概括，就是出現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趨勢。所謂的“化”，不是一種“完成時”，而是一種“進行時”，是指一種趨勢，這在很大程度上塑就了宋代社會、宋代文化的特點。
比較一下唐宋兩代的都城，我們能直觀地感受到兩類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現的不同氣象。唐代長安城的都市佈局非常嚴整，而宋代的開封，相對來說商業氣氛比較濃重。最近大家正在討論“封閉式小區”是否要開放，唐代的居民住宅區基本上是坊式的結構，“坊”在某種意義上接近於封閉的小區。而宋代城市的結構，基本上是一種長巷式、街區式的佈局，是一種開敞式的氛圍。南宋的“行在”臨安也是如此。描繪宋代都城繁華景象的筆記之類文學作品有很多，也有存世的著名畫卷，比方說描寫北宋後期東京開封都市風貌的《清明上河圖》，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而對於南宋都城臨安，當時的筆記如《夢粱錄》《武林舊事》《西湖老人繁勝錄》等等，都敘述到了杭城內外的市井繁華景象:“杭城之外，城南西東北各數十里，人煙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鋪席駢盛，數日經行不盡……足見杭城繁盛耳。”(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九《塌房》)最近幾年在美國弗利爾博物館發現的《西湖清趣圖》，有學者認為它所描繪的就是南宋時期臨安西湖一帶的繁盛景象。
美國弗利爾博物館藏《西湖清趣圖》局部
兩宋時期，文學重心逐漸下移，成為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現象。所謂“文學重心下移”，主要是指文學體裁從詩文擴大到詞、曲、小說，與市井有了更為密切的關係;創作主體從士族文人擴大到庶族文人，進而擴大到市井文人;文學的接受者擴大到市民以及更廣泛的社會大眾。當時，在都市的街頭巷尾，活躍著一些講史、說書的藝人，他們不僅是故事情節的傳佈者，也是文學作品的豐富者、參與創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眾，也成為文學藝術的直接欣賞者和接受者。隨著都市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興起，世俗文化大放異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欄，有說書的、雜耍的、講史的，也有街頭的飲茶活動，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興的重要標誌。
晚唐五代，詞作開始從青樓楚館走出來，到宋代已經蔚為大觀。以北宋詞作家柳永的《八聲甘州》和《定風波》為例，前者“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抒寫了作者漂泊江湖的愁思和仕途失意的悲慨，後者“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則體現了世俗女子的生活追求與內心情事 (柳永著，薛瑞生校注《樂章集校注》，卷中“林鐘商”、卷下“仙呂調”，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119、194頁)。由此我們看到宋代詞作家“清雅”與“俚俗”並存的審美風尚。
文化知識、文學作品的普及需要依託於特定的技術手段，像雕版印刷的發展，就成為重要的條件之一。當時不光是國子監和地方官學，私人的家館、私塾，以及社會上的書鋪，都可能刻板印書。宋人如邢昺、蘇軾，都曾經提到印刷術對於知識傳播的幫助，說“書板大備，儒者逢時”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六〇，景德二年五月戊申朔條，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333頁)。南宋史學家王稱《東都事略》的紹熙刻本，目錄後有牌記標明:“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王稱《東都事略》目錄，臺北:“中央圖書館”1991年影印宋刻本，第26頁)，可見當時已經有了“版權保護”的明確意識。
通過讀書、科舉、仕宦、創作、教學、遊賞等活動，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結成了多種類型、不同層次的交遊圈，這是當時重要的人際網絡。近年來伴隨著人文資料數據化的進步，有些學者嘗試利用關係型的數據庫 (例如CBDB) 進行士人人際網絡的統計與分析，繪製出一些示意圖。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北宋中期司馬光、蘇軾、程頤等人不同層次的交往關係。
當時這些士人的交遊活動非常興盛。像真率會、耆英會、九老會、同鄉會、同年會等各種各樣的聚會形式，層出 不窮。有時，“耆老者六七人，相與會於城中之名園古寺，且為之約:果實不過五物，殽膳不過五品，酒則無算。以為儉則易供，簡則易繼也。命之曰‘真率會，”(呂希哲《呂氏雜記》卷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3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26頁)。都市中的茶樓、酒肆，成為文人交往、“期朋約友”相互會聚的場所。《夢粱錄》的相關記錄就提到:“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店面。……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門點茶。”「吳自牧《夢粱錄》卷一六《茶肆》，《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第262頁]
不僅是在這些城市公共空間裡，我們看到一些私人的花園、亭館也成了士人喜歡交遊訪友的去處。像洛陽的花圃、蘇州的園林，一些名人宅邸裡邊都有頻繁的交往活動，蘇州城內的中隱堂、崑山附近的樂庵、松江之濱的臞庵，都是這樣的地方。史稱“臞庵在松江之濱。邑人王份有超俗趣，營此以居。圍江湖以入圃，故多柳塘花嶼，景物秀野，名聞四方。一時名勝喜遊之，皆為題詩”。時人以為“心閒事事幽”，四方友朋、掛冠而歸的“耆德碩儒”，經常往來酬酢，“極文酒之樂”，“以經史圖畫自娛”「范成大《(紹定)吳郡志》卷一四《園亭》，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99頁]。《西園雅集圖》以及米芾所寫的《西園雅集圖記》，早為大家所熟知。在北宋被傳為佳話的“西園雅集”，就是當年像蘇軾、蘇轍兄弟以及黃庭堅、李公麟這樣一些菁英人物匯聚於駙馬王詵園邸，賦詩、題詞的盛事。往來之際，煎茶點茶、酌酒吟詩，如王十朋所說:“會同僚於郡齋，煮惠山泉，烹建溪茶，酌瞿唐春。”(《梅溪集》後集卷十三《會同僚於郡齋》) 文人士大夫常常流連忘返於這種其樂融融的場景之中。士人也將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為重要的禮品彼此互贈。時人將此類以物相贈的活動，稱為“人事”(張淏著，張宗祥校錄《雲谷雜記》曰:“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95頁)。
總的來看，宋代文人可能從事形形色色的公務事任，進行多姿多彩的交遊活動，也有很多獨處的時間;在不同的空間場合、不同的文化氛圍中，發展出了豐富的生活方式，也展現出士人的多樣性情。
吉州窯樹葉紋黑釉盞(宋)
定窯醬釉印花碗(金)
官窯青釉盞(南宋)
大俗大雅：對於意境的追求
臺灣“中研院”院士陶晉生先生在其《宋遼金元史新編》中，曾經做過這樣的論斷:“這一時代裡中國人並重理想與現實，兼備雅與俗的口味。”(陶晉生《宋遼金元史新編·緒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第5頁) 陶先生是從不同方面來論證的，我們今天不去討論政治軍事，僅僅就宋人的生活和思維方式而言，應該說，受到了禪宗潛移默化的影響。禪宗認為“佛法在世間”，持平常心，注重“當下”，這些思想滲透在宋代士人的生活之中。揚之水先生曾經說:“宋人從本來屬於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提煉出高雅的情趣，並且因此為後世奠定了風雅的基調。”(2015年6月20日，揚之水先生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1號“美學散步文化沙龍”中以“風雅處處是平常:宋人書房及書房清物”為主題的演講)這樣的時代特點，應該與禪宗的影響相關，解道悟法者，行住坐臥運水搬柴處處是道;新儒學的興盛，也強調天地之間無非是道，事事物物皆有理。當時“遊於藝”的觀念，正是被置於“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這樣一種整體框架之下予以認識的。
如上所述，兩宋時期的社會環境複雜多變，既有承平的歲月，也有戰亂的時期，艱困憂患和繁榮輝煌實際上是交錯並存的。而在這種整體氛圍中，包括士人群體構成的多元，生活內容的多元，思想意識的多元，藝術品味的多元，都成為當時社會的典型現象。一時英傑既有徵戰沙場時的豪邁氣魄、激昂奮發，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間柔腸、兒女情懷。在藝術旨趣上，“雅騷之趣”和“鄭衛之聲”同存，世俗匠畫和文人畫雙峰並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關懷，市井作品裡也可能充溢著書卷氣息。種種現象，都呈現出宋人生活中一體多面、雅俗相依的雙重文化性格。
“雅俗兼資，新舊參列”(孫何《論官制》，見《宋文鑑》卷四三)，是北宋名臣孫何向宋真宗提出的治國理政原則。由此我們也看到，就時人觀念而言，所謂的“雅”與“俗”，在日常文化生活與政治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是融通的。朱熹在與學生談話的時候，曾經明確地說:“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九八《張子之書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7冊，第2507頁)南宋中期的文人韓淲，在其詩作中也說:“雅俗豈殊調，今古信一時。”(韓淲《澗泉集》卷五，收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宋集珍本叢刊》第70冊，影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364頁) 可見精與粗、雅與俗在當時的人看來，並非絕然割裂的兩個方面。宋人的雅俗觀，他們在文學、藝術、社會生活理念中的雅俗情趣，給當時的文壇乃至整個文化生活都帶來了一種新的氣息、新的趣味和新的活力。
簡約，是宋代藝術的重要特點之一，在繪畫上、瓷器上以及其他許多器物上都滲透浸潤著簡約之美。南宋的劉安節在談論治國理政方針時，也提出“王者之治”應該是“至簡而詳，至約而博”(劉安節《劉左史文集》卷二《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宋集珍本叢刊》第31冊，第477頁) 的。這種觀念貫徹在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時人而言，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很多原則都是相互貫通的。
我們看到，與雋永雅緻的瓷器並存的，也有書寫著“忍”、“招財利市”之類世俗字樣的器物。這種大俗大雅的並存融通，生動體現出貫通兩宋的文化風情。
綜上可見，兩宋時期，面對嚴酷的內外挑戰與生活壓力，士人民眾迸發出堅忍頑強的生命力，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創造出豐厚的物質文化財富與感人至深的精神遺產。
雅與俗，關係著宋人贍蔚豐潤的文化意識;復古與創新，體現著宋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實踐。他們“遊於藝”的修養和美學趣味，在“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整體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昇華。如朱熹所說，“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朱子語類》卷三四《論語·述而篇》，第3冊，第866頁) 通過這樣的文化涵育，希望達致崇高的人生境界———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本文原刊於《文匯學人》（201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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