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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評提示：
新冠肺炎疫情由2019年底的灰犀牛變成了2020年初的黑天鵝，這一事件恰逢中國經濟自2018年下半年開始的急速下滑還未止步的階段，也正處於中國經濟轉型、很多行業正面臨痛苦調整的關鍵時期。由於各地採取的各種防止疫情蔓延的隔離措施比2003年“非典”時嚴厲很多，導致各行各業生產基本停滯，這在實際運營層面和心理層面都對中國經濟造成沉重的打擊。不過，我們可以趁這次疫情導致的困難倒逼，反思資管新規，反思金融雙軌制，真正開展金融供給側改革，從根本上解決民營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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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清華大學（朱武祥等，2020.2.4）對995家中小民營企業受肺炎疫情影響的情況的調查， 67.1%的企業賬上現金餘額能維持企業生存的時間是2個月，85.01%的企業最多維持3個月；為渡過難關，22.43%的企業計劃減員降薪，21.23%的企業準備貸款，16.20%的企業選擇停產歇業，13.58%的企業股東自己增資，還有10.16%的企業選擇民間借貸。國家也意識到形勢的嚴峻，各級各部門都出臺了扶持經濟的一些政策措施，其中也不乏短期精準對策，甚至覆蓋到很專業地為出口企業辦理不可抗力證明、給予展位費補助等細節。
2020年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聯合出臺《關於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金融30條）。確實，金融是經濟運行的血脈，除稅收優惠、租金減免、社保緩交等舉措外，在此災情下，對剛剛經歷過去槓桿的民營企業和中國經濟而言，最直接最根本的支持就是資金輸血。同時，從長期來看，也確實需要對去槓桿政策做一些反思調整，進一步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真正解決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解決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我們通過對民營企業、金融機構的調研，認為解決上述問題，應該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營造金融科技生態，
靈活運用金融科技手段
中國金融不缺規模，缺的是產品，缺的是滿足實體經濟需求的多元產品。
在科技賦能金融的普惠生態系統驅動下，金融行業內客戶的時間分配和風險定價模式正發生鉅變。科技賦能金融、科技賦能生態、生態賦能金融，生態賦能實體經濟是協同構建金融科技新生態基礎條件，未來金融行業是基於價值鏈的生態系統融合發展。金融業各領域、各板塊的產品和服務的創新成果要與基於互聯網的ABCD技術深度融合，以提升服務實體經濟的創新力和生產力。金融科技從用戶維護、產品定價、渠道營銷、運營模式等全方位優化，對金融服務價值鏈進行賦能；通過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物聯網、5G等新興科技的運用，提供智慧金融的解決方案，化解傳統金融機構信息不對稱困境。
運用監管科技，按照需求引領和問題導向相結合的思路，圍繞實體經濟有效金融需求，補足傳統金融服務的短板與脫節，引導金融機構在著力改進小微企業、民營企業、三農精準扶貧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改進金融服務，拓寬金融可獲得性。
健康的金融科技生態亦有助於企業融資過程中的理性決策。
通過金融科技，能夠從根本上實現宏觀上央行大水漫灌的同時，微觀上各類商業金融機構依照市場規則、設計多元的金融產品進行精準滴灌式服務，從而達到良性循環，從根本上破解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難題，解決民營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局。
2. 反思2018年起實施的資管新規，
對去槓桿策略與整治影子銀行等舉措糾偏
1. 金融脫媒和金融創新是金融發展的大趨勢，部分監管者對這一基本規律把握不到位，想通過運動式監管掐斷銀行表外業務，造成了民企融資難。建議金融監管要尊重金融市場的發展規律，重視上述金融科技的作用，深化金融創新，這次疫情延長資管新規過渡期是個很好的契機和拐點；
2. 2018年以來經濟下行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降槓桿力度過猛。資管新規導致市場流動性大幅降低，央行政策傳導不暢。要緩解這一問題，短期需要財政發力，央行直接購買部分困難企業的股權債權注入流動性，長期需要對資管新政乃至銀行信貸體系進行反思。資管新規要求銀行把表外業務轉表內。影子銀行本來是表外業務，沒有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是實體經濟、民企企業，包括地方城投等獲得資金的一個市場化渠道，一旦按要求全部轉回表內，就要受到資本充足率的制約，銀行的融資放大器作用馬上驟降，特別是中小銀行，本來就資本金不足，現在完全沒有能力放貸，這無異於我們把信貸的龍頭卡死。後果是整個經濟的池子裡沒水了，金融的微循環系統缺失，即便央行大水漫灌，水也流不到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就成了一句純粹的口號。貨幣政策傳導的“最後一公里”、“不敢貸、不願貸、不會貸”的問題就應運而生了。
3. 趁疫情出現矛盾凸顯之時，對資管新規進行認真的反思。急救措施都是治標不治本，如果我們的銀行退縮到只對抵押物放貸就退化成當鋪了，建議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金穩委等有關機構重新梳理資管新政等抑制金融創新和堵塞金融微觀循環系統的政策。
4.金融監管者對於金融創新應該更加包容。金融創新對金融監管的風險控制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新業態的風險來源與傳統業態有很大差異。傳統業態的風險點來自於資本不足，因此傳統監管核心是資本充足率以及存款準備金制度；而新業態的風險點在透明度，監管重點也應轉向資金使用信息披露的監管，與股票市場科創板試點註冊制相呼應。
3. 改革金融“雙軌制”，
鼓勵各種金融模式的創新，
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國企的效率低於民企，很多依賴政府補貼，但在改革開放以後，我國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連年下降，從1978年的36%跌到1996年的11%，但2019年又回升到18%。政府通過扭曲要素市場變相補貼國企。要素市場扭曲在金融部門的具體體現：就是壓低正規部門的利率，同時在資金配置上偏好國企，這就是所謂金融（特別是利率）雙軌制。正規金融部門將利率壓得很低，又偏好國有企業，導致高速發展的非國有企業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滿足，就必然派生出體制外非正規金融體系，如民間借貸、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部門。也因此有了正規市場利率和非正規市場利率這兩套利率，利率水平呈現巨大差異。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要區分，政策性金融應該由財政埋單。這次應對疫情把部分受衝擊行業的貸款利率定在低於1.6%由財政貼息就是很好的實踐，希望能夠作為以後的改革方向。
影子銀行、金融科技等非正規金融部門的出現支持了民營企業，需要發展金融監管科技來應對，但也需考慮監管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後果，不可為了控制金融風險而造成更大的金融風險。目前對運營良好的P2P關停一刀切，違反了先前政策的一致性和經濟金融規律就是明證，反而造成了更多的經濟金融風險乃至社會風險。
本文作者為致公黨中央經濟委員會委員、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員、浙江財經大學金融學教授 博士生導師益智，感謝作者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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