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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评提示：
新冠肺炎疫情由2019年底的灰犀牛变成了2020年初的黑天鹅，这一事件恰逢中国经济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的急速下滑还未止步的阶段，也正处于中国经济转型、很多行业正面临痛苦调整的关键时期。由于各地采取的各种防止疫情蔓延的隔离措施比2003年“非典”时严厉很多，导致各行各业生产基本停滞，这在实际运营层面和心理层面都对中国经济造成沉重的打击。不过，我们可以趁这次疫情导致的困难倒逼，反思资管新规，反思金融双轨制，真正开展金融供给侧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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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华大学（朱武祥等，2020.2.4）对995家中小民营企业受肺炎疫情影响的情况的调查， 67.1%的企业账上现金余额能维持企业生存的时间是2个月，85.01%的企业最多维持3个月；为渡过难关，22.43%的企业计划减员降薪，21.23%的企业准备贷款，16.20%的企业选择停产歇业，13.58%的企业股东自己增资，还有10.16%的企业选择民间借贷。国家也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各级各部门都出台了扶持经济的一些政策措施，其中也不乏短期精准对策，甚至覆盖到很专业地为出口企业办理不可抗力证明、给予展位费补助等细节。
2020年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金融30条）。确实，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脉，除税收优惠、租金减免、社保缓交等举措外，在此灾情下，对刚刚经历过去杠杆的民营企业和中国经济而言，最直接最根本的支持就是资金输血。同时，从长期来看，也确实需要对去杠杆政策做一些反思调整，进一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解决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我们通过对民营企业、金融机构的调研，认为解决上述问题，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营造金融科技生态，
灵活运用金融科技手段
中国金融不缺规模，缺的是产品，缺的是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多元产品。
在科技赋能金融的普惠生态系统驱动下，金融行业内客户的时间分配和风险定价模式正发生巨变。科技赋能金融、科技赋能生态、生态赋能金融，生态赋能实体经济是协同构建金融科技新生态基础条件，未来金融行业是基于价值链的生态系统融合发展。金融业各领域、各板块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成果要与基于互联网的ABCD技术深度融合，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金融科技从用户维护、产品定价、渠道营销、运营模式等全方位优化，对金融服务价值链进行赋能；通过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5G等新兴科技的运用，提供智慧金融的解决方案，化解传统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困境。
运用监管科技，按照需求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思路，围绕实体经济有效金融需求，补足传统金融服务的短板与脱节，引导金融机构在着力改进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三农精准扶贫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改进金融服务，拓宽金融可获得性。
健康的金融科技生态亦有助于企业融资过程中的理性决策。
通过金融科技，能够从根本上实现宏观上央行大水漫灌的同时，微观上各类商业金融机构依照市场规则、设计多元的金融产品进行精准滴灌式服务，从而达到良性循环，从根本上破解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难题，解决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局。
2. 反思2018年起实施的资管新规，
对去杠杆策略与整治影子银行等举措纠偏
1. 金融脱媒和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大趋势，部分监管者对这一基本规律把握不到位，想通过运动式监管掐断银行表外业务，造成了民企融资难。建议金融监管要尊重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重视上述金融科技的作用，深化金融创新，这次疫情延长资管新规过渡期是个很好的契机和拐点；
2. 2018年以来经济下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降杠杆力度过猛。资管新规导致市场流动性大幅降低，央行政策传导不畅。要缓解这一问题，短期需要财政发力，央行直接购买部分困难企业的股权债权注入流动性，长期需要对资管新政乃至银行信贷体系进行反思。资管新规要求银行把表外业务转表内。影子银行本来是表外业务，没有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实体经济、民企企业，包括地方城投等获得资金的一个市场化渠道，一旦按要求全部转回表内，就要受到资本充足率的制约，银行的融资放大器作用马上骤降，特别是中小银行，本来就资本金不足，现在完全没有能力放贷，这无异于我们把信贷的龙头卡死。后果是整个经济的池子里没水了，金融的微循环系统缺失，即便央行大水漫灌，水也流不到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就成了一句纯粹的口号。货币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不敢贷、不愿贷、不会贷”的问题就应运而生了。
3. 趁疫情出现矛盾凸显之时，对资管新规进行认真的反思。急救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如果我们的银行退缩到只对抵押物放贷就退化成当铺了，建议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金稳委等有关机构重新梳理资管新政等抑制金融创新和堵塞金融微观循环系统的政策。
4.金融监管者对于金融创新应该更加包容。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的风险控制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新业态的风险来源与传统业态有很大差异。传统业态的风险点来自于资本不足，因此传统监管核心是资本充足率以及存款准备金制度；而新业态的风险点在透明度，监管重点也应转向资金使用信息披露的监管，与股票市场科创板试点注册制相呼应。
3. 改革金融“双轨制”，
鼓励各种金融模式的创新，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国企的效率低于民企，很多依赖政府补贴，但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连年下降，从1978年的36%跌到1996年的11%，但2019年又回升到18%。政府通过扭曲要素市场变相补贴国企。要素市场扭曲在金融部门的具体体现：就是压低正规部门的利率，同时在资金配置上偏好国企，这就是所谓金融（特别是利率）双轨制。正规金融部门将利率压得很低，又偏好国有企业，导致高速发展的非国有企业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就必然派生出体制外非正规金融体系，如民间借贷、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部门。也因此有了正规市场利率和非正规市场利率这两套利率，利率水平呈现巨大差异。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要区分，政策性金融应该由财政埋单。这次应对疫情把部分受冲击行业的贷款利率定在低于1.6%由财政贴息就是很好的实践，希望能够作为以后的改革方向。
影子银行、金融科技等非正规金融部门的出现支持了民营企业，需要发展金融监管科技来应对，但也需考虑监管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后果，不可为了控制金融风险而造成更大的金融风险。目前对运营良好的P2P关停一刀切，违反了先前政策的一致性和经济金融规律就是明证，反而造成了更多的经济金融风险乃至社会风险。
本文作者为致公党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益智，感谢作者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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