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楚制对于项羽在楚汉之争中失败的影响

导读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首《垓下歌》是西楚霸王项羽面临失败最后的吟唱,它是足以惊神泣鬼的一首壮歌。抒发了项羽在汉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那种充满怨愤和无可奈何的心情。让我们看到了英雄落幕前的悲凉,千百年来,它曾打动过无数读者的心。关于项羽的失败,我们更多地归咎为其缺乏战略眼光或者性格缺陷。

而事实上项羽的失败不能简单的将其归咎于自身的缺点。出身于楚地的他身上带有楚国贵族的典型特征,这些由楚制塑造下的典型特征,影响着他在楚汉战争中的行为。<strong>楚贵族特征和能者政治是楚制的两大特点,随着楚国对中原文化的吸收逐渐被礼制化,而项羽出生于楚将世家,深受其影响,于是在性格上,热衷于建功树业盲目崇尚武力,同时以礼待人的准则使得项羽遇事容易犹豫不决。用人上,受楚国传统用人观念的影响,造成集团内部人才结构失衡、考核人才的标准和机制都不够灵活,最终导致了在楚汉之争中的败亡。

一、楚制的特点

二、受楚制影响的项羽性格缺陷

三、受楚制影响的项羽用人缺陷


浅谈:楚制对于项羽在楚汉之争中失败的影响


一、楚制的特点

1、 贵族政治

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国内的宗族势力非常的强大,先后有若敖氏、阳氏、屈氏、景氏等贵族,他们在政治上享有特权,也因此楚国的高级官职往往都是由这些贵族来担任的。

据宋文公先生统计,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可以考证的令尹共有46人,其中楚国人42人,其他国家的4人,而在42名楚国的令尹中,出身于贵族的就有39人。

贵族政治在楚国根深蒂固,即使是在战国初期吴起实行变法,也没有能够撼动楚国贵族的政治地位。在吴起变法之后楚国的十四名令尹中,客卿出身的只有考烈王时候的李园,但是这个李园还有一个身份—外戚,可见贵族政治在楚国的重要地位。<strong>而贵族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任人唯亲,这导致了国家人才难以被启用和引进,导致本土人才的流失,比如协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李斯就是楚国人。

2、 注重成效的能者政治

<strong>楚制注重成效,依据实际贡献给予官爵。另外失败者和弱者在楚国的生存空间很小。

“楚发兵相战而将遁者诛。若不及诛而死,乃为桐棺三寸,加斧铚其上,以殉于国。”

上面这这段话就是楚国对遁逃将领的处置。而楚国对于失败的将领惩治是非常严格的,自楚武王和巴人作战失败,被大阍鬻拳拒于城门之外以后,楚国失败的将领往往都要已死谢罪,包括屈瑕、子玉等人都是这样死亡的,这也就能力理解为何项羽宁愿乌江自刎,也不愿意逃亡的原因。

3、 被礼制化的进取精神

《国语·晋语》记载:“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

意思是说在周成王姬诵七年(公元前1096年待考),周成王开始亲政,他在宗周的岐阳(今陕西宝鸡岐山南部)召集诸侯们会盟,以树立自己亲政之威。当时楚国、鲜牟国也都参与了会盟会议。由于鲜牟国人是火正祝融之后,就负责职守庭燎祭神的火堆。但是,周成王认为楚国和鲜牟国皆属于蛮夷小国,无法与帝王世系的亲叔子侄之后、列侯们相比,因此拒绝与他们结盟。这段记载充分说明了在周初时候楚国受到了中原各国的歧视。因此楚国人的自强进取精神是非常强的,先有熊渠自封三子为王,后有楚王问鼎中原,最终楚国经过发展雄踞于南方。从这一点来看,楚国和秦国很相似,开始之初都被成为蛮夷,被中原诸国看不起,他们没有气馁,经过自身不断的发展,最终变得强大。但是楚国和秦国不同的是,秦国把进取精神法制化,而楚国把进取精神礼仪化。<strong>早在春秋时期,楚国便开始了礼仪化的进程。随着礼制内化,守礼成了楚国贵族的象征之一。因此王公贵族越来越注重礼信,讲求有原则的进取,甚至将战争和外交都置于礼仪和道德的约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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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楚制影响的项羽性格缺陷

《史记》记载:“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这是关于项羽家世的记载,从上述记载来看,项羽出身于楚将世家,属于楚国的贵族集团。在楚制的苏在下,项羽和社会基层出身的刘邦相比,项羽具有楚国上层贵族的典型性格。

1、 功成名就导致项羽过度迷信武力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楚国为贵族开通了政治特权,但是贵族想要维系和提升家族的地位还是需要具有优秀的个人能力和足够的成绩。受此影响,项羽年少时便有雄心大志,已经展现出了想要争霸天下的欲望。秦始皇游会稽时,项羽还曾经发出“彼可取而代也”的豪言。也正是项羽的这种勇于进取精神成就了项羽的霸业。在会稽守和项梁谋划反秦时候,项梁不肯受制于人,授意项羽杀掉会稽守,夺取了最高领导权,打出了反秦旗号。随后项羽凭借钜鹿之战名震天下。此后项羽便成为各路诸侯的上将军,个人威望达到了顶峰。

<strong>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项羽越来越自信,甚至达到了对武力的盲目崇拜,认为凭借自身的军事才能足可以掌控天下。正是这种倾向给项羽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一是他分封诸侯的权力是建立在自身军事优势基础上的,他和受封者并没有牢固的从属关系,一旦武力优势没了,必然会导致他分封的解体;二是对武力的盲目自信让项羽变得骄傲轻敌,不能及时排除隐患。刘邦在危难时候频频向项羽示弱,鸿门谢罪、火烧栈道等都是抓住了项羽盲目自信的缺点;三是对武力过分依赖,导致不停的在各战场之间奔波。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这是项羽兵败垓下时发出的感叹,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项羽对武力的过渡崇拜导致其来回奔波,而且经不起失败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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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尊礼导致项羽优柔寡断

楚国礼制化以后,贵族做事讲求正名,是否遵循信义成了判断名正的重要标准也成了项羽和其家族的人生信条。当攻破函谷关时,项羽已下定决心“旦日飨士卒,为击沛公军”,但项伯却为刘邦化解了危机。实际上,项伯的动机并不是要帮助刘邦,而是为了报答张良的救命之恩。项伯夜入沛公军,是劝张良毋从刘邦俱死,不曾想张良却以“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为由回绝了他的好意。张良深知项伯注重情义,他明白若自己不肯独逃,项伯便极有可能成就自己的大义。随后刘邦处处示弱,一番谦辞和约为婚姻的迷魂汤使得项伯深信“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项羽亦是重义之人,听闻刘邦如此,就听从了叔父“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

”的大义之言。而后鸿门宴上樊哙的一番说辞更是让项羽无言以对,只说了一个“坐”字,可见其自觉礼亏。项羽<strong>心中是认可并追求信义的,但现实却需要他不择手段。当将行之事有悖于信义时,他的内心便会产生矛盾,在调和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地衡量二者的权重,所以有时项羽在做决策时会显得犹豫不决。这也使他错过了许多良机,鸿门宴便是典型一例,刘邦的伪装和项伯的调解,为项羽心中信义的砝码增添了重量,最终放虎归山。

三、受楚制影响的项羽用人缺陷

陈胜死了以后,由于勇武,项羽成了反秦的核心,人才纷纷投靠项羽,但是在楚汉相争时期,项羽身边的身材却不断的流失,当初陈平、韩信等人都是项羽的部下,为何这些人最后都投奔刘邦呢,这就要从项羽的用人制度谈起。

1、 考核人才的标准和方式僵化

<strong>首先,在楚国能者政治的影响下,较之一个人的声望,项氏集团更在意个人已经取得的实际功绩。会稽起事时,有一人未能得到任用,自言于项梁,得到的回复是

“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可见,实际成效是楚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军功也是项羽分封诸侯时的一个基本原则。韩王成因为张良从汉,项羽便以其无军功为由不遣之就国。项羽对其直属部下的管理亦是以此为依据,如陈平先是因破秦有功赐卿爵,在平定殷王叛乱后拜为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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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其次,楚制对失败者的处置十分严苛,受此影响,项氏考核人才时具有重罚的特点,往往会对未能有效完成任务的人施以严惩,即使之前立有功劳也很难幸免。

《史记·项羽本纪》中载有“朱鸡石军败,亡走胡陵。项梁乃引兵入薛,诛鸡石”。

从上面记载来看,楚制对失败者的责罚是十分严苛的。

被项羽封为信武君的陈平也是因为害怕受到处罚而弃楚投汉的。效命于项羽,失败是高风险的,而“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 刘邦则与项羽不同,虽然军功也是人员晋升的主要渠道,但对人才的起用和提升更为灵活。陈平投汉后直接被授予和在楚时相同的官职,韩信也能在萧何的举荐下被破格拜为大将,这种不为功绩所限制、不拘一格的用人方式正是项羽所欠缺的。不仅如此,刘邦考核人才的方式也更为合理,能够适度包容属下的过失,不以一事之成败论处属下。《史记》和《汉书》中,曹参、周勃等人都有详细的军功记录,可见刘邦在秦军功爵制的影响下,重视将士军功积累,考核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人才更具激励性。

2、 人才缺少能够施展的平台

<strong>一是项羽自身具有亲为的能力,且楚制激励贵族们亲自去争取功勋。从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后又学兵法的记载可以看出他接受过系统的贵族教育,长大后能力十分出众,

《史记》载“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项羽对自己的能力是极其自信的,做事多亲力亲为,以致于“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韩信数以策干项羽而不能用”。而基层出身的刘邦由于自身能力有限,更需要人才去发挥各自的才能,因此为各类人才提供了更多建功的机会。同时刘邦有在秦基层工作的经验,深知基层中也不乏人才,即使是身为三老的董公亦可向他建言献策并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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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二是项氏在起事初期便已组建班底,且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岗位设置。会稽郡守死后,项羽等清除其门下百十人,随即项梁“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 自己所亲信之人被授以要职,而叔父二人则分别居正副将之位,形成一套以项氏为领导、吴中豪杰为班底的行政组织体系。刘邦则不然,秦制对他的影响远比楚制深刻,能够用人不拘泥于亲贵。

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记载,刘邦在起事之初并没有对追随他的沛地人员授予实质性官职,萧何的身份是客,曹参和周勃的身份是中涓,樊哙的身份是舍人。

从性质上说,沛地人员是以刘邦家臣的身份追随刘邦的。可见刘邦在控制沛地政权后并未立刻进行系统的岗位配备,众多职位的空缺为后加入的人才预留了更多崭露头角的机会和发展空间。

<strong>三是受封的诸侯王有很强的独立性,项羽不便对王国内部直接进行人员配备。

分封虽是时局所趋,但项羽试图以武力和礼制来约束诸侯王确实有些太理想化了。王国内部有自己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项羽的直属部下不能被随意安排在王国工作。这样一来,与四处拓展地盘的刘邦相比,项羽能为人才提供的平台要小得多。此外,王国在遭受其他势力攻击时,往往自行负责守卫,如此,项羽的直属手下建功的机会又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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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反对秦国时期,项羽凭借其自身的才能和魄力成为众人依附的核心,向项羽靠拢不仅能够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还能分得灭秦的果实。然而,秦国灭亡后,天下英杰的既得利益并未得到满足。项羽遵循楚国政治传统,重罚轻赏,以功绩评判人才的同时却没有为人才提供立功晋升的机会,使得项羽在人才的争夺上输给了刘邦。

<strong>自封为西楚霸王后,项羽试图凭借武力迫使各路诸侯遵守规范,然而随着武力上出现疲态,身上的偶像效应逐渐丧失,有抱负、有能力的人开始倒戈。随着人才被抽离,项羽阵营内楚人和武人的比例进一步上升,严重影响了项羽决策的质量,使得他在战略和战术上输给刘邦。同时项羽本身又受到礼的制约,受困于信义而多次错失先机,致使刘邦势力不断壮大,最终导致了项羽在楚汉战争中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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