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之後，武漢變成一座圍城，也變成一座“空城”。面對持續蔓延的新冠疫情，謹慎的市民選擇堅壁清野、側身斗室。除非購買生活必須的物資，大部分人罕有出門。從最初疫情爆發、城市鎖閉帶來的恐慌，到如今逐漸（有時幾乎強迫性地）適應禁足、迴歸日常，他們表現出難得的理智、靜定與堅韌。雖然，拐點尚未到來，無聲的死亡每天在切近發生。雖然，每天只能隔著窗戶，看一角寂寥的天空和久違的暖熱冬陽。
在市民當中，作家、詩人是一個獨特的群體。他們最能自律地接受宅家生活，同時又最憂心忡忡、敏感多思，面對時代的風暴“如同風中的旗幟”。在“封城記”系列裡，南都記者連線多位留守武漢城內的寫作者，請他們講述身處災難中心，一個正直的靈魂所經受的歷練。
口述/劉潔岷（詩人、《江漢學術》編審）
1月14號，一個北京做媒體的詩人給我打電話提醒我注意最近的傳染病，我隨即推掉了到15號與醫院的預約。後來因為牙科醫生的預約比較多，醫生通知我後我不好意思，17號還是去了。那會兒已經有點緊張，雖然戴著口罩，但牙科看病其實不能戴口罩，挺危險的。牙科醫生和病人接觸，診療椅上飛沫亂濺，也相當於是在一線了。去了以後有段時間我和家人還挺擔心中招的。
我們這些人完全被“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的公開信息誤導了，大多數市民起初都對這次疫情認識不清，談不上重視。到了19號，我去的那個醫院有人告訴我，當天發熱門診就去了一兩百個病人。我剛好趕在最強的潮流前夕去了趟醫院。我去的那個醫院還不是主流醫院，而只是一個二甲醫院。三甲醫院平時人就多。19號以後情況就不同了，大小醫院更是爆滿。
封城很突然。鍾南山到了武漢，說會人傳人，大家徹底緊張了。第二天早上知道封城，趕緊出去買東西。我沿途觀察了一下，那天一千多人裡面可能有三四個人沒戴口罩。現在不戴口罩的人已經看不到了。封城以後我出去給家裡人買藥，在藥店問了一下。只有棉紗的口罩，別的沒有，各種有“清毒”字樣的中成藥堆放在藥店門口。我有個同事在漢口那邊，初一在藥店裡花580元塊買了兩包口罩，是日本牌子的KN95。
詩人劉潔岷
60%的人在生計意識上是不安穩的
我父母年齡大，身體有病。我主要隨著他們的作息時間，日復一日做飯、做家務，核查督促他們吃藥。其他就是瀏覽網上的東西，看看書，偶看電影，沒看電視。我看的書也是比較雜亂，沒有系統化，有一些翻譯小說、詩集，以前看過的一些書也在看。專業方面沒怎麼看，歷史類的有《現代世界史》《忽必烈的挑戰》。
我實際上是心神不定，沒有集中時間閱讀。那些書平時就堆在身邊，有空就翻一翻。這個期間，我看到我周圍的朋友，包括遠方的朋友，都在關注每天的抗疫的“網絡直播”現場，轉發一些覺得需要轉發的救援信息，參與募捐等都是在同步進行。它比讀書帶來的頭腦風暴更揪心，也更加重要一些。
禁足在家對我個人來說無所謂，只要自己和家人不發需要看醫生的病就可以了。因為我是學術期刊的編輯，本身做的就是案頭工作。另外我和外頭的接觸面比較廣，溝通也比較便捷頻繁，自己看書寫作都是興趣，有時候做一下家務，冒險出去集中買一點東西——封城以後我就不再坐電梯了。除了不能出去散步，不能出遊及和別人聚會以外，對我來說這段時間倒是相當清靜的。
但另外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我和一個朋友在電話裡聊天，他女兒老在旁邊幾度打岔，熱情和我打招呼。實際上她沒見過我，但她老要和我講話。小孩的反應是更加感性的。她肯定覺得這人是爸爸的一個朋友，她就希望插進來和我講幾句。這大概就是典型的人在封閉的狀況下希望和別人交流的本能。
封閉在家，估計60%的人在生計意識上是不安穩的，比如民企或者小店主，需要每天外出工作的“不穩定”職業職工，他們在生計上是有擔憂的。另一些人的生活並不會因為中斷了工作而堪憂，工作實際上也不會中斷，可以在家辦公。包括我們接觸的大部分朋友、老師，因為工作性質原因，都不會有壓力太大的變化。這些人可能有點恐懼，有點憂心忡忡，這些情緒都是很抽象的，沒有落實到生計上來。
封城後的武漢街景 劉潔岷供圖
但中國還有大部分人會在經濟上遭到或多或少的打擊，陷入未知的惶惑。經濟實際上就是生命延續的基礎。所以我們的心態真的不能代替別人的心態。
氣溶膠傳染讓恐慌達到新高峰
昨天（2月8日）武漢市民的恐慌心理達到最高峰。剛開始說沒有症狀也傳染，現在說是可以通過氣溶膠傳染（剛出現這個說法時被闢謠，後來卻寫入了第五版的官方防病指南）。氣溶膠的傳播方式也是根據已經感染的病例實際情況反推的。比方說，一個感染病人在某個地方打個噴嚏或者呼吸了，形成懸浮在空氣中的小顆粒，他離開以後，如果空間不是特別敞開，你到這個空間也可能被傳染。一旦用氣溶膠來解釋提醒，市民確實是驚悟和害怕了。
我們業主自發組團購物，讓鄰居們下樓去取團購的消毒液，有好幾家的人也不敢下樓去拿，因為據說有對面黨校有病人在轉移。感覺昨天到今天應該是恐懼的新高峰。
從我個人來說，包括家裡的親戚，比如到單位有什麼臨時任務，到底出不出去，都要到家族群裡去討論，還有這個期間家裡有發燒的人，也是讓所有人驚慌。
現在外面也還是有人。我今天出去拿消毒液，順便想去小區隔壁的菜市場買點菜。去了之後我發覺，排隊排得太密了。在圖片上上海人排隊都是1.5米以上。我去的時候4點多鐘，菜場快下班，大概還有15個人吧，這些人捱得很近，還是像平時一樣，只不過在排隊。目前按照道理來說，相隔沒有1米都是危險的。我索性不排隊了，我家裡還有點菜。武漢的市民在日常生活上是隨意性比較強，比較馬虎的。不像上海那邊的人那麼注意細節、訓練有素。可能這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最恐懼和最自律的狀態了，但其實還遠遠不夠。
我常去上海。上海人很規範，做什麼事情，該排隊排隊， 有什麼衝突就是相互之間吵一下罵一下，不至於動手。他有比較強的規矩意識，人也不容易失控，比較理性。在我們國家來說，上海人比較接近於文明和理性的狀態，不會說一言不合拔刀相向。武漢人聽口音吧就是比較粗放的，而且目前來看，大家也見識到了，市政管理的文明規範程度與一線城市隔得有點遠。哪怕和江浙一些城市也隔得有點遠。
封城後的武漢街景 劉潔岷供圖
目前封了那麼長時間，基本上沒發病的也就沒有感染，所以大家的心就漸漸穩住了。可聽說氣溶膠傳染之後，只要出門，大家還是很驚恐的。對於有些不得不出去的人，比如超市的收銀員，醫院的醫護，環衛工人，殯儀館的工作人員，這些人還是很驚恐忐忑的。這種滋味沒有切身體驗感覺不到。包括一些前線採訪的媒體也不是開玩笑的。這個前線真有點像打仗的前線。病毒是以滅門之勢而來的，它不是個人的恐懼，而是導致一個個家族的恐懼。
災難詩歌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每當災難降臨，就有“寫詩是可恥的”與“此刻不寫詩就不是真詩人”兩種話語的尖銳對立。2008年汶川地震以後，我寫過一文，《面對災難或重大社會問題：詩歌何在，詩人何為？》提交給首師大中國詩歌研究中心的一個相關會議，後來修訂後以《詩歌面對災難與詩人身份的再確立》在刊物上刊發。那個時候我有過認真思考。當年有首詩名叫《今夜，寫詩是輕浮的》。當時詩人黃禮孩也編了一本書，全是關於地震詩歌的討論。很多學者、詩評家和詩人都來談論。那首詩被多人當做言說的範本。
後來我把那首詩放在我的文章裡進行了細讀。雖然其詩的反觀自我、忠實內心的意旨是不錯的，但我不贊同那詩中透露、呈現出的某些情緒和觀念，比如質疑詩歌在所謂特殊狀況下的“合法性”，比如無視災難倫理的二重性。阿多諾有句話“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某些詩可能是受到阿多諾的觸發。但是阿多諾是有前提的，算是極端性的激憤之辭、警世之言，存活於特定語境的“營養液”中，只是一次性的“真理”，其言外之不可模仿和套用。當然他也不是提出一條戒律，到了災難時期就一定不能夠讀詩寫詩——把“詩”當做附庸風雅享樂癖好，而不是當做可舒緩情緒、撫慰心靈，平息災難發生時與災後造成的普遍的心理應激障礙即心理危機的一味良藥。
大部分平素活躍的的詩評家和詩人，他們對災難和詩歌文本的想法，一方面很雷同，另一方面特別文藝腔，有些是想當然地引用了一些名人名言。包括一直以來他們認為的成功之作，我覺得還是不夠。正如這次災難期間，大家熱讀的還是一些國外的傑作比如帕斯捷爾納克《二月》、里爾克《沉重的時刻》、沃爾科特《虛構六種》、阿米亥《太多》、霍基亞克《在墓地》、裡皮特《鄰居幫我寫了一首詩》、戴姍卡《幸福》等。真的是缺乏一個深入的探討。2008年發生了汶川地震，那之前有“911”和“SARS”等等，這個時候又來大災難。現在大部分詩人，要不就悶著，不能寫了，要不就暫時不想寫。但是有很多人他就不知道怎麼寫，看來是有難度。還有的以“人”為宇宙中心，以自私為自然法則，汙名化野生動物的詩歌也是不可取的。
從另外一個視角去看災難，它是非常戲劇化的，非常荒誕的，非常傳奇的，是一個史詩性的悲情大片，且每個人頭腦裡都在日夜剪輯。詩歌在其間肯定具有很大的醞釀空間。但目前的詩歌總體來看是比較蒼白和單薄的。不過有“詩療”之說，就像我剛才說的，讀詩和詩寫也是宣洩情感的一種渠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詩歌質量上的得失就是其次的了。在我有限的視野下，我目前還是隨手蒐集到了我喜歡的一些這次疫期創作的作品，吳晨駿《抽菸》、汪劍釗《英雄這個詞還是太輕》、楊小濱《蒙面者》、臧棣《液體導火索簡史》、于堅《無常》、古馬《戒牒》、沈方《蝙蝠》等。算是為我們編的《21世紀兩岸詩歌鑑藏（辛丑卷）》初選一下。這次我寫的時候也是即興寫的。因為當時出來一些“詩”，山西一位詩人說武漢沒有詩人。我想，既然這樣我就寫吧。我在封城後的第五天用一個上午寫了《口罩之城》。應該說還是被激發後趕寫的急就章。李文亮逝世那件事，頭天晚上發生的，《永不明白：紀念一位醫生》是我第二天早上寫的。在當時那個狀態下，雖然是即興，但是以前可能有一點的思考和“學術”準備。
詩人劉潔岷
現在許多頌詩或“抗疫詩”（一如當年的“抗震詩”）都出來了，多家出版社雜誌社還有任務。如果完全以那種面目，詩人的群體或者文學的群體就出醜了。那是和苦難完全不對稱的一個輕飄飄的飛沫，是偽詩、假詩、反詩，是當年臭名昭著的《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的翻版。這樣的缺乏反省之痛的詩的規模化生產對災難下的眾生也是一種輕慢甚至褻瀆。所以後來我看到平素認真寫詩的詩人不再糾結該寫的問題了，他們不得不寫了。不在於寫多，但是要在急切中沉澱，認真地貼心寫，窮盡技藝，儘量地寫好一點吧，畢竟詩歌的精神與審美，尤其是見證的力量有可能非常久遠。詩人的職責之一是必須抵達並超越人性的深淵，這樣，我們才能理解為何世界上有眾多的母語會在廢墟和焚屍爐上誕生詩的語言。詩的“抗疫”亟需“歸位”詩的效用，殺死同樣捉摸不定的精神上的“病毒”。
把所有疑似歸攏，再去判斷拐點
我們學校是一個市屬高校。最開始說要把學生宿舍騰出來接納1000人，後來突然又改成說接納3000人。現在除了展館、黨校以外還有高校，不在武漢的湖北其他高校也有被徵用的，據稱也是千人規模。現在進入方艙的都是確診的病患。估計這次武漢政府在上上下下的高壓下，是真的下定決心了。疑似患者裡有百分之七八十就是感染者，現在第二步就是把疑似的人也集中起來隔離，然後邊確診邊用藥。
詩人劉潔岷
昨天晚上我又從三四個渠道上聽說，美國的一種藥物瑞德西韋在北京的中日友好醫院試用後接著在金銀潭醫院試用，效果很好。金銀潭醫院是200多人試用，現在擴展到700多人。這麼大面積地使用，效果肯定是明顯的。我今天看財新網也談了這個藥的來龍去脈。其他還有各個渠道在說，這個藥有可能準備大面積使用。從規模上來說，從300到700，應該是40個小時見效，有的是十幾個小時就見效了。這樣的話呢，可能其他的藥可以輔助，但還不能夠與它比肩吧。
另外，我通過資本市場也看出一點端倪。股票第一天暴跌8個多點，第二天低開高走翻紅，有反轉趨勢。第三天後一直紅盤。它就像面對一個偶發事件。股市這種表現和整個災難嚴重程度不太相稱。而且第一天海外資金就進來了180個億，第2天又大舉買進。我覺得這個揣測也是一個點。因為資本是真金白銀，不會在刀口上舔血的，現在也不是當年垃圾股炒上天的時代，資本入場肯定是從經濟、科技、信息大勢各方面有所判斷的，它建立在對中國經濟的中長期信心，也是對疫情的走勢某種判斷。
現在任何人都不要輕率地去判斷拐點，到2月20號再去判斷。因為建方艙醫院，只是輕症患者進來了。從方艙醫院建立開始算，剛好算到20號。另外，瑞德西韋的試用在擴展試用範圍。藥物見效之後，也會有很多人出院。現在即便有每日數據的小波動，也沒有多大的供判斷的意義。
我原本計劃在4月份去參加有一個兩岸詩學的會，也計劃借這個會到揚州那邊玩一下。我現在好像不能寄予希望了。如果有一天疫情結束，可以出去了，我個人是想到武漢以外散散心，到湖北以外，國外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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