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①，不知有之②；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③，其貴言④。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⑤。
——《道德經》第十七章
註釋
①太上：最上等的。
②貴言：珍惜言辭，即很少發號施令。
③事遂：把事情做好了。
譯文
聖人治民，人民感受不到他的存在:其次的統治者，人民親近他、讚譽他；再次的統治者，人民畏懼他:更次的統治者，人民輕蔑他。統治者的威信不足，人民才不相信他。聖人施道，悠閒自在，少發號施令。事情辦成功了，老百姓會認為："我們本來就是這樣的"。
創意書法 《道德經》十八章
一、領導智慧的四層境界
老子在本章裡將統治者分為四個等級，他們分別是：太上、其次、其次、其次、、為了便於理解，我們不妨將以上四個等級看作：太上、其次、再其次、最次。即最高級的是無為而治的合道之王；其次是立聖言、重信諾以召引天下之士的王道之王；再次是以強力征服天下並以威嚴震懾人民的霸道之王；最次的則是群起而侮之的末路之王。
“太上”有兩個意思：一是最高明的統治者；二是遙遠的上古時代。這裡指的是最高明的統治者。老子對“太上”的肯定，說明老子對像道那樣的“看不見的手”的統治非常推崇，標示著老子對有為政治的反對。在老子看來，最高明的統治者應當實行無為之治，治理國家和人民時採取一種自然而然、不橫加干預的政策，這種政策的特點是儘量減少自己對國家和人民施加強有力的影響，不增加人民的經濟負擔，不對外進行大規模的戰爭，因而民眾感覺不到他的存在。最高明的統治者採用的是順應自然規律的方法，不對人民生活進行干涉，所以人民生活得自在安樂，沒有怨尤的對象，也就感覺不到統治者的存在了。
“其次，親而譽之。”這是稍遜一等的統治者，這種統治者的特點是給人民施以恩惠，人民親近他讚譽他，他施惠於民，但不高高在上，不讓人民感覺到他的特殊性，他可親可敬，和人民相處融洽。
“其次，畏之。”這種統治者聲色俱厲，經常擺出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神態，並用強制手段來確保國家機器的運轉，統治者和百姓的關係視同水火。統治者制定出苛刻的規章制度，這些規章制度的制定則直接威脅到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老百姓對其心懷畏懼，常常處在暗無天日的悲慘境地，在忍氣吞聲中不斷積累仇恨。
“其次，侮之。”這是最下等的統治者，這種統治者專橫跋扈，不把老百姓的生死放在眼裡，甚至不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子民，而是把他們當作奴隸來對待，對他們進行奴役、辱罵。老百姓對這種非人的待遇忍氣吞聲，等到忍無可忍的時候，他們也會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反抗暴政。
因此，老子推崇的是實行無為之治的統治者，因為他們不會輕易向人民發號施令，他們慎言謹行，決不破壞老百姓的生活規律，老百姓遵循大道，統治者不必勞神苦思，國家就得到了治理，百姓也過上安寧的生活。生活富足安定，百姓就感覺不到統治者的存在，覺得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百姓有了這種感覺，自然心中沒有感激之情，沒有感激之情也就無所謂仇恨，沒有仇恨，國家自然太平。這樣的場景，正是老子對“百姓皆為我自然”的最好描繪，這也就達到了老子所謂的道的境界。所以，統治者要想成為“太上”，就要取信於天下，順應自然，這就實現了“王道”。
老子的想法固然是好的，然而我們也應看到，這只是老子的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人性是多樣的，尤其是在經歷過大亂、大變動的時代，有時一味地讓人們自由發展並非最好的辦法。人們常說:“亂世用重典。”即是如此。我們應用發展的眼光看待老子的學說，在認識到其政治理念的時候，也應看到它的時代性、侷限性。否則否則只能是膠柱鼓瑟，採用錯誤的方式。
老子的無為而治的思想，並不是真正的毫無所為，他所說的“貴言”，也不是“無言”。無為而治的思想，要求統治者減少對人民的干擾，避免讓政令擾亂人民的正常生活，但並不是對人民過於放縱。相反，對於作奸犯科之人應及時糾正，對於不合理的政策應及時調整。
孫超 《朝花夕拾》 33X90 2015年
二、歷史驗證
《左傳。昭公二十年》就記載了為政過寬的錯失。鄭國的子產病重。他對子太叔說:“我死以後，您必定主政。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夠用寬厚的政策使民眾服從，其次的政策沒有比嚴厲更有效的了。比如火勢猛烈，人們望見它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於火。水性柔弱，民眾親近並和它嬉戲玩弄，所以死於水的人就很多，因此寬厚的政策，實施的難度要大。”子產病數月後就去世了。
太權繼任主政鄭國，不忍心採用嚴厲的政策而實行寬厚政策。鄭國因此很多盜寇，他們招集人手聚集於萑苻澤中。子太叔很後悔，說，“我早點聽從子產的話，就不至於弄到這個地步。”於是出動士兵去國剿萑符澤中的盜寇，將他們全部殺滅，從此盜賊活動才稍稍平息。
孔子聽到這件事後說:“好啊!政令寬大民眾就息慢，民眾息慢就用剛猛的政策來糾正。政策剛猛民眾就受傷害，民眾受傷害了就施與他們寬厚的政策。寬厚用來協助剛猛;剛猛用來協助寬厚，政治這才得以和諧。”
明朝街道景象
明朝萬曆皇帝朱翊鈞可謂是“無所為”的典範。朱翊鈞登基時有老師張居正輔佐，還沒什麼太大的過失，等張居正過世後，他就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竟然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十七年(1589年)，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官員上奏的奏摺，他都隨意拋在一邊，從不批覆，國家各個機構的官員都出現大量缺失，他也不聞不問。他這樣的“無為而治”使好好的一個大明江山逐漸滑向了衰落、崩潰的深淵。
可見為政之道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有的人過於勤政，但拯救不了王朝的危亡;有的過於“無為”，也治理不好國家;有因為過於相信儒學而德治失敗的;有過分依賴嚴刑酷法而導致敗亡的。學習老子的治國為政之道也是如此，它最大的前提就是得“道”，即參悟透事物發展的規律，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如今社會需要什麼政策。老子一切的治國、處世思想都是在對“道”的理解之後，得出來的。人們應看到事物發展的一面，立足於現實，才能採用正確的行事、治世方式。
三、領導者的最高境界是建立好制度，讓組織自行運轉
古代有一首歌叫《擊壤歌》，講的是堯帝時代的事。有人看到一個老人在玩擊壤（古代一種擲石子的遊戲），玩得很開心，就問：“老先生，您怎麼這麼開心呢？”老人回答：“我吃得上飯，糧食又種得好，閒餘時間還可以玩玩擊壤，我為什麼不開心呢？”這人就說：“您之所以能這麼快樂，是因為堯帝管理有方，堯帝是聖君。”這老頭不高興了，說：“這跟堯帝有什麼關係？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飯吃，有玩的，堯管理有方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如此看來，堯的管理境界是最高的，老百姓只知道有堯這個人而已，堯制定好制度後，便隱身於其後，不隨時干擾老百姓，讓百姓非常有序地生活、耕作，這種狀態是非常符合天道的狀態，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境界。
而我們現實中對領導者的理解是，領導者越有能力越好，越是講話講得好、處理問題果斷越好，於是這些領導者在危急時刻就顯示出他強大的魄力來了。但老子認為，這些境界都比較低，因為在這種環境下的人始終處於危機中，說明您已經不是什麼高人了。真正的高人是隱身於幕後的，有沒有這樣的人呢？有的。
順豐快遞固定翼無人機
我們常用順豐快遞，這家公司的老闆叫什麼名字？這個人多大歲數？到底長什麼模樣？梳分頭還是背頭？戴不戴眼鏡？知道的人其實很少。順豐快遞的老闆叫王衛，他這人特別特別低調，幾乎從來不參加論壇，不接受採訪，也很少跟政府打交道，他不打廣告、不貸款、不融資，然後把企業做到這麼大。
這個人非常非常低調，當時他的企業把整個華南市場都佔領了，深圳市政府的領導都不知道，還是到北京開會才知道原來深圳有這麼個企業的。它進軍華北、華東市場都是悄悄地進去，競爭對手根本就不知道有個順豐快遞來了。
王衛如此低調，他就無法管理好公司嗎？並不是，他把公司制度都設計好了，比如說計算運費，順豐快遞使用的是專業的設備，一輸入地址，運費馬上就出來了，再一刷二維碼，所有信息就都知道了。設備、制度全部完善好，員工就會進入一個有序的狀態，按部就班工作就行了，不用老闆處處管控。所以這家企業發展得太好了，完全是良性循環。這種狀態就是“太上，下知有之”，也是老子講的最高境界。
有的朋友要問，這種境界到底有什麼好處？好處就是您不會遭受無端的攻擊，因為人走到較高位置以後，是會遭受大家攻擊的，嫉妒、阻礙等都會接踵而來。像王衛這樣非常低調地經營，就不會陷入各種傳聞的旋渦裡，他就能夠專心地、安靜地去經營。這種狀態就是老子講的管理有序的表現。
我們讀《道德經》，如果能真正理解領導者的這種境界的話可不得了。我們在生活中要努力向這種境界靠攏，一點點學習、體悟，我們的人生就會不斷地提升，這是很幸福的事。
大野先生和你一起讀《道德經》，領悟處世哲理，學習其中智慧，並在日常堅持踐行，潛移默化，時間長了，一定會對整個人生產生你我察覺不到的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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