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文化，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文化运动是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发起者的内部开始了分化、争论，终至发生分裂。第一次公开的辩论即是问题与主义之争。
陈独秀
1919年，胡适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文章谈到，“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胡适
胡适认为，“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因为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李大钊剧照
问题和主义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之争，而是反映了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思潮的激荡冲突。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其争论的焦点和实质并不在问题与主义之间——是高谈主义还是研究问题？真正的分歧在于，是谈什么主义？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7所以与其说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不如说是主义与主义之争，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之争，是改良主义思潮同社会主义革命思潮之争。李大钊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根本的社会革命。胡适的思想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他的方法是一点一滴的社会改革，这就是双方争论之原因，也是分歧的关键之所在。
1915年，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杜威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也是机能主义心理学和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杜威的思想曾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也曾到访中国，见证了五四运动并与孙中山会面，培养了包括胡适、冯友兰、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一批国学大师和学者。 中国青年精英到美国留学，跟美国利用中国庚子赔款办教育有很大关系。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退赔部分庚子赔款的决议，从1909年1月1日起，开始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美国应得之余额”11955286.12美元，直到1939年止。“庚子赔款”的办学，为那落后挨打时代的中国，搭起了一座对外学习的桥梁。
约翰•杜威
如此，我们就能够想明白，为什么当下国家要给外国学生提供丰厚奖学金，让他们到中国来留学。一则是为了彰显大国责任，毕竟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二则也是为了国家利益，在世界上培养更多的亲华精英，进而影响其国家对华政策。其实这没有什么新意，因为美国人早就玩过了。胡适既然是杜威的学生，当然就会深受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了。
1919年4月27日，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夫人爱丽思和女儿露西乘坐熊野丸号驶离了日本熊本港，前往上海。事实上，到日本讲学时，杜威并没把中国列在他的远东之行计划之内，但在日本期间，杜威接到了北京大学胡适教授的邀请信。恰巧当时北京大学的蒋梦麟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等也在日本，他们登门拜访杜威夫妇，并以北大、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的名义，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
日本
杜威接受邀请后，4月28日《申报》就发布消息说：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来电，定于30日到沪。并称“博士为世界思想领袖，教育先导”，所以“教育部、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和浙江省教育会均将派代表欢迎”。
胡适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实验主义》一文，系统地评介了实用主义哲学流派的形成、渊源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同时还对实在论、真理论和方法论等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说。关于实用主义的方法，胡适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成为流传至今的一句名言。上海，在杜威未到之时，公众——尤其是教育界已经对杜威其人其事耳熟能详了。杜威于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到码头欢迎者，有北京大学代表胡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蒋梦麟”等人，已经“由江苏省教育会招待寓沧州别墅”。3天后，胡适在给蔡元培的信中也提及:“博士夫妇于30日到上海，送入沧州别墅居住。这几天请他们略略看看上海。”
新青年杂志
当时，各家媒体还预告说，“五月二三两日星期五星期六午后3时(暂时)在省教育厅开演讲大会，已分送入场券。”不过，5月2日各报又发出“杜威博士演说改期”的更正，不过让仰慕者高兴的是，杜威博士的学生——北京大学胡适博士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于5月2日(星期五)晚上7时，“在西门外林荫路该会会所演说实验主义，以为星期六星期日杜威博士演说之导言”。
5月3日和4日，在江苏教育会会场，杜威先后作了两场《平民主义的教育》演讲，有千余青年冒雨赶来，“座为之满，后来者咸环立两旁”。首场演讲会由陶行知负责组织，沈恩孚主持会议，蒋梦麟翻译，潘公展记录，由此杜威开始了中国的演讲之旅，并为各地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留下了许多真知灼见，对实用主义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也是后来流传很广的“五大演讲”，即《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和《伦理讲演纪略》。《胡适之演说实验主义》的演讲收入在1926年8月国民书局出版的《当代名人演讲集》中。
孙中山像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孙中山先生与杜威博士竟然也有共同语言，这促使他们于5月12日，在沧州别墅，有了一次少为人知的会晤。当时，痛定思痛的孙中山很重视杜威前来中国的机缘，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也已经形成，所以希望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对自己有所帮助，于是他坦诚地向杜威陈述了自己的想法。胡适对他的老师中国之行曾经有评价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他甚至还断言:“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
胡适同李大钊本来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战友，《新青年》时的同人，北大的同事，他们的争论并不是剑拔弩张，你死我活，也没有尖酸刻薄，嬉笑辱骂，而是自由平等的讨论问题，相互辩驳之外也能相互肯定。李大钊说他的文章“或可与先生（指胡适）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
晚年胡适
胡适说：蓝公武（1887年1月出生在苏州，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成为研究系的重要成员，时人称他和张君劢、黄远庸为梁启超门下的“三少年”。教育家、民主人士）、李守常（即李大钊）两先生的文章“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的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这不是很表现了双方诚恳讨论向题的学者风度吗？
其实，胡适的实验主义理论并非一无是处，比如他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其实现在看来，杜威的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外来的思想。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些外来思想，鲁迅曾经在《拿来主义》中谈到：“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其实简言之，拿来主义就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去伪存真，为我所用。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能够在中国生存下来，完全是本地化的结果。其他的思想学说，也与此类同。（彭忠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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