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别样眼界——父亲的故事(4)

(四)男人的榜样----袁世凯

在蝉翁小学和中学的课本中,袁世凯这个又当过总统又当过皇帝的人是一个反面历史人物。父亲怎么能把他树为儿子们学习的榜样呢?这恰恰是父亲讲故事的独到和高明之处。


第二章:别样眼界——父亲的故事(4)


在孩子们的课本中,父亲看到的袁世凯是一个“见利忘义出卖维新志士”、“丧权辱国签订‘二十一条’”、“倒行逆施颠覆民国共和”的独夫民贼。每当此时,父亲总会轻轻地叹息一声:“不能只说‘失荆州’,不说‘过五关’哪!”当好奇的儿子发现父亲对课本有异议时,就要求父亲说一说他的见解。父亲就会简略地讲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袁世凯所处的年代正逢满清帝国腐败没落,西方列强大举入侵,国内民众奋起抗争,大清江山风雨漂摇直至垮台的战乱动荡年代,但袁世凯却能在波涛汹涌的历史激流中胸怀定力,善弄潮头,驾驭群雄,顺势而为,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却做出了不少让后人佩服和垂青史册的事。其中,总督朝鲜,不辱使命;小站练兵,大振国威;提倡新政,时代楷模;力主实业,繁荣经济;赞襄共和,时人盛誉为“中国的华盛顿”;及时有效地击败了外蒙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安全;否认“麦克马洪防线”,成功捍卫了西藏主权等。做为山东人,父亲特别提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时任巡抚的袁世凯先后在山东、直隶大力推行新政:一是首创了中国第一支现代警察部队,被誉为“中国警察之父”;二是联合张之洞等朝廷大员奏请朝廷废止千年的科举制度;三是雷厉风行整顿吏治;四是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设立中学堂、小学堂、蒙养学堂等。

在讲述袁世凯的这些历史功绩时,父亲特别提到京张铁路。詹天佑是1872年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幼童留美学生中的一员。1905年,在袁世凯保举下,詹天佑被聘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后在袁世凯奏请下与严复等人同时被清廷授于进士出身。在詹天佑的努力下,京张铁路比原定计划早四年建成通车,这是中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和建筑的第一条铁路!如果没有袁世凯的鼎力支持,詹天佑是不会取得如此成就的。当中国人一提到这条令国人自豪的京张铁路时,多数只知詹天佑这匹“千里马”的功绩,却不知袁世凯的“伯乐”之力。父亲说,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总有一天会登上历史的丰碑。詹天佑是英雄,袁世凯的功绩也不应该忘记。

袁世凯做的这些事,对推进中国的近代化功不可没。不过,在说这些课本以外的东西时,父亲显得格小心谨慎,说自己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历史学家,站的高度、想的深度都毫无权威性。虽然有句民谚“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但毕竟很多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东西经不起推敲,所以一再叮嘱要以课本为准,自己说的这些不算数,等以后如果书本改编了才能算数。父亲还风趣地拿当时最权威的历史学家郭沫若的话说事:“‘ 历史是个美女’,再美的美女也有卸妆的时候”。近年来,国人对袁世凯的功过是非评价发生了很多颠覆性的变化,父亲当年的话大多得到了验证,足见父亲对社会现象认识的深刻与精当。

父亲讲袁世凯这个政治人物的官场博弈、理国执政的真实故事,蝉翁大多不感兴趣,而感兴趣的却是袁世凯鲜为人知的一些家庭琐事。在蝉翁看来,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琐事表现了袁世凯做为一个男人应该具有的品格,应该是男人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很特殊,因为它的正面是“一面镜子”,反面是“一个警钟”。在父亲讲的这面“镜子”的故事里,蝉翁看到的是袁世凯一些鲜为人知的家庭琐事,其中最精彩的故事,竟是他十个老婆从来不惹他生气的事。这可能与当时农村生活极度贫困而造成的“穷争饿吵”有关,因为蝉翁常会听到左邻右舍传出家庭不和的打骂声。袁世凯十个老婆从不吵嘴打架,为什么村里邻居张三李四每家只有一个老婆反而天天吵架?虽然袁世凯有权有势不穷不饿,但“三个女人一台戏”的老话在袁家怎么就不灵了呢?

因为送米工的特殊身份,当年父亲曾有机会出入袁家大门,只见到袁世凯一妻九妾三十多个孩子和谐热闹,从未见到打骂哭闹,这让父亲十分好奇。时间长了,慢慢得知了袁世凯治家管妻的一些“妙招”。

袁世凯虽然当过总统、皇帝、三军统帅,但他并不是一个帅哥。他五短身材,颈粗腿短,身高仅为1米57,走路八字步,民间传说是“西山十戾”中的“癞蛤蟆”投胎转世,是名符其实的“其貌不扬”。

袁世凯有一妻九妾共十个老婆,这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并不罕见,罕见的是,他与十个老婆和谐相处。十个老婆的大体情况是:元配于氏,是河南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得旧礼节,袁世凯不喜欢她,生了长子袁克定后,就不再与她同居,只把她作为一个牌位看待;大姨太太沈氏,是苏州名妓。据说在袁世凯落魄的时候,沈氏资助袁世凯去猎取功名,并备酒送行,袁矢志决不相负,袁发迹后,果然娶沈氏为姨太太。因为“第一夫人”于氏懦弱无能,袁便把沈氏作为“太太”看待,在一些外交场合中,沈氏也常以太太身份出现,并让儿女们称沈氏为“亲妈”(沈未生子女);


第二章:别样眼界——父亲的故事(4)


清朝末年袁世凯任驻朝商务代表时,娶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为妾。金氏嫁袁时,带了两个陪嫁的姑娘,即李氏和吴氏。袁世凯娶妾是多多益善,就把这三个姑娘(即金氏、李氏、吴氏)一并收纳作为姨太太,并且按三人年龄大小,排序二、三、四;五姨太太杨氏。袁世凯在他的一妻九妾中最宠爱的是大姨太太和五姨太太。大姨太太沈氏是袁世凯落魄时的知己,沈氏“慧眼识英雄”,所以袁世凯矢志不忘。五姨太太之所以被袁世凯格外垂青,与大姨太太沈氏不同,她既不以美色见长,也不是袁的风尘知己,袁世凯赏识她的是她管家的才能。她心灵口巧,遇事有决断,袁世凯不仅让她管理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袁府整个家务,各房的佣人和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以及六、八、九三个姨太太,都得服从她的约束。因此,全家上上下下都对她既敬且畏。她是袁府的王熙凤;叶氏嫁给袁世凯纯粹是“误会”。原来,袁做直隶总督时,派其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袁克文在钓鱼巷认识了妓女叶氏,两人一见倾心,互订嫁娶盟约,叶氏并将其玉照赠袁。克文回去向父亲磕头复命时,一不小心叶小姐的照片从口袋中滑了出来,掉在地上,袁世凯指地连声问:“那是什么?”袁克文不敢向父亲谈自己的儿女私情,情急智生地说:“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好看的姑娘,所以带回来这张照片,看父亲是否喜欢?”袁接过照片一看,果然很美,连声说:“好!好!”,于是派人去南京马上将叶氏接了回来。洞房花烛之时,叶氏才发现自己的这个风度翩翩的意中人竟变成了一个五短身材鬓发斑白的半老头子。而袁二公于后来也只能对叶小姐“望洋兴叹”了;七姨太太张氏是河南人,没有生过子女,按照袁家的规矩,她不能被称为姨太太,也不能享受姨太太的待遇,只能被称为“姑娘”,可是因为袁世凯喜欢她,所以也享受姨太太的待遇,并被称为姨太太;八姨太太郭氏原是苏州妓女,袁世凯做军机大臣时别人从苏州买来敬献的;九姨太太刘氏是袁世凯最小的一个姨太太,娶她时袁世凯已五十多岁,而她却正当妙龄。她原是五姨太太杨氏的小丫头,成年后为袁“临幸”,因而被收为袁世凯的第九名姨太太。

袁世凯一妻九妾共生了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十七个儿子又为袁世凯生了二十二个孙子、二十五个孙女,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五十七岁的袁世凯去世时,儿孙总和七十九人。

其貌不扬的袁世凯,一男驭十女,虽然有权、有钱、有势,但生前死后却没有家庭内讧内斗,“三个女人一台戏”的谚语在这个男人面前失语了,这确实值得只有一夫一妻的一般家庭的男人研究和学习。据父亲观察了解,袁世凯治家办法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夫妻机会均等,十个老婆轮流值班,每班一周;二是重贤任能,由本领大的二、五号统帅十人,内部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三是待遇公平透明,赏罚分明;四是请素质高的家庭教师对老婆孩子进行教育培训,建立家规家法,以保证几十人的大家庭人人都有事干,都知道该怎么干,而袁世凯本人则很少干预家庭具体事务,即“抓大放小”。

在讲袁世凯妻妾故事的时候,父亲特别强调,袁世凯是旧时代的人,达官贵族,妻妾成群合法。但现在是新社会,法律规定“一夫一妻制”,所以袁的婚姻模式不可仿照。针对现在不少人打着“婚姻自由”的招牌,在婚姻问题上喜新厌旧,恣意妄为,既践踏法律和道德,又败坏了社会公德、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一个男人必须要有担当,要时刻不忘自己的社会和家庭责任,自由恋爱,自成家庭,自己选择了伴侣就要终身相守。离婚既会对自己造成摧残和折磨,又是人为地给父母、子女、家庭与社会带来痛苦和灾难,轻率地选择伴侣和随意地抛弃伴侣是极其愚蠢和不负责任的。

当然,人是会发展变化的,认识和选定一个可以终身相依相守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要十分严肃和认真地对待恋爱与婚姻,切不可感情用事一时冲动。有人说婚姻是缘分,但父亲却一再强调婚姻的决定权一定要把握在自己手中。成功的婚姻必须要牢记三条:一是谈恋爱时态度一定要真诚;二是谈的过程一定要有智慧(包括对对方的家族基因、家风、本人的性格、健康、智商、情商、面相、声音乃至眼神等家庭、社会、生理诸方面的认定,以及这些要素与自己具体情况的匹配和期望程度等);三是婚后要宽容。对对方家风、遗传基因、道德传统等问题,如果没有提前准备或涉猎研究,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准确的判断,需要一个接触观察询探过程。(蝉翁正是认真听了父亲关于恋爱的忠告,对相关问题早就重视并有所研究,以至于在后来仅用十分钟就谈定了终身伴侣,被亲友称之为“闪恋’。这是后话。)

可能是受到袁世凯的影响,记得父亲曾风趣地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祖先创造的汉字给了我们最好的启示:撑破‘天’的一个人是‘夫’,所以丈夫要有撑破天的气概与担当来维护家庭形象和让全家人出门都能挺起腰杆抬起头的责任;把一折一撇穿平摆正的字是‘女’,所以女人要柔情似水,琐事不烦,和谐为先;娶了女人进了家,家中有女便是‘安’;一个女人在一座卧着的大山中间栽上一棵大树然后顶在头上,这个字是‘妻’。身为人妻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信心毅力担负起承前启后、家族兴旺重任,那怕压弯了双腿也要无怨无悔地向前走;一辈子给人当牛做马的女人是‘妈’,不论是谁,对妈不孝,天理难容。老祖宗造出的夫、女、妻、妈四个字,把家庭核心成员的职责和要求说的明明白白。虽然能当国家元首的男人只是极个别的,但一个在大田出力的‘男’字告诉我们,当一家之长的‘夫’要勇于担当,主家重任责无旁贷,既要维护家庭尊严让全家幸福快乐,更要为孩子做出榜样给家庭带来希望。既然‘夫’是女人的‘天’,那‘妻’就是男人的‘家’,这个‘家’是天堂还是地狱,就由‘妻’来决定了。当然,天空阳光普照,家里就会亮堂,雾霾阴雨必定庭堂昏暗;夫妻和谐,阳光明媚;夫妻不睦,全家遭殃。袁世凯率领一大帮女人孩子给我们演出了一台生动有趣的历史剧,我们每个人看后都要仔细回味,从中悟出理家的道理来。家庭和谐了,人生才会有幸福快乐的根基和保障。”

袁世凯让父亲敬佩的另一件事是他的孝道。袁世凯虽然行伍出身,读书不多,但他对母亲的孝心却令人肃然起敬。袁世凯是姨娘所生,并被过继给了叔父,但他对养母和亲母一视同仁,十分孝道。每到一地做官,总要想方设法把两个母亲接到身边一起生活,公务再忙,也要早晚问安。袁世凯事母至孝在京城有口皆碑,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是袁世凯葬母。

1902年6月,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归乡葬母。他的生母刘氏于一年前离世,但由于当时中日正在进行辛丑条约谈判,朝廷下了“夺情之谕”,不准丁忧,故而推迟葬期。袁世凯是个孝子,又是封疆大吏,生母还被朝廷赠了封典,自然要风光大葬。墓地大有百余亩,建牌坊,树墓碑,立石人石马;袁府大设灵堂,流水宴夜以继日,达官贵人、亲友故旧吊唁者川流不息,观礼者更是人山人海。如此风光的葬事,引起了袁世凯的担忧:怎样才能杜绝盗墓贼的垂涎呢?

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几天,守墓官慌慌张张过来报告,老夫人坟墓被盗。袁世凯匆忙赶了过去,看见坟墓边挖开的洞穴,不由放声大哭。

墓地有军队守护,怎么可能轻易被贼人盗取?是盗墓者手段高明还是守墓者麻痹大意?

都不是。原来,这是袁世凯导演的一出“盗墓大戏”——他让守墓官偷偷在墓穴边挖洞,做了一个假现场,以此广而告之:此处坟墓已被盗过,盗墓者不必再来。

可是,这场戏越演越大了。

袁世凯哭罢,开始痛责守墓官,越说越气,竟下令将其拉出去斩首。守墓官被拉了出去,面对着明晃晃的鬼头大刀和成千上万的围观民众,立刻感到假戏要成真了,刚想开口说话,脑袋已经搬家。

演戏成真,盗墓者自然就偃旗息鼓了。

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

数年之后,那个被袁世凯杀掉的守墓官的后人悄悄挖开了袁母的坟墓。

他知道自己父亲是被冤杀的,出于报复和探察真相等目的,进到了墓中。但当他打开袁母的棺材时,却不由地惊呆了——棺椁空空,一无所有!

经此实证,世人更加确信此墓确已被盗,或者推测袁母另有葬处。

故事还在反转,真正的结局出人意料。

袁母之墓是真非假,当然也没有失盗,只不过这个墓穴是个“越层”,空棺之下五尺处,才是真正的棺椁所在。这个秘密,是在几十年后才被人发现的。

葬母的故事生动地印证了一代枭雄袁世凯的心机与孝心。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一般人都认为袁世凯大智大孝,但父亲对此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袁世凯费尽心机依仗权势耗费民脂民膏葬母,其实是不智不孝。袁世凯当将军当总统,能为国为民多做好事,天下扬名,流芳百世,两个母亲在身边能亲眼看到听到老百姓的赞誉与感激,一定会高兴自豪,这才是大智大孝。如果是为了传颂社会美德,那也不必修坟建墓,动笔写成书那该多好,历史上的圣人都是靠留下的书和文字来传承中华文明的。多少封建帝王的陵墓被盗被毁,无人同情。那些随葬品成了文物,与墓主人有什么关系?是好人,美名自然会长留人间,是坏人,恶名只会遗臭万年。历史是公平的,林则徐的铜像是建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而身为宰相的秦桧却永远要跪在岳飞的面前,虽然每天逛西湖的人很多,但决不会有人给秦桧翻案平反。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值得炫耀的东西,也没有值得永久保留的价值,所以我不主张留骨灰和建陵墓。古人信天信命信神,我只信人生命运靠自己,自己诚信做好人,多流汗水干实事。人生要的是真实。出生时一丝不挂地来到人间,死后回归自然,身外之物留之何用?袁世凯能成为历史名人,身上确实有闪光的东西值得学习,但他负面的东西我们要当成警钟时时诫勉自己。

父亲的家教历史课讲得深入浅出,让儿子们学得了知识,也学会了做人。

袁世凯这面“镜子”的另一面是“警钟”。

历史是无情的。当年袁世凯为实现皇帝梦,先后废弃《临时约法》、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接受《二十一条》等,最重要的是他在制定《大总统选举法》时,不仅规定大总统可以连选连任,而且连继承人也得由现任总统推荐,就连大总统的推荐办法都是用“嘉禾金简”密藏于“金匮石室”。袁世凯逆历史潮流,搞帝制自为,虽然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在其思想深处,总认为只有穿上龙袍,坐上龙椅,才能博得守旧势力的拥护,才能赢得更多人的顶礼膜拜,我们否定袁世凯,不仅是因为他做了皇帝,更重要的是他为了做皇帝而不择手段。可以说,一个皇帝梦,暴露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和内心世界,也断送了他一生的辉煌。

历史是公正的。袁世凯与孙中山是同时代的名人,为什么孙中山流芳百世而袁世凯却遗臭万年?父亲说,人生在世,要明白为什么头上的五官眼睛长在最高处?是因为高瞻远瞩才能辨明奋斗方向。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一生追求“自由”、“民主”,奉行“天下为公”,既顺应了世界潮流,又深得民心,虽然将辛亥革命胜利成果送给了袁世凯,万民仍陷水深火热,但他依然流芳千古;袁世凯虽然为国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最后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八十三天的皇帝梦成了过眼云烟,连以前做的好事也被认为是动机不纯窃国肥私,致其子孙世代蒙羞。常敲袁世凯这面警钟,可以使每个男人明白,要靠自己的奋斗闯天下,时刻要牢记两条腿走路,一脚要踏在道德的线上,一脚要踏在法律的线上,决不能踩了法律道德以外的“红线”。有远大志向者,时刻不要 忘记为国为民;想做一般平民百姓者,要懂得人的两只手,一只为自己谋生,另一只帮别人解难。《红灯记》上的鸠山有句名言“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其实这个小鬼子理解的并不全面。这句话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事都不想做却妄言为别人,这种欺世盗名之徒天理难容必不长久。

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将袁世凯钉在了历史的侮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连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学唱了几十年的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从无人说起这首歌的曲子是当年袁世凯从德国引进的。而死前写在办公桌上的遗书“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令后人争议不已。嗟夫,袁世凯这面奇特的镜子!

课本上的反面人物而父亲为什么却把他树为孩子们学习的榜样?这让喜欢钻研知识的蝉翁一直不解。机会终于等到了,1982年秋,蝉翁被调到济南,负责筹办全省教育勤工俭学展览,在省里还没有拿出最后的方案前,蝉翁带领两个美术教师到北京参观学习两周。借此机会,蝉翁到北京大学找到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文登一中校友于年才,请教关于袁世凯的问题,到图书馆查阅詹天佑袁世凯的有关资料,并坐火车专程到青龙桥车站瞻仰詹天佑的铜像纪念碑,逐一弄清了历史的真实原形。


第二章:别样眼界——父亲的故事(4)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历史意义巨大而深远。其真实过程大致如下:

1905年5月2日,直隶总督、关内外铁路督办袁世凯正式上折:“前议筹设京张铁路,辄因工巨款繁,未易兴办。臣等查京张一路,为北方商务攸关,经派候选道詹天佑前往查勘估修。并公同筹商,以关内外铁路进款,目前颇有盈余,拟就此项余款,酌量捉拨,开办京张铁路”。“此路即作为中国筹款自造之路,亦不用洋工程司经理,自与他国不相干涉”。在另一奏折中他说:京张铁路“只用华款、华员自造,不允他国人承造”,针对俄英争办,他强调“北京至张家口之铁路,应归中国造办,外国人不得干预”。

袁世凯力主兴建京张铁路的请求得到正式批准。当月12日批至外务部,知照商部,随后在天津成立京张铁路局,陈昭常任总办,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司,筹备筑路。

京张铁路360多里,需要一大批资金。这批资金国库空虚的清政府出不起。当时关内外铁路已通车至新民厅,盛京(今沈阳)即将通车,客货营业兴旺,收支相抵后盈余日增。据此,直隶总督兼关内外铁路督办袁世凯与会办胡燏棻奏请提拨关内外铁路余利自建京张铁路。

这本来很容易的事,一、二把手都同意了,又报告给清廷同意,还有谁敢阻拦。但在当时就不这么简单了。因关内外铁路余利存于英国汇丰银行,控制在中英公司手中,提用必须双方协商。中英公司坚持京张铁路是关内外铁路延长线,必须由英国工程司主持,否则不予拨款。

俄国得知英国人的计划后出面反对,并以1899年清政府“从北京至长城以北的铁路不能由他国承办”的承诺为由要挟清政府。英俄双方相持年余,英国力谋排挤俄国在华的势力,遂同意清政府自1905年起提用关内外铁路余利自建京张铁路,俄国则以中国不请英国人主持修建而默许。这中间调和折中、利用英俄矛盾相互制约,最后达到自建京张路,袁世凯做了大量工作。

在落实京张铁路建筑资金中,英国虽然答应可以启用关内外铁路的余利,但在实施过程中又出幺蛾子。袁世凯按照合同规定,安排梁如浩等酌拟办法,函致伦敦中英公司,由该路进款余利项下,除“划存备付六个月借款本息外”,其余提拨作为开办京张铁路工程之需时,英方代理人顾璞增加条件:以“接伦敦来电,应备存一年本息”为由,拒付此款。袁世凯只得再次和英国使臣萨道义去函商谈,以合同条款为依据,坚持备足6个月付借款本息外,其余中国铁路有权提拨修建京张铁路。往返几次力争,英国公司方面终于同意,“允除将余款划存6个月借款本息,余可动用”。

袁世凯召见并安排詹天佑勘测京张铁路后不到一周,就再次上折清廷最高统治者,呈请立即修造京张铁路。折中主要汇报京张铁路款源已落实及解决款项的过程,现在读后仍感其困难程度至大,办事至难。

这中间还有个插曲,使袁世凯很难堪:对京张铁路修造费用,清廷开始得知估价是500多万两,这个数字是英国人金达提供的。金达从唐胥铁路任总工程司开始,一直在中国从事铁路修造工作,和清政府很多重臣及袁世凯的关系很好,京张铁路他曾私自测量过。不知金达是别有用心还是无意将机车车辆等费用没有估算在内。詹天佑实地勘测后提出预算729多万两,是购地、工程、电线、购料和机车车辆等全部费用。袁世凯奏折中将詹天佑的勘测报告一并报上。两个预算相差近200万两。慈禧太后发现后很是不满,提出质疑,追问原由。袁世凯受到训斥,很被动,也很生气。

詹天佑认真查对预算,告知原由。袁世凯只得再次上报,将测量经费等项、地亩土方开山挖洞等项、修建桥梁水沟等项、钢轨枕木等项、站房工厂等项、电线等项、转运材料等项共7项,预算共需572.9万多两;机车车辆购置估约113万多两;四年内员司薪水杂费43.2万多两。逐项详细开列,说明两个预算误差原因:原奏全路工程,通盘估约,“需500万两左右,系据关内外铁路工程司约略估计之数”,“其车辆及员司薪费两项,约需银150余万两,本在原奏专估工程之外。臣等复加考核,所开各项费用,均需核实估计,不致稍有浮滥”。

奏折里提到预算误差原因时,只说系关内外铁路工程司的问题,而没有点英国人金达的名字,担心英国会节外生枝,制造新麻烦。清廷批准后的预算仍不全,袁世凯不敢再申清,他告诉詹天佑,费用不足时,在第一段丰台柳村至南口完工通车后的营业收入中解决,够不够就它了。并要求詹天佑:“从速动工,四年可成。”比预算工期提前2年,京张铁路建设实际工期4年,应该说是落实了袁的要求,这是过去人们不愿提及的。

1906年7月,京张铁路第一段丰台往北至南口建成通车,即将转入第二段南口至岔道城的施工,这是京张铁路工程最为艰巨的一段。

这时,突然发生一件意外事件,对京张铁路工程举足轻重: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成立。粤汉铁路穿越广东、湖南、湖北三省,广东境内粤汉铁路自办。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上书清政府,请詹天佑到粤汉铁路任总协理兼总工程司,主持筑路工程。粤汉铁路广东段自广州黄沙码头(今广州南站)沿北江东岸至韶关,长224.2公里。铁路沿线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商品流通频繁,是清政府粮食和财政收入的重要基地之一。广州又是重要的对外开放港口,吞吐量非常可观,对外交往频繁。因此粤汉铁路广东段无论是从经济地位还是从战略重要性上讲,都是京张铁路不能比拟的。清政府最高决策者对广东的请求似要同意。

广东是詹天佑的故乡,他也很希望到故乡去修路。但他的去留对于京张铁路工程来说乃成败之关键。因为当时主持过铁路修筑的中国工程师只有詹天佑,而修筑京张铁路的工程极其艰巨,还要穿越高山峻岭和万里长城,这都需要詹天佑。

领导京张铁路建设工程的袁世凯郑重上书清廷,挽留詹天佑。他说:京张铁路 “只用华款、华员自造,不允他国人承造”,当今“京张路工,正当紧要,中经八达岭等处,开山凿洞,工程尤为艰巨。所有全路一切布置,悉赖詹天佑精心缔造,一力经营”,如果“调赴粤中,则该路工程即须停办。且再四访求,并就各华员中切实考校,实无熟精路工,堪以接办之员”。他认为詹天佑总理全工,是该路必不可少之员,“惟有吁恳天恩,俯念京张路工较粤路尤为吃紧,准将詹天佑仍留办京张铁路”。詹天佑留在了京张铁路,他建议派京张铁路工程师、广东人邝孙谋任总工程师修建粤汉铁路广东段。

詹天佑的留任,是京张铁路顺利建成的保证,避免了中途夭折的危险。在京张铁路建设这个大舞台上,詹天佑的智慧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演绎出中国铁路早期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中间有袁世凯不能否认的功绩。谁都知道京张铁路是詹天佑主持兴建,是中国自建铁路的光辉范例,却不一定知道京张铁路的兴建通车和袁世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时间会还原真实,袁世凯做的好事历史不会忘记,这大概是父亲培育家风的用意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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