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蔓延，湖北封城，九州震動，天下洶洶。古人說：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今日果不其然！有見義而忘身，逆勢而進的。也是膽小怕死，連夜奔逃的。但是也有趁火打劫，大發國難財的。
罪大惡極的當然是那些時疫當前，忙著發論文，不首先想著如何防疫的人。以及那些藉機勒索，中飽私囊的人。這些人容易發現，也容易承擔責任，天下億人所視，億手所指，雖然整天求神拜佛，想必也會良心不安。
另外，也有很多奸商，趁機哄抬物價，當然受到了批評，有些受到了處罰。
但是，這時候，有10位著名的經濟學家站出來，聲稱這些奸商做的是正確的，大難當前，應該漲價，處罰這些奸商是不正確的。
這些經濟學傢俱有堅定的市場經濟信念，相信價格是調整市場供求平衡的唯一機制。他們的話是有道理的，大難當前，到處封路，供應不及時，生產成本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物價，是合理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過分動用行政力量，就會破壞市場機制，導致市場缺貨，供應不及時。
但是這些經濟學家也忽視了很多問題：
首先，生產受到干擾，漲價的確是合理的。但是，要漲到什麼程度才合理呢？我們看到，有些商人，不是漲個一倍兩倍，而是成十倍，百倍的往上漲。這種做法，在哪裡都是不合適的。二戰時期，哪怕是英國、美國這樣的市場經濟國家，同樣會打擊不法奸商，控制物價的。
其次，市場的作用不是絕對的。以為市場通過價格機制可以解決一切供求問題，是不可能的。這些都是所謂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還是回到一戰二戰看看吧！這時候的任何國家，不論是何種制度，都要通過國家政府，統一調配物資。與之相比，武漢新冠來得更加突然，更加兇猛，市場機制根本來不及充分反應，生產難以迅速擴大，以為單純通過市場機制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
再次，經濟學家們的思路，往往是把人性看得太善。他們以為，大疫當前，商人們只會根據自己的成本上升情況，合理加價。這是把人看得太善良了！把商人看得太善良了！我們不反對這個世界上好人佔大多數，良善的商人佔大多數，但是好佔便宜的人跟商人同樣佔大多數。大疫當前，供求不平衡，他們未必只甘心賺取合理的利潤。而是一定會有相當一部分商人會趁機哄抬物價，發國難財的。就如前面所說，成十倍百倍漲價。對於這些人，必須要進行必要的打擊。有人說，打擊物價會人為製造供應的緊張。此為知其一不知其二。在危急時刻，不打擊哄抬物價，更會製造供應的緊張。為什麼？看看解放前國民黨時期的混亂就知道了：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啊！囤積居奇，這個成語傳了有兩千年了！
最後，這個社會是多元的。不只有市場和價格一個調配機制，政府也只是墊底的。寫《國富論》的亞當斯密同時也寫了《道德情操論》。這個社會不能沒有市場和價格機制，但同時也不能沒有道德情操。否則，大疫當前，那麼多忘死向前，又如何解釋呢？事實上，市場一般只適合一般情況，危難之際，道德情操更加重要。法制及時介入，打擊趁機制造混亂的人，也非常重要。不打擊發國難財的人，會傷了天下正人之心。
有人說，打擊哄抬物價，標準何在呢？漲到什麼範圍合理，超出什麼範圍就應受到懲罰呢？我們只能這樣說，緊急時期，也無法由國家統一制訂標準，只能由各地執法人員自己相機抉持。
一方面，這些執法人員大都是學過經濟學的，也理解價格規律；二是這些商家為了自身的利益，也會採取各種手段來減少損失；三是根據西方英美法的實踐，各地根據自己的情況，自行判斷處理，個別案例可能會輕重失誤，但是整體上彼此平衡，不會有太大的出入。
事實上，大疫當前，人心不安，打擊過度哄抬物價，具有很強的象徵意義：一是安定人心，避免哄搶；越哄搶就越是供應不上。二是安定商心，打擊冒頭的奸商，讓合法的商人不致於吃虧。這樣才能安定社會正常秩序，更好要迅速平衡供求關係。
有些經濟學家讀的經濟學模型太多，但是視野狹窄，不瞭解複雜的社會現實，所以給出的建議多數誤國不淺。
奸商永遠是奸商，有經濟學家背書的奸商也是奸商。理論講得再天花亂墜，人心自有一杆秤，壞事就是壞事，壞了良心就是壞了良心。前幾年，莆田商人之前治死了魏則西，因為經濟學家們的支持，沒有受到任何處罰，全身而退。這次趁新冠大疫，他們再次趁亂盜領緊缺物資，如再不受懲罰，恐怕以後做壞事更無止境。市場是建立在道德情操的基礎之上的，壞了道德情操，價格機制不會有用。
【彭波，清華大學特聘研究員，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評審專家。本文原載“博行分享會”，授權察網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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