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與隱，山林與廟堂，歷來是古代士人面臨的一個困難抉擇。這兩個“對立面”的行為主要是由於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浸染：在前面的文章中，我提到過，在中國這片土地上，讀書人很難擺脫儒家思想的影響，文士們莫不想“學而優則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通常被奉為終極人生目標；但是，兼濟天下這條路卻沒有那麼好走，甚至充滿危險，一旦“兼濟”之志遇挫，文士為保持人格尊嚴的獨立與完整，往往會選擇歸隱田園或者退隱江湖。道家提倡順應自然、清淨無為的思想便佔了上風。
那麼，歸隱就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最好方式嗎？歸隱之後就不會出現新的問題嗎？應該說，隱居在精神上雖然能安慰仕途失意者焦慮的神經，但是真正意義上的隱士，應該住在深山老林，躬耕採食為生，物質上十分貧困。況且荒郊野外常有野獸出沒，一個不小心就有性命之憂……尤其是在生產水平低下的中國古代，若真的隱居，吃穿用度需要自己新力親為的話，想象一下，當真是很艱難的。（其實，即便是現在，想要出去隱居也是需要巨大的勇氣的，不瞞你說，我看了某博主所謂的“隱居生活”，種菜、自制桌椅啥啥啥的，分分鐘給我勸退了，只剩下“心所向之”。）所以，我們會聽到“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之類的呼喊。
那麼，仕與隱，這兩個看似對立的兩方，如果能結合起來就完美了。沒錯，憑藉中國古人的智慧，早看穿了這一點，即產生了所謂“吏隱”或“朝隱”——雖居位在朝，內心卻淡泊恬淡。
“朝隱”的典故就與春秋時的柳下惠有關（揚雄《法言·淵騫》），可以說這種做法是相當久遠了。後來的歷朝歷代都不乏此種做派的人物，士大們真正向往的是那種物質上優裕、精神上自由的隱逸生活。 試看：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筑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餚以娛之；嘉時吉日，則亨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簡單總結一下：居住環境優美，有大量奴役、不用辛苦勞作，經常可以呼朋喚友來大吃大喝，然後可以做一些諸如彈琴這樣高雅的事情，並且有充足的精力鑽研養生之道。這段文字出自《後漢書·仲長統傳》，應該說，這就是“嚮往的生活”了吧，試問哪個中國古代文人不想成為仲長統呢？
話不多說，現在把鏡頭切到唐代。在這個相較開放的王朝，仕與隱的那種矛盾已然降到更低。雖然自高宗、武后朝起形成了大規模求賢取士的風氣，開元年間，朝野上下推賢進士為共識，並且有濃厚的禮賢下士的政治空氣，寒門士子的春天來了，
盛唐求仕之風盛行，此時期文壇上隨之出現一股的求仕文學創作熱潮。大詩人李白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的那句“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你一定熟悉。與此同時，以歸隱求得美名進而有望被推舉於朝的“曲線救國”也應運而生，即“終南捷徑”。即便身在當朝，也有大量亦官亦隱的文士。盛唐時期有這種政治環境讓士大夫們積極進取，努力爭取建功立業。而到中唐時期，內憂外患頻仍，各方鬥爭激烈。混亂的政局勢讓士大夫動輒無所適從。那麼，自適、自保就成了中唐文士重點解決的問題，這也是白居易曾經面臨的難題。
《舊唐書·白居易傳》記載：“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白居易的出身為小官宦世家，年少時期受家族影響，諳熟儒家典籍，原本也是設計一條通過科舉躋身社會上層的人生道路的，他在貞元十六年一舉登第，開始長達 39 年的官宦生涯。本以為可以在政治上有一番大作為，熱血青年白居易擼起袖子想要對這個世界作出改變時，然而卻受到巨大的阻力。
（元和）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置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跡，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舊唐書·白居易傳》
白居易遭貶，從表面上看，是由於說了不合時宜的話，上書請求徹查武元衡遇刺的做法超出了他的職責範圍。但其實武元衡被殺牽涉到幾個大的藩鎮勢力，情況非常敏感與複雜，朝中大臣無人敢說話，“出頭”的白居易因此引來了各方的敵意。加上平時看白居易不順眼的人又以《賞花》《新井》兩首詩（這兩首詩沒留存下來，因為白居易的母親就是在賞花時掉井裡淹死的，那麼寫這樣相關的詩就是不孝。）攻擊白居易不孝，引發的道義上的議論，很明顯就是“欲加之罪”了。
白居易被貶謫為江州司馬，同時開始反思。逐漸在詩歌中體現出對官場的厭倦，並開始有了退隱的思想。一方面，中小官吏家庭出身的白居易深知生活貧困的苦楚，他無法毅然絕然地隱居；另一方面，社會的黑暗，官場的腐朽，他又無法拋棄知識分子的良知去隨波逐流。再加上對以往的隱逸思想作了改造，“中隱”思想由此產生。
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就是這種思想的體現之一。熟悉白居易的朋友大概知道，白居易因“武元衡事件”被貶之前，在憲宗手下主要做的是左拾遺，左拾遺屬於諫官，就是專門給皇帝提意見的，並且是憲宗跟前的“紅人”（詳情見文末鏈接）。“武元衡事件”之後，白居易有意遠離紛爭，甚至主動請求外任。可以說，前期的白居易雖然官不算大，但是距離政治鬥爭很近；後期的白居易表面看來位高權重，但其實卻與政治鬥爭距離遠了。
特別是大和三年（829），五十八歲的白居易寫了一首《中隱》詩，正式標舉“中隱”思想：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
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
不勞心與力，又免飢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體錢。
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遊蕩，城東有春園。
君若欲一醉，時出赴賓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態歡言。
君若欲高臥，但自深掩關。亦無車馬客，造次到門前。
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
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
寂寞山林的小隱與喧鬧朝市的大隱，顯然要“與時俱進”、適時調整，白居易所追求生活方式是“中隱”。尤其在晚年，白居易“隱”在閒散官、分司官，洛陽雖名為留都，卻實同地方，無長安複雜政治環境；分司官少有公事，所以白居易既無政務纏身，又無是非牽扯；洛陽還有許多名勝可供遊玩，且當時的好友如裴度、劉禹錫等人也在洛陽居住，當然還有不菲的俸祿使得這種悠閒舒適的生活有條件成立。
“中隱”強調身心自然結合，不再執著於寂寞的山林或喧鬧的朝市，沉溺於山水園林之樂中也未嘗不可。或許換個說法：官還是要做，只是內心中由對國家、民族、政治命運的關注轉為對適意生命狀態的關注。形骸向外順著世間法規，內心卻追求著自我平衡。
所謂“隱逸”被賦予了新的內涵，更重視從心跡上構築精神世界的樂園，而不去糾結外在形式。白居易所標榜的“終歲無公事，隨月有傣錢”兩相調和美的中隱生活，在當時是得到中唐士人的普遍認同。好友劉禹錫贊曰：“散誕人間樂，逍遙地上仙”。白居易死後，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說“文章已滿行人口，一度思君一愴然”。可以說，白居易在當時名聲上並沒有折損。
而到了儒學逐漸興盛的宋代，白居易的這種仕與隱兩手抓的行為就受到質疑了，朱熹說：“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朱子這話真挺尖酸刻薄的，甚至刻薄得有些可愛，白居易怎麼就提到“富貴”口水都止不住地流呢？
前面的文章中我提到過，宋人對於一個文學家的評價是要基於他的品格的，
他們堅持從“人品”看“文品”，能讓宋人挑不出毛病的無非就是陶淵明和杜甫了。當然，這種以儒學為主導的理學在明清兩代更是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因此，明清的文士多半也是看不上白居易的。但是，值得玩味的是，正是北宋文人發展了白居易的“中隱”理念，當時朝廷一方面拉攏讀書人，另一方面也對文人進行反覆無常的迫害。對朝廷的失望感與儒家的使命感交織在一起，是北宋文人矛盾而痛苦的普遍心理。
白居易是一個複雜的人，北宋的一些文人也是很複雜的。“中隱”可以看作是一種平衡機制，調節文士的政治需求與歸隱追求之間的矛盾。這其實可以和我之前提到的陶淵明在北宋時期重新發光結合起來看，集體慕陶一定與時代環境有關，但是由於自身與社會的種種限制，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灑脫地去歸隱。
白居易最終沒有選擇徹底的歸隱，未嘗不是為後代文人提供了平衡險惡仕途與閒適人生的方式，同時也為文人保持相對獨立的人格創造了可能。蘇東坡甚至將“中隱”發展為“心隱”——外在形式已然不重要了，關鍵在於心境。
嚴格地說，“中隱”的做法的確有些圓滑，但是仔細想一下，我們中的大多數，也許窮極一生都是在與平庸做鬥爭的。“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生活的真相後依舊熱愛生活”，歷盡滄桑之後，能保持初心，未嘗不算是一種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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