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痞子到軍人，後來還進過監獄，鍾躍民表現的仗義在中國當代小說史的人物裡是一個另類
他經歷了中國的當代史，但始終又在時代旋渦邊緣上徘徊。鍾躍民從開始到結束的一系列生活軌跡都在證明他的桀驁不馴。
他拒絕成為“精英”，拒絕成為“成功人士”，拒絕歷史為他安排的命運和提供的機會。
他拒絕在任何一個地方，拒絕在任何一個社會位置上安居，他是個背叛者，是個離家出走者，他一直保持選擇和放棄的權利和勇氣，他永遠“在路上”。
在1968年特殊的年代，“沒人管”的日子太幸福了。對於曾經在家、在學校是好孩子的鐘躍民來說，這是一個“狂歡節”的日子。
鍾躍民想：做好孩子沒意思透了，再說了，當好孩子也沒當出好來。“我們哥們幾個一琢磨，不對呀，當好孩子太吃虧了，不如當流氓去。
”鄭桐在插隊時期的這段言論從側面準確的指出了那個時代人生活的實際情形。在那個紅色的歲月，所有的有志向的青年都響應毛主席的偉大的號召：“知青上山下鄉。
”但家庭有問題的除外，鍾躍民就是家庭有問題的孩子。在當時北京區的孩子，有大院的和衚衕的兩類孩子。
“一種是安分守己的，一種是喜歡在街頭鬧事的，這類人稱為頑主。”他們在街頭鬧事包括打架和拍婆子，鍾躍民就是其中的頑主之一。
他們講義氣，而且好玩。玩是他們生活唯一的嗜好。他們可以為一個女人而打架，可以為一個女人，敵人可以成為好友，例如在第一次與周曉白相遇時，鍾躍民和張海洋他們大打出手，其實他們並沒有仇恨，閒蕩在街上只是為了拍婆子而打架。
但是過後，與周曉白再遇時，他竟然忘了；他和李奎勇在同一學校半個學期，他對好鬥的李奎勇竟然十分的敬佩，後來竟也成生死之交的朋友。
1968年的鐘躍民是個“小資”頑主，這是相對於在袁軍、鄭桐等很多幹部子弟的家被查封后的小孩來說的。
鐘山岳父親被隔離審查，但因為有隱晦的關係，他還享受著他爸職稱級別的房子。
他有寬厚生活住所，所以有很多“沒人管的小孩”都圍繞在他的身邊，鍾躍民成了有點名氣的小頑主。
但好景不長，他們被時代管住了，因為那個時代不允許這幫孩子一直處於“沒人管”的狀態。在那個上山下鄉時代，他們被分配到鄉下，或被徵收到部隊裡去了。

到部隊裡去是最好的了，但這種權力，只有家庭好的才能去的，鍾躍民只有“上山下鄉當兵”的權力了。
這時出現了食指在一首詩《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所敘的北京火車站的分離場面。可是在鍾躍民這裡離別時面對悲情，竟放起了爆竹
仰天大笑：“小家子氣，又不是上刑場，哭什麼？大丈夫橫行天下，這才剛有那麼點兒意思，好玩的事還沒開始呢……”好一個大頑主的嬉戲人生本相，這是他無所謂的表現，但恰恰是鍾躍民不斷變換生活方式的契機，也是他不斷逃離生活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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