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徹底、最成功的一次變法改革，這其中不僅有變法者的決心與熱血，更蘊含了決策者高明的技巧和長遠的目光。如果僅憑史書對商鞅變法寥寥數言的記載，我們很容易一種“徙木立信”的簡單印象，就好似在城門口命令大家移動一根木頭就能夠確立威望、拉攏人心似的，真實的歷史當然不會如此簡單。
不同於同時期的其他諸侯國，秦國變法從一開始就有一套縝密的長期計劃。要知道戰國時期烽火連天，列國競爭程度堪稱慘烈，動輒亡國絕嗣，各路諸侯危在旦夕之間，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許多君王迫切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在一夜之間就變法圖強。不過，當時剛剛繼位，並且年僅二十出頭的秦孝公卻楞是定下心來，氣定神閒地對從魏國投奔而來的商鞅做了兩年時間的考察與磨合，同時還親自選拔了一批關鍵成為秦國新政的儲備人才。如此氣度，放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鳳毛麟角的，商鞅變法正是在這樣一代雄主的支持下得以展開的。
所謂變法，放在戰國時期的大背景下，無非就是三個目的，即強化中央集權、抑制既得利益者、扶持底層民眾。在這三點中，最為艱難的便是對既得利益群體的觸動，因為強化中央集權就是要從秦國舊貴族手中收回權力、扶持底層民眾就是為了從貴族手中分割利益。換言之，變法的本質就是打破既得利益者對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的過度壟斷，從而完成對利益關係的合理化重構。放到當時的秦國，其實就是對選官制度、爵位制度和徵稅制度的改革。
自夏商以來，各國選官皆由貴族世襲罔替，秦國改革官制就是希望用職業官僚取代世襲的貴族，通過選拔毫無根基的平民（沒有家族依託，便只能依附於君主）來分化貴族權力，從而達到中央集權的目的。至於爵位制度也從原先的世襲模式變成了晉升模式（通過戰功或其他領域的卓著貢獻獲得），並且不再允許爵位被無條件世襲了，這就避免了階級固化並且抑制住了貴族階層的勢力。而修改稅制則將稅收納入國家層面的職能，剝奪了貴族在自己領地收稅的權力，從而達到了抑制貴族、強化中央集權、殷實國庫的目的。當秦國中央手中擁有了遠勝於貴族的資源以後，便有能力扶持底層民眾，並提拔其中的精英人才入朝為官了。
當然，正所謂知易行難，即便秦孝公和商鞅看明白秦國的癥結所在，也未必能夠很好地將改革推行下去。畢竟貿然對官制、稅制以及爵位制度進行改革，勢必迅速招致既得利益群體的反撲，從而落得身死政息的下場。當初楚國吳起變法，其失敗的根結就是源自於此。所以，秦孝公和商鞅這對君臣在變法之時，非常精準地把握住了節奏。他們首先從爵位制度上入手，雖然打破了貴族的世襲特權、為平民開闢了上升通道，但將爵位與功勞掛鉤的方式卻並未嚴重衝擊秦國貴族階層的利益。因為當時的功勞要麼是在戰場上斬獲，要麼就是在生產等其他領域做出卓越貢獻，這其中又以立下戰功最為普遍。此時的秦國貴族由於地緣環境等因素而長期征戰，並未出現因物質生活而腐化墮落的情況，故而到前線打仗就是家常便飯。這些貴族子弟的軍事素養和文化水平都不含糊，所以爵位制度新政對其並沒有什麼損失。
然而，對於貴族子弟影響不大的爵位新政，對秦國的底層民眾而言卻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畢竟草根逆襲成為了一種可能。正因如此，這些因功授爵的平民也就成為了秦國變法的直接受益者，並最終在數量上超過了既得利益階層，成為商鞅變法最穩固的基本盤。所以秦國爵位改革之所以如此順利，其根本原理就在於它在不改變貴族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改變了規則，從而拉攏了一批新的血液入局，從而壯大己身。
隨著變法的逐步展開，秦國的農業生產也隨之好轉起來，糧食產量大增，經濟實力顯著提高。此時的秦孝公並未因此而增加稅收來擴充中央財政，反而頒佈惠農政策，規定農民生產如果達到一定數量，就可以享受稅收減免政策，從而將秦國的農民階層囊括到新的體系範疇之內。這種目光長遠的做法，為秦國變法的每一項政策都創造了堅實的基礎。通過這種看似皆大歡喜的做法，秦孝公和商鞅為進一步的改革積蓄了足夠的勢能，並在統一思想層面同樣不含糊。
許多人都說秦朝焚書坑儒，其實焚書和坑儒是兩件事情，並且焚書也不是秦始皇發明的。商鞅最早提出“燔詩書而明法令”，其中“燔詩書”就是查禁和國家大政方針相背離的出版物（秦孝公時期禁封就兩本書，《詩經》和《尚書》），不允許在民間私藏。至於“明法令”就是對全國進行普法教育，甚至為此專門設置了一個官職，即“法官”，就是專門用來給老百姓解讀法律條文的，一旦解讀錯誤就將按照瀆職罪論處的。通過“明法令”，秦孝公和商鞅不但給予老百姓利益，還告知他們這些利益究竟是如何來的，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聚攏人心。“什伍連坐法”應當是諸多秦律中，傳播名聲最廣的一項條款了。所謂“什伍連坐法”，通俗來說就是一個人犯罪，其親朋好友、左鄰右舍也將跟著遭殃，如此不近人情的律法卻也成為秦孝公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的工具。
原來，連坐之法勢必需要讓執法者清楚治下的戶籍情況，秦孝公和商鞅也就順理成章地完成了在全國範圍內的人口普查，將秦國上下的具體情況都瞭解透徹了，整個秦國的人員和資源也就印刻在了這君臣二人心中。有了一定的資本以後，秦孝公又接連向魏國開戰，並且三戰三勝，卻打完就撤，沒有佔據一寸土地，這是為什麼呢？原來，自從秦國建立了以功授爵的制度以後，給了草根逆襲一個通道，後面缺的自然就是立功的機會。對於普通人來說，要想以最快的速度立功，那最好的機會就是打仗。只要打仗，那麼短期內必然會湧現出一大批平民新貴，也只有如此，秦國朝堂的力量對比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綜上所述，秦國新政並非簡單的利益重新劃分，而是通過改變國家力量格局、提供底層精英群體上升的通道，聚攏起足夠數量的變法受益者，並藉此完成對國家的徹底變革。這其中，加強重要集權、抑制既得利益群體和扶持平民階層是目標，改革官制、爵位制度和徵稅制度是手段。最終，秦孝公和商鞅在不知不覺間改變了秦國的社會結構，促使秦國迅速強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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