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彻底、最成功的一次变法改革，这其中不仅有变法者的决心与热血，更蕴含了决策者高明的技巧和长远的目光。如果仅凭史书对商鞅变法寥寥数言的记载，我们很容易一种“徙木立信”的简单印象，就好似在城门口命令大家移动一根木头就能够确立威望、拉拢人心似的，真实的历史当然不会如此简单。
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诸侯国，秦国变法从一开始就有一套缜密的长期计划。要知道战国时期烽火连天，列国竞争程度堪称惨烈，动辄亡国绝嗣，各路诸侯危在旦夕之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许多君王迫切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在一夜之间就变法图强。不过，当时刚刚继位，并且年仅二十出头的秦孝公却楞是定下心来，气定神闲地对从魏国投奔而来的商鞅做了两年时间的考察与磨合，同时还亲自选拔了一批关键成为秦国新政的储备人才。如此气度，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凤毛麟角的，商鞅变法正是在这样一代雄主的支持下得以展开的。
所谓变法，放在战国时期的大背景下，无非就是三个目的，即强化中央集权、抑制既得利益者、扶持底层民众。在这三点中，最为艰难的便是对既得利益群体的触动，因为强化中央集权就是要从秦国旧贵族手中收回权力、扶持底层民众就是为了从贵族手中分割利益。换言之，变法的本质就是打破既得利益者对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过度垄断，从而完成对利益关系的合理化重构。放到当时的秦国，其实就是对选官制度、爵位制度和征税制度的改革。
自夏商以来，各国选官皆由贵族世袭罔替，秦国改革官制就是希望用职业官僚取代世袭的贵族，通过选拔毫无根基的平民（没有家族依托，便只能依附于君主）来分化贵族权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至于爵位制度也从原先的世袭模式变成了晋升模式（通过战功或其他领域的卓著贡献获得），并且不再允许爵位被无条件世袭了，这就避免了阶级固化并且抑制住了贵族阶层的势力。而修改税制则将税收纳入国家层面的职能，剥夺了贵族在自己领地收税的权力，从而达到了抑制贵族、强化中央集权、殷实国库的目的。当秦国中央手中拥有了远胜于贵族的资源以后，便有能力扶持底层民众，并提拔其中的精英人才入朝为官了。
当然，正所谓知易行难，即便秦孝公和商鞅看明白秦国的症结所在，也未必能够很好地将改革推行下去。毕竟贸然对官制、税制以及爵位制度进行改革，势必迅速招致既得利益群体的反扑，从而落得身死政息的下场。当初楚国吴起变法，其失败的根结就是源自于此。所以，秦孝公和商鞅这对君臣在变法之时，非常精准地把握住了节奏。他们首先从爵位制度上入手，虽然打破了贵族的世袭特权、为平民开辟了上升通道，但将爵位与功劳挂钩的方式却并未严重冲击秦国贵族阶层的利益。因为当时的功劳要么是在战场上斩获，要么就是在生产等其他领域做出卓越贡献，这其中又以立下战功最为普遍。此时的秦国贵族由于地缘环境等因素而长期征战，并未出现因物质生活而腐化堕落的情况，故而到前线打仗就是家常便饭。这些贵族子弟的军事素养和文化水平都不含糊，所以爵位制度新政对其并没有什么损失。
然而，对于贵族子弟影响不大的爵位新政，对秦国的底层民众而言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毕竟草根逆袭成为了一种可能。正因如此，这些因功授爵的平民也就成为了秦国变法的直接受益者，并最终在数量上超过了既得利益阶层，成为商鞅变法最稳固的基本盘。所以秦国爵位改革之所以如此顺利，其根本原理就在于它在不改变贵族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改变了规则，从而拉拢了一批新的血液入局，从而壮大己身。
随着变法的逐步展开，秦国的农业生产也随之好转起来，粮食产量大增，经济实力显著提高。此时的秦孝公并未因此而增加税收来扩充中央财政，反而颁布惠农政策，规定农民生产如果达到一定数量，就可以享受税收减免政策，从而将秦国的农民阶层囊括到新的体系范畴之内。这种目光长远的做法，为秦国变法的每一项政策都创造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种看似皆大欢喜的做法，秦孝公和商鞅为进一步的改革积蓄了足够的势能，并在统一思想层面同样不含糊。
许多人都说秦朝焚书坑儒，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件事情，并且焚书也不是秦始皇发明的。商鞅最早提出“燔诗书而明法令”，其中“燔诗书”就是查禁和国家大政方针相背离的出版物（秦孝公时期禁封就两本书，《诗经》和《尚书》），不允许在民间私藏。至于“明法令”就是对全国进行普法教育，甚至为此专门设置了一个官职，即“法官”，就是专门用来给老百姓解读法律条文的，一旦解读错误就将按照渎职罪论处的。通过“明法令”，秦孝公和商鞅不但给予老百姓利益，还告知他们这些利益究竟是如何来的，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聚拢人心。“什伍连坐法”应当是诸多秦律中，传播名声最广的一项条款了。所谓“什伍连坐法”，通俗来说就是一个人犯罪，其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也将跟着遭殃，如此不近人情的律法却也成为秦孝公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
原来，连坐之法势必需要让执法者清楚治下的户籍情况，秦孝公和商鞅也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普查，将秦国上下的具体情况都了解透彻了，整个秦国的人员和资源也就印刻在了这君臣二人心中。有了一定的资本以后，秦孝公又接连向魏国开战，并且三战三胜，却打完就撤，没有占据一寸土地，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自从秦国建立了以功授爵的制度以后，给了草根逆袭一个通道，后面缺的自然就是立功的机会。对于普通人来说，要想以最快的速度立功，那最好的机会就是打仗。只要打仗，那么短期内必然会涌现出一大批平民新贵，也只有如此，秦国朝堂的力量对比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综上所述，秦国新政并非简单的利益重新划分，而是通过改变国家力量格局、提供底层精英群体上升的通道，聚拢起足够数量的变法受益者，并藉此完成对国家的彻底变革。这其中，加强重要集权、抑制既得利益群体和扶持平民阶层是目标，改革官制、爵位制度和征税制度是手段。最终，秦孝公和商鞅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秦国的社会结构，促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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