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一次外交之旅是美国人蒲安臣代为出行的。因为，大清子民谈夷色变，不愿意去西方，所以委托了美国人蒲安臣代为出使。
在1868年蒲安臣使团的出使活动中，最具意义的是《蒲安臣条约》的签订。当时，在蒲安臣使团抵达美国后的一个多月中，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就《天津条约》的续增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由于西华德与蒲安臣均系对华“合作政策”的决定性人物，两人在对华政策上基本是一致的，这也是促成《蒲安臣条约》签订的一个动因。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的洋大人》改写
再者，西华德也了解到英国政府要与中国修约的决心，他对蒲安臣率领的这支外交使团访问美国暗中窃喜。根据中国与西方签订的条约中规定的利益均沾原则，如果中国与英国修约，完成棘手的关税和过境税谈判，那么，美国也可以享受这一特权。刚刚经历了南北战争创伤，还没有能力对外实施商贸、经济扩张的美国便把过境税和关税问题留给英国谈判，但西华德也认为《中美天津条约》需要修改。经与蒲安臣的多次磋商，7月28日，蒲安臣代表大清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这个条约被梁启超称为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与列强所签订的第一份平等条约。
说这是一份平等条约，首先在形式上它是对等的，这是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的身份而不是以战败国身份签订条约；其次，这份条约在内容上基本是平等的。这主要反映在第三、四、五、六、七款上。第三款是双方互设领事官前往驻扎；第四款则指出中美两国人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第五款则说明允许双方国民自由来往、贸易和定居；第七款指出双方都可以在对方国家设立学堂。
晚清官场的洋大人
当然，《蒲安臣条约》也存在明显的不足。比如说第六条中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1]。从字面上看，这的确是晚清中国所签署的最平等的条约。清廷上下尤其对美国在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点很是满意，认为这照顾到了大清的颜面。美国则通过这一条约将骗招华工合法化，解决了内战后和修建太平洋铁路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因此也有学者戏称此条约为“廉价劳动力条约”。《蒲安臣条约》签订后，大批的华工被骗进美国，为美国西部开发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在美华工却没有任何地位可言，经济上常常遭到盘剥，在社会上受到歧视。不仅如此，在美华工还要常常遭受“排华”的厄运。
《蒲安臣条约》有弊有利，但总体而言对中国开展近代外交是有利的。中国使团美国之行，清廷的官员们亲眼目睹华工在美国的生存状况，也认识到了加强外交关系、保护华人的重要性。志刚在日记中说，金山“中国人已有十数万众，中国若不设官，一恐其滋事，无人弹压；一恐其久无统属，悉变为外国下等之人”[2]。因而对于这一条约，志刚也是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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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蒲安臣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也是有利的，它加强了中国与美国教育文化交流。根据条约，清廷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
其实，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蒲安臣条约”的签订，既是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对蒲安臣的支持，也是其对华“合作政策”的延续。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西华德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在《蒲安臣条约》中首次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写入其中，成为国际外交中的行为公约，也成为西华德与恭亲王在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内炫耀政绩的资本。这一政策此后也成为美国一个多世纪对华政策的主旋律。
《蒲安臣条约》的签订，蒲安臣认为这是他出使西方的一大重要文明成果。在8月间他出席波士顿举行的一个晚宴上，他肯定了这一成果：
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贸易的广东十三行一景
《蒲安臣条约》宣布了对中国领土和领海中立权的尊重，反对各种治外法权的主张，……遏制了列强推行的租借地主义主张。……中国人从来不曾放弃它的领土主权，过去不曾放弃，今后也不可能放弃……根据条约，中国也被视为同其他国家一样具有平等的国际地位。改变了西方认为的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不能跻身国际之列的偏见。……中国己经置身于平等中，她的国民也将享有与其他最惠国公民一样的待遇，中国人将与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普鲁士人（德国）以及一起国家的人并肩而立。此外，这个条约也赋予了中国平等的外交地位，他们的权利将得到保护。……这个条约鼓励那些严肃、勤奋的人们自由移民到美国。有了这些劳动力，美国太平洋铁路将快速推进，修过内华达山的顶峰，我们的毛纺厂也因为拥有大量的劳动力而得以盈利，加利福尼亚比它的金子还要宝贵的农田也会被他们耕种获得收获。我很高兴地看到，美国人正在实行平等的外交原则。[3]
蒲安臣认为《蒲安臣条约》的签订，为中国的改革开创了和平的外交环境。蒲安臣相信这个在他看来具有平等意义的条约地签订，将通行全世界。使团中国成员也相信，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追求将很有信心，对中国与各国的外交往来很有信心因此他们对其要访问的国家没有要求应该受到怎样的尊重，而是相信这一条约代表了西方文明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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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262页。
[2]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第105页。
[3]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 p14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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