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問008、西方分科與東方分術有什麼不同?

讀過科技史的人一定對以下的句子很熟悉:

神學是哲學之母,哲學是科學之母。

哲學從神學中分離,科學從哲學中分離。

那麼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本人以前的認知是是:


雜問008、西方分科與東方分術有什麼不同?

但最近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回溯了一下所學過的科學知識,我認為它們的關係應該是這樣:


雜問008、西方分科與東方分術有什麼不同?

最明顯的是我們習以為常的:定律,原理,公理。

它們都源自於我們的經驗,經過無數次的“驗證”,仍然無法證明或證偽。即使到了相對論對牛頓經典力學形成衝擊,也仍然如此,只不過引入了“有效”或“生效”的場景或情形。

但習慣了科學的人們,會把它們當作空氣一樣的存在,絲毫不會察覺,這是一種“強大”的假設,隨便地抖動一下,整體科學的體系就會受到威脅。最經典的莫過於三次數學危機,和物理學的兩朵烏雲。

《中國科技史》的作者很迷惑,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誕生在中國?答案其實就包含在面對經驗的態度和處理方法上。

在中國,有諸子百家,有三教九流等等之說,無論哪家學說,除了佛,基本上都有道,氣的概念。道和術是一種抽象與具象的關係,同時也是客觀與主觀的關係。具象中總能看到抽象,主觀中總能找到客觀。這是一種極其普適的方式,這也是一種極大地壓縮經驗的方式。這種觀念一旦形成和普及,大家都知道求道,不能過於執著於形體,也就是科學執著的結構。

中國文化主張:道決定著世間一切,道不可改變,只有順應,道可以通過觀察萬物而求索,看得見的世界都有無數的形體可供我們的觀察而不能窮盡,如儒家心學就很反對格物致知,很少人會往比肉眼更小的地方上看,因為看得越細,迷惑越多。所以對於宏觀,中觀的把握是中國文化的主基調,對於微觀的事情總是有意無意地避開。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雜問008、西方分科與東方分術有什麼不同?

從人出發,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現象,所以在討論道和術的問題上,道是唯一的,術是不唯一的,所謂的分術,如醫生,風水師,巫師等,就是以人的需求為主要劃分手段的,醫生是為了恢復病人的健康。人有多少種需求,那就會有多少種術,而這些術,都是從道中來,然後它們會揹著相同的模式和範式,也會有相同,或類似的概念和方法。

以人的需求為出發點分術,接下來才是分科和分工,這與西方的科學的思維過程恰恰相關,分科是確定研究對象,客觀對象為第一齣發點,而後才產生理論,最後才是應用後造成分工。


雜問008、西方分科與東方分術有什麼不同?

科學的發展是一種挾持人類向前的發展方式,因為此時的人類會因為有了理論,有了技術,而拼命地為它們能落地”製造場景“,它必須宣傳它的好處。當所有的方向都開出科學的花朵時,其實人們已經沒有心思去欣賞,而是被迫成為這一朵朵花朵的肥料。如果科學是一輛飛奔中的汽車,那麼這輛車需要一個制動方式,不然只會成為壓迫人類的一個工具而已。

回到醫學,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衝突正交織。一邊是以科學為主導的研究機構和管理機構,一邊是以臨床為主導的醫生和病人。到底是以人為先,還是科學為先?

以科學為先的現代醫學,有著種種的理論,療法和藥物,每一個概念,都與別的科學技術一樣,以落地應用和“生產”為基本目標,病人只是他們落地場景,所以他們需要極大化這個場景,因為沒有一個療法是為了只治療一個病人而研究,沒有一個藥是隻為了治療一個病人而生產。就如沒有工廠會為一個人定製一雙鞋子,一頂帽子一樣,只有作坊會這樣做。

為什麼不能為一個病人而研究一種藥物或多種藥物?為什麼不能為一個病人研究一個療法或多種療法?從病人的角度看,這沒有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成本和療效。很明顯,按照科學的思路是: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方向,一個高社會成本的方向。

醫生面對一個充滿不確性的問題,怎麼能控制成本?只有“限定”,也就是人為地減少不確定性。如分科,專治一種病,或一類病。如限定診斷的時間和次數,醫生可以採用一次否決權,讓為病人的病自己不能治。

療效或藥效,也被稱為質量,它應該如何保證?質量這個問題詞本身就是源自商品交易,只有把醫療當作一種商業行為——交易才需要質量。過去,藥品和療法都是醫生整體提供的,醫生以個人的誠信為基本擔保,因為當時醫生一般不會四處亂跑,四處亂跑的被稱為“遊醫”或“郎中”。西方隨著工業和化學的發展,醫生已無力承擔所有的工作,藥物的生產由藥企壟斷;東方也類似,中藥出現專門的炮製工藝,醫生只要確保藥品可用即可,但醫學仍然可以自採藥物進行加工,沒有被壟斷的困境。

但是偏偏類似於作坊的中醫可能可以達到一人多藥多方的低成本,高療效的情況,一人一方,一人多方等現象,明明是一個優點,卻被詬病為“不科學”。

其實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以前,發明家,也就是應用科學知識的人是引領著社會進步的方向,如愛迪生,接著就是將人的生產和應用深度優化的人引領著社會進步的方向,如福特,後來就是將人的需求和生產深度優化的人引領著社會進步的方向,如喬布斯。

可以結合簡單馬斯洛的人的需求層次來理解社會的變化。

1、當社會動盪時,傑出的政治家或軍事家引領社會進步。

2、當社會初步穩定時,傑出的經濟學家規或劃師引領社會進步。

3、當社會恢復基礎時,傑出的發明家引領社會的進步。

4、當社會發展時,傑出的生產管理者引領社會的進步。

5、當社會繁榮時,傑出的產品者引領社會的進步。

當社會繁榮時,社會的發展會重新回到以人為中心的基本點上,生產方式,生產效率不再是唯一的標準。個性化定製,限量版產品就是這個觀點轉變的表現。對於治病更是如此,病人的需求只會越來越高,越來越偏向個性化,但是即使私人醫院發達的美國,所謂的個性化醫療也是緊緊地被捆綁著。捆綁的繩子正是為了監管大批量生產的工具:盲實驗和對照實驗。

但是,“作坊”經濟會重新興起,人的要求會越來越多樣化,此時一刀切的方式會顯出明顯的滯後,同時大產生的既得利益者也會阻撓“作坊”重新興起,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利用標準,提高作坊的成本,直接把作坊拖跨。

大產生會成為社會的基礎設施,如通信業,如水電業,如運輸業;就如酒,醬油等是餐飲業的上游,必定會被下游的餐館的所影響。對於醫療也一樣,如果能重回組方的方式進行治療,醫生作為下游更接近終端客戶,可以更自由地控制成本,對於“特效藥”的需求就會大大的降低,藥企只能從事生產大批量低利潤的藥物或物資。

這不一定是事情的全部,但應該是事情發展的一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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